李贞玉【韩国】:韩国诗人李箱与中国诗人李金发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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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韩国诗坛与中国诗坛的“诗怪”,李箱与李金发均以“怪”“恶”为美、以象征为艺术旨向,分别成为韩中两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异军突起的重要一环。然而,由于二人所处的国家民族、时代背景与成长环境、个人性情的不同,他们在共同的“怪诗”写作中又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走向,就追求象征手法与“新”、“奇”、“怪”的现代主义诗风方面,可以说,他们是殊途同归、芬芳各异。李箱通过高度浓缩的象征与暗示把文字或数字符号化、暗号化,从而使人们按图索骥去索解蕴含在表面记号当中的真情实感,并通过潜意识的自然流露暗示自我探求的孤独与苦闷;李金发的诗歌则在疏离白话文运动的时空中走向文白夹杂与语言欧化的路径。二人如谜语、如密码般晦涩难懂的诗歌,对于读者接受来说均构成某种阅读理解的障碍。 [关键词]:李箱;李金发;韩国诗人;象征密码;暗示 被称做“天才”、“鬼才”的李箱(1910-1937,本名金海卿)与“诗怪”李金发(1900-1976)分别在20、30年代的韩中两地诗坛上掀起了以“怪”为美、以象征为艺术旨向的现代诗风,他们虽分属韩中两地,但在各自的本土诗歌创作潮流中另辟蹊径,都通过高度象征与暗示营造一种新奇怪异、晦涩朦胧的“恶美”效果,并在探索死亡、黑暗的生命体验中走上叛逆美学的道路,分别成为韩中两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异军突起的重要一环。然而,由于二人所处的国家民族、时代背景与成长环境、个人性情的不同,他们在共同的“怪诗”写作中又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走向,就追求象征手法与“新”、“奇”、“怪”的现代主义诗风方面,可以说,他们是殊途同归、芬芳各异。其中,李箱通过象征与暗示使语言高度符号化和密码化,甚至演变为极端的“诗谜”,并通过潜意识的自然流露暗示自我探求的孤独与苦闷,使人们即使按图索骥亦很难索解蕴含在表面记号当中的真实情感,致使其诗歌作品成为被孤立、隔离的文本,与读者拉开了沟通理解的距离;李金发则在疏离白话文运动的时空中以文言入诗,在半文半白与语言欧化的奇接中营造了某种生涩奇特的效果,并通过象征与暗示刻画了一瞬即逝的幻觉与情绪,成为白话诗坛的“怪诗”和“笨谜”。 一、韩国诗人李箱与中国诗人李金发的怪人怪诗 在20世纪20、30年代,李箱与李金发分别是韩中两国诗坛的“怪人”,其作品亦是韩中两国诗坛的“怪诗”,他们均由绘画而文学,诗歌创作又都自觉以象征、暗示为主,都以象征诗风引发了本国的现代诗潮,均被冠以晦涩难懂之名,但是这两位诗坛怪人却各有其怪,他们的创作背景与人生经历亦在韩中不同的地域中书写着某种差异性。 二、象征之谜:语言的符号化与密码化 马拉美强调诗的“猜谜”,即文字的意义很朦胧,表现的情调却很真切,但不能轻易地看出来,需要读者去揣摩。2而这种“猜谜”特质在李箱与李金发的诗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通过怪异荒诞、意想不到的高度象征与暗示使诗歌神秘莫测、晦涩难懂。尤其在李箱的诗歌中这种隐晦朦胧的特征往往借助于数字、图形等符号化的文字密码来呈现,所以他的诗不仅在30年代属于“异军突起”的另类,至今仍是一个先锋前卫、超越时代的“艺术之谜”。而李金发实践“通感”、“远取譬”3、“省略法”4等与众不同的别开生面之作也为新诗带来“新奇怪丽的歌声”。 李箱打破了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和语言形式的规律,或不守韩语当中不同的语言成分之间要空格的习惯以杂乱无序的谵言妄语使文字密码化,或直接用数字、图形等符号高度隐藏了揭破诗歌密码的管道。如,《因神经质而丰满的三角形》和《△的游戏》一诗中的△、▽,《乌瞰图 诗第5号》中的,《△的游戏》中看似填空题考卷上的数字1、2、3等一系列象征符号在李箱的诗歌中随处可见。而且诗文中杂糅纯韩语与汉字,生僻字的频繁运用现加剧了文字的陌生化,从而拉大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这与李金发所坚持的“不固执文法的原则”、“跳过句法”( 苏雪林指出所谓“跳过句法”就是“省略法”《论李金发的诗》 )等创作主张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李金发的诗歌有着因文白交加和过度欧化的句式而带来的生硬陌生的艺术效果。只是李箱因他诗歌中象征与暗示的极端表现方式而与世隔绝了,相反李金发的诗歌中其新鲜的冲击力得到读者的认可与理解。这种现象又衬托从李箱诗歌中按图索骥寻找“谜底”的困难程度远远要超过李金发的诗歌。首先,看一首李箱诗歌中因备受争议而成名的《乌瞰图 诗第1号》; 13个小孩儿直奔大马路。 第一个小孩儿说害怕 第十一个小孩儿也说害怕 就算其中一个小孩儿是恐怖阴森的也好 (马路以四通八达的为宜) 这首诗笼罩在一种朦胧的恐怖、不安、混乱的阴影中,似是梦话般反复嘟囔、又像是不经过脑子而随口吐出的毫无连贯的废话。但从结构层面上看又非常整饬,前后呼应,从形式来看呈现出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的特征。一言概之,这首诗给人以难以读懂的阅读困难,也并不符合当时以纯诗和抒情诗为主流的创作风格与习惯,当时主流文坛面对这种“畸形”诗歌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更有甚者加以激烈的抨击与批判,最终原本打算发表30首的计划划为泡影而中途夭折了。对此情形韩国学者金起林发感慨道,“他总在人生的边缘,就是说,他对现实是一个迟到的学生,或者也可以说现实总是晚几个小时才出现在他眼前”5这句话表明正因为他超前的现代精神才被他所处的年代拒之门外。而如今,他的诗作成了现代知识分子为了揭开“艺术之谜”而跃跃欲试的重点研究对象。 我不因任何人而看不见 可见,他写诗忌讳别人从中“看见”自己,哪怕某个习惯性的文字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而有意除去任何带诗情画意的词藻,而将毫无感情色彩的象征物加以符号化使人“看不见”自己。艾略特谈到“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 。李箱的诗歌不但脱离了个人的感情与个性,甚至把它们锁在保险箱里不得见天日。与之相比之下,李金发的象征密码不仅是“看得见”的,而且可以共享的。如《弃妇》一诗中他通过描写被生活遗弃的妇女形象暗喻诗人自己被冷漠而痛苦的感慨和不平。“弃妇的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之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这“弃妇”含着深沉的“隐忧”和无边的痛苦,在死亡的边缘上孤独徘徊: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诗人在一个象征性的“弃妇”形象中熔铸了内心世界的强烈感受。这种刻骨铭心的哀戚紧随弃妇的长发铺展开来,乌黑的长发犹如胜过“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的屏障,但又是“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的通道,也是“长泻在悬崖”的“山泉”,送去“我”的哀戚。这种联想与发散式艺术想象填满了弃妇的幽暗与孤寂。 三、象征密码中的生命潜意识与艺术幻觉 李箱的诗歌中往往流露出自我诊断及自我审视的心态,并蕴含着生命潜意识的自我争战与挣扎。而这种潜意识来源于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对家庭的绝望、及追求理想的自我与现实中自我的冲突。它们或自言自语、痴人说梦般流动的思想片段或以镜子为媒介,渲染自我分立的张力与痛苦。他坚守使人“看不见”的创作原则,依然用高度压缩的象征与暗示把自己深藏在文字后面。而李金发沉迷于捕捉表现扑朔迷离、一刹那间的自我感受及“一切的忧愁,无端的恐怖”《琴的哀》。他以艺术幻觉为主干,铸造了梦幻世界。他们二人在艺术手法上追求灰色朦胧的艺术境界,但李箱的诗作植根在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上,李金发的则生根于丰富的想象与怪异的幻觉。前者以语无伦次、混乱不堪的叙述方式激化了诗人痛苦绝望的内心世界,但也遭到了自我分裂者或精神病患者等的谩骂与嘲笑。后者虽在题材上吸取波德莱尔等西方象征派诗人的新奇性,但缺乏时代之气息与批判精神,显得肤浅而又生硬。 当我父亲在我身旁瞌睡时我成为我父亲而又成为我父亲的父亲,但我父亲毕竟就是我父亲我又何必成为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身为父亲我为何要超越父亲,而又为何最终要充当我和我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角色 这种绕口令似的“梦呓”其实是作家内心深处沉淀酝酿后的“自我诊断”。解析这首诗歌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他两岁时被送到伯父家成长的经历贯彻到人格、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的胚芽与形成。而且,备受歧视的新家庭环境总使他惴惴不安。他的内心也无法释怀,认为被父母亲抛弃的消极意念,从小形成反面的自我形象,觉得自己是生在穷苦贫寒家庭而被遗弃的可怜不幸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被人爱过,即从来没有像宠物一样被人受过宠”《恐怖的堡垒》并且,后来在跟另一个伯母带来的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伤害也无法愈合,只能衬托自己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可怜身世。在他心目中父亲是无能的、不可信赖的人。他把心中的怨恨与哀伤如蚕吐丝般一丝一缕地道出,“当我父亲在我身旁瞌睡时”即父亲没有能够对自己尽责,父亲虽然在我身旁,但是一个很遥远、很模糊的存在(因为他在打瞌睡)。不可能和他有任何心灵上的沟通,他们是一种个别的两个个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父子之间那种亲密无比的整体存在。这时“我成为我父亲”,他回溯到“父亲”、“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力求得到所有疑问的诠释,以解脱“弃儿”的强迫观念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桎梏。但这些似乎无济于事,现实摆在眼前“又为何最终要充当我和我父亲”。这是两种精神的张力,一种是努力解决精神困惑而求索的自我,另一种是心灰意冷,无视精神困惑的平庸世俗的自我。结果后者的声音吞没前者的,以怀疑无奈的声音阻挡克服精神桎梏的另一个自我。这种精神分立的两种张力在《乌瞰图 诗第4号》中更为强烈荒诞: 就患者容态的问题
诊断0·1 26.10.1931 以上 责任医生 李箱 顾名思义,这首诗呈现出诊断书的形式,诊断书的题目为“就患者容态的问题”,患者的病情由高度视觉化的数字代替,下面写有结果,日期,责任医生的名字。申炯铁认为左右颠倒的数字表示作家给镜子里面的自己所诊断的结果。他得出一个公式为“1变为0”,即根据当时发表在《朝鲜中央日报》时的排版,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看的话,以黑点为界限分为n和n-1。但越往左n-1越多,最后一行中所有n-1都归结为“0”,即右边头一行的所有“1”到最后一行一概变为“0”,而这恰恰和诊断结果“0·1”相吻合。至于“0·1”的暗示,学者是以李箱的一段随笔内容为依据得以诠释的。7 我的生活就是从我的生活中除去1的。 ——无题(我) 他总为拮据不堪的生活而苦恼。“这门竭尽全力也始终无法打开是因为里面生活困乏的缘故”(《家庭》)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金海卿”的心声,但他眼看着“1在眼前消失的一切”无能为力。假设n是正常的生活,那么金海卿的生活就是n-1的生活。开手电的行为又跟自我诊断不谋而合。那么,上面提到1全都变为0,若1为有,0为无的话,诊断结果是无法生活的挣扎与矛盾。 1. 《乌瞰图 诗第4号》中看到“李箱”给现实当中的“金海卿”开的诊断书,诊断为“金海卿”的病源就在于物质生活的缺乏。《乌瞰图 诗第15号》是照映了诊断后“两个人”之间更激化的“病容”问题。镜外的“金海卿(现实)”劝镜子中的“李箱(理想)”自杀,但他们是“如影随形”,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存在。然而他们又是“连握手都不能的”,面对时“瑟瑟发抖”的危胁性存在,也是要想方设法为了摆脱对方而挣扎的对立存在。诗人通过“镜子”这一媒介暗示“理想”的我杀害现实中的“我”,但这永远是付诸东流的幻影。这种精神的谋杀行为在他心目中成了挥之不去的内疚与罪恶,这种负罪感封锁了两个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四、黑暗恐怖中的生命体验与死亡想象 “诗怪”李金发与“鬼才”诗人李箱,在中韩两地20、30年代的诗坛上各自祭起了叛逆美学的旗帜。李金发因当时身在法国,与中国白话新诗运动相对隔膜,并受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而推崇晦涩忧郁的审美倾向。关于写诗的动机,李金发后来就明白地说过,他最初是因为“受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影响而做诗”的。所以,他的诗歌充斥着颓废与绝望,他倾向于对死亡与黑暗的探索。“枯骨之沉睡”、“脑海之污血”、“地狱”、“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黑夜”、“死神”等阴森恐怖的黑暗常常是李金发所探求的对象。8他甚至认为怪异的幻觉本身就是诗。 诗人对死亡赋予的涵义如“死神唇边的笑”模糊朦胧,在这新奇的意象里感到作者一颗颓唐的心。他抒发生命与死亡近在咫尺,只有沉缅于酒和爱,才能得到暂时的享乐与慰安的人生哲学。在李金发的笔下,生和死的主题常常与梦境与幻觉的描写交织在一起。所以,即使是对死亡的表达也显得乐观甚至令人向往。 诗中的“我”是享受血腥、恐吓、威胁的阴险人物,自己砍掉自己的两只胳膊又把它们插在烛台上当作赏心悦目的玩意儿。根据“我”征服我身体的“肢体”之后那种得意洋洋的心理能揣测“我”和“肢体”之间势不两立的关系。那么到底两只“胳膊”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会是什么呢?李箱在另一首诗《悔恨之场》中写到; 砍掉两只胳膊回避职务 历史是重担 我的义务少于坟丘
在此,他砍掉的正是“对我发号施令的人”、自己所“畏惧”的人——李箱,即“理想”中有所追求、上下求索真理而常常与现实的“金海卿”发生冲突的“我”。为的是“做一个最为无能为力的男子汉”,这也是一种对“文字”的谋杀,“我囚禁了我的文字”,这种残杀“算是头一次成功地做到了彻底的卑鄙”。“金海卿”享受胜利的喜悦沾沾自喜地看着“李箱”,感觉李箱对他的“畏惧”全身心地感受“逆转”的快乐。 李箱说过“现代人没有不绝望的时代,绝望生技巧,最终恰恰因技巧而绝望”10,的确,他通过数字、图案、杂乱无序的内心独白语言、不顾语法规则的我行我素的语言风格等高度象征暗示的手法表达了现代人的绝望与恐慌。但这些颠倒语言规范,打破诗歌规律的作品并没有滞留在故弄玄虚的语言游戏——“技巧”上,而是把它们升华为属于“一代人”的精神。所以说 “李箱从来没有用‘墨水’写诗,他的诗歌总是那样鲜血淋漓,他甘心情愿地拧挤自己的血管写下了‘时代之血书’”11、 “他既是开现代文学之先河的先驱又是超越现代诗的“骑手”12并不是言过其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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