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尤凤伟：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

来源：当代中国文学网
作者：谢有顺
2012-09-29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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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失忆症的敌人

    一九五七，这个巨大的时间烙印，正在成为中国人记忆链条上的复杂段落。尽管它是自由思想和知识分子命运在中国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宵禁，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权利和批判品格的全面中断，是惊心动魄的，可不过是三十几年时间，漠视和遗忘便已成了它最重要的敌人。

    谁都知道，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以及必要的前车之鉴。可遗忘在今天获得了比记忆更广泛的生长基础：一方面，社会进程的高速商业化，使新一代轻易地推开了一切的历史重负，转而寻求心灵新的满足方式；另一方面，一些右派中的幸存者也希望永远忘记那段梦魇般的日子，以免影响现在的平静生活；加上与这段历史有涉的执政者也鼓励这种忘记（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解除良心里的罪恶感和道德谴责），渐渐地，一九五七恢复了它作为时间刻度的俗常意义，好像这一年什么也没有发生。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1)

    事实告诉我们，记忆，居然成了这个时代每一个还有责任和良知的人，必须首先对付的精神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尤凤伟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2)是这个时代大量蔓延的失忆症的真正敌人，它用罕见的力度成功地还原了一段精神意义上的历史真实，这在当代写作中具有非凡的价值。有意思的是，与过去的同类小说相比，尤凤伟没有把反右题材处理得声嘶力竭或血淋淋的（很多人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没有因为自己对这段历史有特殊的承担，就在小说中哭喊着要人记住什么，而是通过绵延在语词中的那些触手可及的真实，悄悄地把读者带回到历史的现场，使他们与那些受难者一起感受那种脆弱、无告的心灵节律。我想，这是一种更为坚实的记忆。这种记忆不再是一种观念，不再是一种义务，也不再是为历史的控诉和审判准备证据和材料——真正的记忆并不是这些，它的原则其实简单得很，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记住一些必须记住的事物和经验，从而为现在的人群能更好地活着提供最低限度的免疫力，如此而已。但这看似简单，却难实践，因为历史的悲剧会持续不断地逼问我们：你记住了那些该记住的事物和经验了吗？

    我渴望记住，但记忆却在沉睡。所以，雅克·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 (3)这话的意思是说，记忆需要被唤起，否则它就难以从沉睡中醒来；而唤起记忆就等于唤起责任。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责任才能唤起沉睡的记忆。——它至少应用在尤凤伟身上是合适的。我们都知道，反右的记忆在多数人那里已经沉睡，真相也在时间的冲洗下慢慢模糊，以至消失，在这个时候写下反抗遗忘、警惕失忆的文本《中国一九五七》，我想，只能有一种动力在驱使作者如此做——雅克·德里达所说的“责任”。

    责任，这个对于多数中国作家来说已经非常陌生的字眼，伴着《中国一九五七》的沉重，再次来到了我们的跟前。我愿意对有责任感的作家保持足够的尊敬。尽管我不认为，只有对重大历史罪责进行文字上的清算，才算是尽写作的责任，其实，那些能表达出现代人生存的各种真实状况的人，同样是在履行自己的写作责任；但的确是需要有一些人，愿意面对历史的黑暗角落，进行心灵的逼问和审视，否则，那段历史就会轻易地被权力篡改，归于虚无。尤凤伟选择了反右作为他的写作命题，可以想象，在当前的情势下，一定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心灵和环境上的，因为他是在与遗忘、与日渐消失的记忆、与权力的强势话语、与历史悲剧、与人性的隐秘品性作斗争。这让我想起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作《古拉格群岛》的情形，当时有许多人劝他说“让过去的过去吧”，还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可是，索氏加上了一句：“这句谚语的下一半是：忘掉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这句话对于当下的中国、对于像尤凤伟这种敢于和历史较真的作家来说依然有效。尤凤伟在《中国一九五七》一书的“后记”中，也详细地谈到了这种两难：
 
    （文革）遭到清算是理所当然的。反右运动则是以“扩大化”为说法“改正”的。在说法上和实施上都有所保留（保留了六个真右派）。尽管这很让人费解，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便不是个清醒者。应该说针对个人的“改正”还是比较彻底的，除了在经济上没做补偿……其他方面都有较好的善后。政治上不留尾巴，使用上也不受影响。五七人中后来有官至政府领导人的这本身便很能说明问题……鉴于此，似乎没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老话重提了。那会使各方各面的人都感到疼痛与不适。这是一定的。可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写，其用意并非是要将那块“伤疤”展览于世，如果要这样，由当事人现身说法则更恰当些（已经有不少纪实体裁的书）。我觉得反右这块伤疤不仅仅是长在单个的五七人身上，也是长在整个知识阶层身上，甚至是长在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肌体上。意义深远悠长。对此作家不应漠然置之。(4)
 
    《中国一九五七》中有一个最动人也最让人揪心的女性，叫冯俐，是男主人公周文祥的女友，她在被处决前也对周文祥说过类似的话：“我觉得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有责任记下所发生的一切。”——言辞虽然简单，但它却是冯俐积聚了一生的力量、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说出来的，“如果没有文字留下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像水那般地消失无踪了。相应的历史也就会成为一片空白，变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权力的一方，当然希望历史永远是空白的，必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随意在上面填写需要的内容（事实上，权力的拥有者、解释者和使用者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以达到权力的维持和控制；但权力的另一方呢？那些饱受权力压迫的人，为什么也一直噤若寒蝉、默不作声？我想，并非他们没有惨痛的记忆，没有说话的能力，而实在是受伤太深，至今也还无法从权力的高压中缓过神来。或者说，经过漫长的改造和灾难性的打击，整代人的心灵都多少有一些畸形和变质，已经难以承担起对这个重大主题的反思。这个时候，历史选择了尤凤伟，让他这个没有经历过反右的人，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写下一部“五七人”的精神档案，它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2.软弱是一种权利

    《中国一九五七》表面冷静，骨子里却异常沉郁悲痛。但是，你如果因此把它理解为是一部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和怯懦进行批判与控诉的小说，那你就错了。或许是作者站在现在的立场上，与历史拉开了一个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缘故，整部小说的叙述显得极为客观，隐忍，耐心十足，作者对那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充满宽容和同情。之所以对他们怀着宽容，我想，并非因为知识分子在面对迫害和凌辱时，个个都那么诚实、勇敢而有骨气，相反，我们都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表现并不光彩，甚至还有非常阴暗的一面。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一切？当历史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之后，假如一个人要站在道义的立场上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失节进行控诉、揭发或严厉谴责的话，那实在是太容易了，相信也没有什么人会站出来反对；但这样做，在我看来未免过于残酷。作为受害者的知识分子，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以言获罪，被置于阶级敌人的地位上，不容辩解，不讲证据，或者被批斗，或者被流放，或者被下到监里，从此与亲人失去联系，与世界完全隔绝，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个从自由时代走过来，怀着满腔热情准备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无论如何承受不起，也意想不到的。在这样的境遇下，一个人会软弱，会恐惧，会委曲求全，甚至会萌生出苟活的念头，只要他没有以迫害人的方式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坚强是人应有的品格一样，软弱也是人性合理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尊重和谅解，因为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圣人，都做战士，毕竟，像顾准、张志新、遇罗克、林昭这样的人，属于人类精神史上的理想一族，是少数；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强大的压力和死亡的威胁面前，只能选择屈辱地活着。——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谴责他们？

    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和人性的社会是允许人软弱的，它相信人承受压力的能力有限，也就会致力于解除加在每个人身上的压力，使每个人尽可能自由轻松地活着。相反，只有强权社会才不允许人软弱，因为它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革命者，都为着某个社会理想或革命目的不惜牺牲自己，完全无视你的个人意愿，更不关心你的心灵是否会受到伤害。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是可怕而令人绝望的。《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周文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苏英、吴启都、陈涛、张克楠、董不善、高干等人，不幸就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当黑暗的权势和人性的污浊将他们全面包围的时候，他们有的选择抗争，以坚守信念（如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人）；有的选择妥协、苦熬，希望有一天能重获自由，享受生活（如周文祥、苏英、吴启都、陈涛等人）；而有的则堕落为黑暗势力的帮凶，用践踏别人的方式来保全自己（如张克楠、董不善、高干等人）。大致是这几种人，尤凤伟对他们都加以描述和解剖，用力很深，所以，《中国一九五七》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面貌的概括非常全面。但尤凤伟没有简单地落到谴责张克楠等人的黑暗人格、赞美冯俐等人的理想人格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中，而是选择了周文祥这个中间人物作为叙述者，通过他的眼光，既展示了整场运动的残酷性，又表达了这场运动对一个个体（以周文祥为例）的伤害有多深。

    我非常喜欢尤凤伟处理历史事件的这种方式和尺度。他宽容的叙述精神，使得以周文祥为代表的一大群平常的人、软弱的人、妥协的人（这种人肯定是占了“五七人”的大部分）在苦难面前有了喘息的机会，而不是只有等待严厉审判这一条道路。这与当下文化界所弥漫的专断的话语风气是完全不同的。当下文化界的一些人，动辄要人忏悔，动辄要人对一个时代的罪恶负责，动辄要人在自己曾经有过的软弱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从来不管当事人在那种环境下的艰难，这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这些年，我也读了许多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关的文字，觉得像我们这种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是永远难以想象当时的残酷情形的，自然也难以想象受害者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现在我终于明白，在那种情境下，一个人只要还能守住不害人这一底线，便是可贵的，值得敬佩的。《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周文祥、苏英、吴启都、陈涛、高云纯、张撰、解若愚等，就属于这类人。

    周文祥原本是北京K大中文系的学生，《大地》期刊的主编，1957年整风运动中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才华横溢，抱负非凡，也满怀赤子之心，但运动的风向一变，他就成了第一批身陷囹圄的知识分子。也许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作为《中国一九五七》的叙述者，周文祥一直很低调，他自从落入政治圈套失去自由之后，主导他性格的核心特征是善良、软弱和妥协。但他不伤害人，没有突破我上面所说的底线，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希望回复到原先的自由状态，更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见到未婚妻冯俐，和她一起构筑美好生活。

    我在阅读中慢慢喜欢上了周文祥，觉得他是一个人性丰富的人。有一些人或许不会喜欢他的过于软弱和妥协（以致他最终也沦为了小说第三部所写的“食蛇”一族，变得像他的名字一样庸常，完全没了以前的个性），但正是他的这种软弱和妥协，使他成了恰当的见证历史和修复记忆的人。《中国一九五七》至少写到了周文祥、冯俐和李戍孟这三个人都有记录历史真相的愿望，但冯俐因为倔强，不向现实和强权妥协，使她失去了任何的书写自由，她在狱中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被没收，只好对来看望她的周文祥说：“听说你要来看望我就赶紧写了一份文字材料，我把它交给你带出去，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时你能帮我出版。” 结果交到周文祥手中的只是几张无字的白纸，其用意昭然若揭——要周文祥来书写这段历史；而李戍孟的书稿呢，先是被查抄，后来干脆就不允许写了，即便托付别人秘密转移书稿，也难逃毒打和批斗，直至死于非命。他这条书写线索也中断了。有意思的是，李戍孟活着时，周文祥和他专门讨论过这事：
 
    他说这就需要另有一些亲历者告诉世人真相。我问你会吗？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以后呢？他问以后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时候？我说是。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会写。我有些惊讶，问为什么，他说在最应该写的时候而没有勇气，当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再充当英雄，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和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戍孟脸上现出无尽的沮丧。(5)
 
    最终，只有周文祥那些“不伦不类没头没尾的残言碎语”式的“假语村言”留存了下来，是这种“既安全可靠又切实可行的文体”，使时间在若干年之后，得以找回一些残缺的痕迹，“透过这些‘假语村言’窥见到隐于内里的那昔日的苦难时光”。这样看来，正是周文祥的软弱和妥协，使他有限的个人记忆才得以重见天日，否则，像冯俐这种为真理不惜殉难的人，不仅肉体将被强权消灭，就是她的思想痕迹也将被权力改换、清洗直至蒸发，最终只剩下被权力作用后的伪史在操纵人，真相彻底隐匿。因此，真正有价值的历史不单是由冯俐这些勇敢者书写的，它更是由像周文祥这种善良的软弱者所书写，因为只有具备了千千万万个像周文祥这样善良的软弱者作基础，冯俐这样的勇敢者的光辉才有机会照耀出来。——《中国一九五七》所提供的这束观察历史的眼光，就我个人而言，不失为一次视野上的有效解放。

3.死亡远比暴政温和

    权力话语总是以篡改和消灭个人记忆为己任的，它的目的是让一切为它所用，这就是“改造”知识分子的真义所在。要想反抗这种改造和消灭，一是用行动，比如冯俐，至死也不低头，坚持自己的气节和信念，权力者只好消灭她的肉体，以终止她的对抗；一是坚守记忆的力量，比如周文祥，一旦有机会就把记忆形成文字，把受害者的屈辱和权力操纵者的肮脏公诸于世，为历史存真。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斗争。而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一对恋人（冯俐和周文祥）在自己的价值信仰受到污辱和威胁时，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冯俐信仰的是真理，为了真理，她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决不让步；相比之下，周文祥更为信仰爱情，他在狱中最重要的心灵生活就是思念冯俐，当他为真理而奋斗不幸落入政治陷阱之后，便开始有意识地退回到个人内心的温暖部分——爱情记忆，并希望重获自由后能再续这段美好的感情。为了爱情，周文祥可以一再地作出妥协。

    周文祥开始显露出他复杂的一面。他的确是一个善良的软弱者，但他的软弱和妥协并非以丧失道义原则为代价的，他还有正直的品质，不过是有意地削弱了追求真理的锋芒，多了一点生存的智慧而已，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爱情。——为爱情而有所妥协和软弱，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在我看来，它有着与追求真理一样高贵的理由。当周文祥为了爱情屈辱地熬到见冯俐的时候，冯俐为了真理的决绝姿态（“他们已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枪毙我，这不是吓唬我，他们对我已经失去了耐心”）使他肝肠欲断，他体会到了一种身处多年黑暗的监狱生活也没有过的绝望，他觉得自己要拯救冯俐，几乎是喊着对她说：
 
    小冯看在咱们昔日的情份上，你不能让我失望而归呀，没有你我无法生活，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呀。我知道我这么说同样有所犯忌，可我顾不了许多，此刻我只对冯俐个人负责。(6)
 
    一个经过改造变得小心翼翼、慎言慎行的善良的软弱者，在爱情面前，突然变得无所惧怕起来，“我顾不了许多，此刻我只对冯俐个人负责。”——这个周文祥，仿佛一下又找回了整风初期贴大字报时的勇气，不过，这个勇气不再是政治性的，不再是为了某个宏大的理想和目标，而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人事务——爱情，周文祥同样准备为此作出任何牺牲。他这一刻的勇气，清楚地表明，所谓多年的改造，实际上在他身上是完全失效的。他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呀”，他说“此刻我只对冯俐个人负责”的时候，与官方施加在他身上的改造目的是大相径庭的。我们终于发现，那个习惯了妥协和软弱的周文祥，并没有改造成被人以革命的名义任意使用的“砖头”或“螺丝钉”，并没有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他还能说真话（“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7)），他的人格在个人的心灵空间（爱情）里延续了下来。

    为爱情而活，难道不比为革命而活来得更真实、更可爱、更有价值吗？在那个强权时代，在那个政治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并不缺乏为革命而活的人，也不缺乏为一个虚假的政治信念而活的人，惟独缺少为自己所爱的人而活，为自己真实的内心而活的人。大家把所有的热情都献给了革命和政治，可是，革命和政治却反过来侵略、阉割、践踏了每个人的热情，直至把每个人的一切私人空间都彻底摧毁。所以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眼中，已经没有了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夫妻、朋友这些最基本的伦常关系，也没有了亲情和友谊，只剩下政治利益，于是，父母可以出卖，儿女可以舍去，兄弟可以反目成仇，夫妻可以互相揭发，朋友可以成为敌人，而这一切在过去连小人也不屑为之的行径，在反右和文革中却以革命和政治的堂皇理由公开上演，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齿寒和恐怖？也许，周文祥等人正是看穿了革命和政治背后的黑暗，才决定退出这个游戏，开始小心地经营自己内心的私人生活。对于周文祥来说，他的内心生活指向冯俐；对于苏英来说，她的内心生活属于周文祥；对于吴启都来说，他的内心生活是小家庭的和睦与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尽管由于环境的限制，他们的爱情生活更像是做给自己看的秘密游戏，但内心总归有了一个依托，有了一个盼望，对于一个濒临绝望的人，惟有爱是能够点燃他们内心希望的事物，他们寒冷的内心也只有在爱中能得到些许的慰藉了。说“此刻我只对冯俐个人负责”的周文祥，实在是既令人敬佩又令人心酸。

    冯俐则算他们中间的另类。这位“性格是绵里藏针，柔弱其外，锋利其内”的年轻姑娘，本来对政治是有点漠不关心的，但政治陷害来临的时候，她也被捕了。她的被捕不是因为她与当局有什么政治冲突，而是要求当局对一个道德问题进行澄清。她很早就从舅舅那里得知消息说，整风时鼓励大家鸣放是一个圈套和陷阱（后来说是“阳谋”），她于是竭力阻止男友周文祥办的《大地》期刊出笼，并以自己愿意帮助刻写的名义，把稿件搁放在舅舅家里，没想到，后来，K大中文系党总支采取欺骗手段，冒充她的名义从她舅舅家骗取了她存放在那里的《大地》稿件作为罪证。从此，这位“不思变通的认死理”的姑娘，无论是在校园、监狱还是在劳改农场，甚至面临处决的威胁时，都不顾性命地向当局抗议、争辩。
 
    冯俐说她可以按照农场的要求去做，无论是劳动还是改造。但在这之前必须对她的一个问题进行澄清。管教问澄清什么问题。她就把K大中文系党总支以她的名义骗取《大地》稿件作为罪证的事实说了。管教说这是学校党组织的做法，对与不对劳改单位没有义务澄清。……她钻了牛角尖。向管教反复陈述她自认为正确无误的道理。她说她并不要求农场当局复审她的案子，她知道这办不到。她只要求农场领导对这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哪怕仅仅从道德角度有一个说法。管教说这不可以，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应保持一致。冯俐问也包括对这个道德问题的一致？管教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冯俐又问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放在你的头上，你们也同样会这么做？管教说是的。冯俐说我明白了。管教说你明白了什么？冯俐说我明白我们之间已无话可说。当时管教对她的话只做一般性理解，没料到从此以后冯俐再不与她搭一句腔。哪怕是向她发出指令，她也是装聋作哑。……就关她的禁闭。关完了她还是老样子，就再关。找另外的管教和她谈，她说谈可以，前提是必须对那个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进行澄清。她说她也不要求公开澄清，只要当着她个人的面表明一下态度就成。她还说可以为管教的态度保密。如能这样，今后她就照农场的要求去做。(8)
 
    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一个弱女子，身陷囹圄之后，还有勇气不惜代价为了一个道德问题与当局讨价还价。谁都知道，她的要求在那种专断暴戾的环境下是幼稚可笑的，但她不愿妥协，坚贞不渝地要用自己的清白来指控当局的做法是不道德的，而一个政府，如果在这样一个信誉问题上彻底破产了，它的合法性也就显得非常可疑。冯俐的存在，对于1957年的历史，是一个巨大审判台，她告诉我们，在利用和迫害知识分子这件事上，当局不仅要承担罪责，更还有一个平时不被人重视的道德问题需要清算。遗憾的是，现在虽然大多数右派已经平反，但是，并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人站出来为这场运动负责，冯俐那个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澄清。冯俐还没有胜利。

    冯俐必须死。她手中握的武器太强大了，她只要存在一天，当局就要蒙羞一天，为了洗刷这种羞耻，只有处决冯俐。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小说的最后读到冯俐的死讯时，内心蕴藏着和周文祥一样的悲痛，我立刻想起一句话：“死亡远比暴政温和。” (9)

    死亡，不正是一个清洁的人在罪恶年代里该付的代价么？像冯俐，没有了自由，没有了声辩的机会，她如果要继续坚持信念，除了应用性命这个最后的抗争武器，她还能做什么？只有死，因为时代已经和她不共戴天。这是《中国一九五七》中最为深邃的一笔。不仅冯俐，周文祥、苏英、吴启都等人，实际上都在为苦难的生活付出惨痛的代价。惟有受难，他们才有可能活下去。而冯俐是极端的，她为道义失去了性命，周文祥则因此失去了爱人，而苏英、吴启都等人，不管是为了爱情还是家庭，也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或者绝望，或者家破人亡。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伤痕累累地从历史中爬出来的；而有些人，却永远倒在了历史的重压之下。

4.沉睡的私人空间

    我要说的是，无论是受难还是死亡，都并不等于失败。相反，历史只会宣判那些与罪恶勾结的人为失败者，从来如此。《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冯俐、周文祥、吴启都、李宗伦、陈涛等人，尽管一直在苦难之中，但他们为道义、爱情和信念所受的苦难，不会白费，它在尤凤伟的笔下，慢慢聚集起一种光辉，使政治、革命和权力背后的丑陋面目无处藏身。试想，如果没有冯俐等人有限的坚守焕发出的价值光辉，知识分子的面貌很可能会与执政者落到同一个酱缸里，再也分不清谁是谁非。苦难常常会孕育出一种坚韧的精神，这种精神，用当代神学家梅兹的话说就是“受苦的权威”。
 
    至少有一个权威，我们永远不能拒绝，永远不能鄙视，那就是受苦的权威。……历史的主要动力由受苦的记忆组成。它是未来自由的否定性意识，也是一种诱因，使我们得以在自由的架构下克服受苦。因此，自由的历史，仅仅当它是受苦的历史时，才有可能。(10)
 
    我喜欢这个说法。所谓“受苦的权威”，实际上意味着，受苦也能形成一种价值准则。像周文祥这些在苦难中泡了几十年的人，在解释历史真相上，已经获得了一种权利。但周文祥所留下的“受苦的记忆”，没有粉饰右派分子的意思，更没有为谁开脱的意思，他只想客观地为历史作证。所以，我们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既可以看到政治的丑恶，权力的残酷，也可以看到右派的幼稚、软弱、失节，甚至堕落，在那种你死我活的环境里，好人，气节，良知……均成了稀有的事物。很清楚，整代“五七人”其实已被苦难和迫害压垮。像冯俐这种有生命亮色的人极为罕见，多数的人，都成了委曲求全者，苟活者，甚至成了当局迫害知识分子的帮凶，从这个角度上说，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和改造是成功的，达到了统治者预期的目的。

    但这个责任应该由知识分子来负吗？或者像一些人那样，用“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软骨头”这一句话来概括就解决问题了吗？不。如果《中国一九五七》也是这么处理反右题材的话，它就毫无价值可言。确实，反右期间有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弯着腰生存下来的，腰弯久了，再也直不起来的也不在少数，但即便如此，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受害者还是值得同情的，批判的锋芒必须指向权力的一方和那个残酷的政治时代。一切的根源都在这里。

    我说过，是人，就有软弱的可能，也有软弱的权利，要求五十七万右派都像冯俐那样不顾性命抗争到底是不现实的。关键的是，当局利用了人的这种软弱，进而把知识分子深处的丑恶和阴暗都逼了出来。这是政治运动真正的肮脏之处。
 
    一场反右使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说谎。(11)
 
    处在生死关头，不可能不说谎。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执政者正是抓住了右派也是人这一弱点，把他们全面逼到了绝境。一旦整个国家机器都运作起来对付知识分子，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文弱书生，不但本人束手就擒，内心的防线也很快就被突破。力量对比实在是太过悬殊了。接下来，就是交代，审判，入狱，改造，洗脑，最后是死亡或者成为行尸走肉从监狱中出来。读这段历史，我一直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会对知识分子怀有如此大的刻骨仇恨？为什么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把知识分子践踏在地？仿佛知识分子不死，国家就难以振兴似的，反右如此，文革也是如此。

    知识分子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令统治者感到恐惧？我想，无外乎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一个惧怕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时代肯定是独断、平庸而令人绝望的，它的核心是只允许有一个大脑在思考，只允许有一种声音在说话。个人必须退场，所有人都必须服从集体意志的指挥，甚至连穿衣打扮、恋爱婚姻、街谈巷议这些纯粹私人的事物，也纳入了集体意志的管理范围。我想起与中国知识分子有相类似命运的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他曾借日瓦戈医生的口沉痛地说：“时代不会考虑我是什么，它把它的愿望强加在我头上。”(12)但帕斯捷尔纳克毕竟比中国知识分子幸运，不用忍受牢狱之苦，也不用忍受“用筛子筛”和“竹筒倒豆子”式的审讯，顶多叹息时代“把它的愿望强加在我头上”而已。但是，从1957年或更早的时候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灾难，岂止时代“把它的愿望强加在我头上”这么轻松，他们甚至要对一生中（包括儿童时代）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连梦话里有什么“反动”的内容，都有可能被检举揭发，一句话，你已无处可逃，只有等待宣判。因为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人，所以，历次政治运动中，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那个年月，恐惧像暴风一样在整个大地上奔走，一不小心就会把人卷入深渊。我记得《中国一九五七》的第三部写了一个叫管勤的右派犯，本来刑期只剩下两年了，但他还是从“御花园”跑了出去，没想到，有一天夜里，他又偷偷摸回了“御花园”。
 
    老龚问：老管你为啥要跑呢？你不是只剩下两年刑期吗？……管勤说真他妈是大晴天叫雹子打破了头。那外调的公安人员问我在一九四九年那一年对我表弟说了些什么话。我说不记得了。公安人员说你表弟揭发了你，你必须如实交代。……陈涛问你在一九四九年多大年纪呢？管勤说十二岁。陈涛说十二岁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呢，未成年，法律是不追究的。管勤说表弟比我小两岁，要说我是个吃奶的孩子，那他还是个吃屎的孩子呢。他揭发的算数，我哪能没事呢？陈涛不吱声了。(13)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个人在十二岁的时候说过的一句现今再也想不起来的话，只要有人揭发（不管此人的揭发是否可靠），你就必须为此负责，这种荒谬至极的迫害方式，会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大规模使用，今天读来实在让人愤慨。它进一步表明，在极权社会，个人生活中已经没有安全地带，连你最私密的地方（如少年生活、做梦等）都可能被人翻出来作为定罪的依据，私人空间可谓荡然无存。我以为，《中国一九五七》细致而有耐心的叙述，对极权社会最有力的控诉，并非在于把右派们的生活写得如何悲惨，而是从本质上揭示出，极权的真相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空间，禁止你为自己的事喜怒哀乐，把你牢牢地拴在公共事务的战车上，与某个领导的意志一同前进，最终把专断而野蛮的公共事务私人化。你自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领导意志，它主宰了你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我想起1928 年，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也曾哀叹道：“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 (14)历史在这两个国家仿佛重叠了，或者说，政治专断的社会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敌视个人。

    这种敌视在一九五七年和随后的文革中，达到了巅峰状态，连睡在自己身边的丈夫或妻子都可能是阶级敌人，其他人的危险性就无法想象了，于是，整个社会人人自危，人管人，人整人，人害人，虽是人间，其实已经是地狱。——一个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的社会，与地狱何异？即便是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人罗伯特·利，在1937年也承认，“在第三帝国惟一沉睡的是私人事务”，“一个人对公共事务越不感兴趣，越忽视政治，他就越觉得在自己的个人世界里是自由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权力机构在史无前例的程度上利用了宣传，但仍然没有要求人们进行什么比赛，观看什么电影，吃什么冰淇淋或到哪里去度假。权力机构或许怀疑这样做不利于生产。” (15)在1957年的中国，恐怕连这一点空隙也不复存在了（文革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比赛、看电影、度假染上了政治色彩，就连穿衣服都要求是整齐划一的。外面看起来风起云涌，每个人的内心其实一片寂静；每个人看起来都在为一个远大理想而奋斗，实际上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心中最为阴暗的那一面活着，有些人为了能活下去，就是沦为畜生也在所不惜。可见，政治在那个年代对一个人的伤害，确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5.人被自己所吓住

    当代作家中，除了尤凤伟，恐怕还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在关注具体的历史事件、关注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时候，能企及如此的灵魂深度。鲁迅早说过：“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正因为此，我认为，《中国一九五七》为中国作家的良知和尊严书上了重重的一笔，有了它，我们对1957年的受害者以及那些屈死的冤魂就有了一个简陋的交代。当然，这个交代只是民间意义上的，更为正式和全面的清理，相信还要假以时日。谁都知道，在当下语境里，触及敏感的历史题材会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许多作家对此望而却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尤凤伟花三年时间写的这部知识分子的受难史，还有许多欲言又止的地方，要不本可以写得更好，更尖锐，但这已是此种话语在中国所能达到的临界点，再往下说，至少在公共话语领域已经没有可能。

    我想，尤凤伟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大可通过我们的想象把它弥补完全。如果作者一直抓住这点不放，反而会在人物灵魂的开掘上大受局限，因为反右的历史所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只有控诉“阳谋”这种单一的作用；反右也不仅是集体意志下的政治事件、权力阴谋，它同时还是个人的精神事件。前者多有人谈及，那些纪实文学和历史传记便属于此类，但后者，几乎都被忽略了；前者是社会学的范畴，而后者，却属于存在的范畴。《中国一九五七》之所以显得重要，就在于它一直在反右作为个人精神事件这一点上有突破性的挺进，没有停留在社会学意义上审视这段历史，而是把这段历史引至存在的维度，并进行存在意义上的追问，这样，周文祥、冯俐、龚和礼、陈涛等人，就不仅是历史事件中的人，也是存在领域的人，这种话语上的转换，使《中国一九五七》的内在品质有了极大的拓展和提升。

    这是我们进入更深层的人物内心的解码口。“五七人”除了少数的硬骨头外，大多都被强权和苦难压垮，我在前面说了，这是值得同情的，毕竟面对国家机器，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也不堪一击，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允许人在性命受到威胁时软弱和妥协的。况且，改造的刑罚确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尤凤伟也说：
 
    我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有这么一句话：改造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人砍削成想要的形状。什么是想要的形状？那就是面对管教（上级）九十度鞠躬面讪口诺。一场反右运动，就这么将中国知识分子定了“形”，也将中国社会民主不复存在的状况写了“形”。可以说反右是中国走向极权的开端，而开端的意义总是非凡。(16)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尤凤伟对“反右”的总体理解，批判的指向准确，批判的力度也很大，我们却不能就此为反右盖棺定论，因为这些只是外在环境的部分，从存在的意义上说，真正使反右运动在知识分子身上获得胜利的内在原因，其实是知识分子内心的溃败。《中国一九五七》描述了这个溃败的过程，尤其是从第三部开始，小说的精神指向上就有意从政治审判转换到灵魂审判，到第四部的犯人读解《渔父》一节，灵魂审判的意思尤其明显。

    审判的目的是要逼出人性的隐秘部分：怯懦的，疯狂的，黑暗的……在常态社会下，这些都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一来到变态的社会情势下，这些就都从内心里爬出来，把人身上残存的良知和尊严吞噬干净。人变成了非人，并在非人的境遇里继续匍匐前进，完全失去了人性本应有的光辉。《中国一九五七》写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中间有的虽然也是受害者（右派），但内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迫害别人（比如张克楠），实为知识分子中的毒瘤。政治阴谋家们之所以能够肆意践踏知识分子的尊严，跟知识分子中有张克楠这样一帮人的内部配合有很大关系。因此，如果一个人的内心里没有一种力量足以克服人性中的黑暗部分的话，政治迫害便不会消失，毕竟政治是由人来操纵的，怎样的人群就会有怎样的政治，即便反右运动过去了，新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也会重新再来。历史已经多次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继续追问下去便会发现，人受害的根源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操纵政治的人；真正可怕的不是政治，而恰恰是人自己。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一九五七》的第三部，周文祥、龚和礼和陈涛三人被内部拨调到了一个叫“御花园”的农场附属地，离农场中心有四十多华里，处于一大片沼泽地的中央，平时没人管，就三个犯人在一起生活，非常自由。按理说，这三个右派应该团结起来过自由人的生活了，事实却并非如此，三人中也有一个较进步的犯人（陈涛）在管着另两个犯人，一切生活与监狱、农场并无两样。他们整个人已被监狱和农场所异化，肉身虽然脱离了监狱和农场的围墙，精神却还留在围墙里；或者说，他们从肉身的监狱出来之后，进到了一个更大的监狱之中——灵魂的监狱。过去管教是在外面，现在管教是活在自己的心里；过去是别人看管自己，现在是自己看管自己；过去觉得自己无罪，现在觉得自己确实是应该接受改造的罪人……
 
    想想人真的很可悲，可悲在于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别人说你有罪，久而久之自己也认同了。(17)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可现在我们这些被整过的人，明知没有亏心事也害怕鬼叫门。(18)
 
    内心已经溃败。你自己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就像周文祥在“御花园”原本也像龚和礼一样，是拒绝和陈涛一起吃蛇的，但最后经不起饥饿的折磨，也成了吃蛇一族。没有人强迫他，是自己主动地从生存的底线上后撤。再回想整个反右的过程，除了统治者施加给知识分子的苦难之外，知识分子自己也开始自我折磨和互相折磨，不知觉地掉入了政治和人性的双重陷阱，最后，人被自己的怯懦和软弱所打败，也被自己内部的黑暗所吓住。记得在“御花园”的时候，陈涛问了“饿死也不会吃蛇”的老龚一个问题：“蛇会毒死自己吗？”当时老龚没有回答出来，直到临死前他才找到答案：“蛇不会毒死自己。”这显然是一个象喻，表明在某种环境下，人是比蛇还可怕的动物，蛇不会毒死自己，但人会，人不但会伤害自己，还会伤害别人。
 
    其实不仅是蛇，世上任何生灵（包括人）都能从它的眼睛里看出是善是恶有毒无毒。我说：人也有毒吗？老龚说：人毒最歹毒，伤人没救。(19)
 
    这是存在论上的答案。它说出，反右既是政治悲剧，也是人的存在悲剧；既是权力的破产，也是人的失败；既是政治审判，也是灵魂审判；既是极权社会的专制标本，也是卑污人性的展览馆。在这场触及灵魂的政治迫害过去四十多年之后，今天能在尤凤伟笔下得到如此深刻的审视，于历史和文学来说，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它无非是要提醒我们，应利用一切机会恢复该有的记忆，因为“记忆是心灵的真相”(20)。

    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我想，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历史也不值得记住。

2001年4月3日，广州

注释

  (1)《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第56页。
  (2)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第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4)《中国一九五七》，第519页。
  (5)《中国一九五七》，第239页。
  (6)《中国一九五七》，第498页。
  (7)索尔仁尼琴语，见《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第262页，张晓强著，长春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8)《中国一九五七》，第169页。
  (9)埃斯库罗斯语，莫特玛·阿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第68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6月版。
  (10)转引自香港《亚洲周刊》2000年第37期，2000年9月17日出版。
  (11)《中国一九五七》，第15页。
  (12)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蓝英年、张秉衡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3)《中国一九五七》，第336页。
  (14)曼德尔施塔姆：《时代的喧嚣》，第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15)沃尔特·拉克尔：《法西斯主义》，张峰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6)《中国一九五七》，后记。
  (17)(18)(19)《中国一九五七》，第126页、313页、352页。
(20)普罗提诺语，莫特玛·阿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第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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