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独自生成的接受史:戊子孟冬诗歌榜

 引言。我的写作越来越难以为继,——不是才力枯竭,而是因为双眼隐约窥见了雪峰之巅,双脚却仍然行走在巨山之麓。极少数人的存在,证明着我的渺微;无休止的时间和无涯际的空间则证明着这极少数人的渺微。批评的写作并非必须。然而,文字之洋汹涌而来,让我浑身湿透。除了写作,我不能抓住别的稻草。就这样,我探出头来,像是为了获得天穹。

    诗篇其一:《旧地》,北岛作,见《北岛诗歌集》,南海出版公司,二零零三年一月第一版。推荐理由:以去国为界,北岛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前期写作显示了人性的苏醒和民本的愤怒,论者甚蕃、歧见最少,学界已有定评。此后,北岛成为一个象征。人们当然更愿意讨论一个大而无当的象征而不愿意深入地阅读一位深奥的诗人。北岛的后期写作,引起了诸多非议,但并未得到深入的分析。就我目力所及,杨小滨先生关于北岛后期写作的感知,“元历史陈述的危机”,是仅见的精辟之论。我认为,北岛后期写作的主要特征就是供认了主体的焦虑。至于语言的艰涩、意象的玄妙、结构的精密,无非是前期北岛技艺熟练化程序化的结果而已。《旧地》就是这样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死亡总是从反面/观察一幅画”,再现了典型的北岛视角:从反面看正面,从未来看现在。“此刻我从窗口/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时空转换,真幻叠加,重游旧地,渐入佳境。“我急于说出真相”,最终却止步于“可在天黑前/又能说出什么”,不落言诠,无迹可寻,然而历史的闪电已经再次划破我们回忆的天宇。“饮过词语之杯/更让人干渴”,包含了一个异国流亡者与母语之间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复杂关系。之后诗人趋于沉默,转而倾听并引领我们倾听“吹笛人内心的呜咽”。末节“税收的天使们”等数行出现超现实意境,造成篇尾突兀,成功地破坏了可能出现的一般化章法。“词语”与“落日”,在北岛后期写作中具有稳定的隐喻向度,可证之以同期多件作品。《旧地》几乎集中了北岛后期写作中所有的重要母题:生命之余光、故园之阴影、母语之魅力。从该诗所展现出来的白金般的密度和岩石般的肌理中,我们听见了一个可能的大诗人继续拔节的声音。当然,由于政治批判的失重和文化批判的离心,由于色调的变冷和音调的降低,我们必定还会发现诗人的力不从心。

    诗篇其二:《南方木匠的北方经历》,麦城作,见《词悬浮》,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第一版。推荐理由:除了那些为数不少的酬唱之作——我关于这类诗的偏见被麦城悉数清缴——麦城的大部分诗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我们似乎随时可以从字里行间嗅出外公外婆的隔年气息。这说明麦城对时间充满迷恋和恐惧。《对一面镜子的追问》和《一枚树叶》正是这个向度上的杰作。我之所以另选《南方木匠的北方经历》,是因为这首诗展示了非同凡响的技艺,那种王家新曾指出过的“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来回切换的技艺”。南方木匠一生只打了四件家具:雕花的门、红松木大床、衣橱和椅子。爱情就在这四件家具上被臆造出来,臆造出来的红颜慢慢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最后连老太太的身影也停止了晃动,虚构的幸福就这样被冻结在具体的北方。“这以后,南方木匠/再没打过一件家具/开始时,是他陪着椅子/到后来,是椅子陪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在北方”。孤独至此,让人心酸。全诗的高妙之处在于将口语的明晰与意象的峭拔相结合、将皮表的喜乐与骨髓的悲凉相结合、将小说的线形叙事与戏剧的块状叙事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有机化已经臻于让人惊讶的境界。麦城就这样“胜走麦城”。这首诗为热衷于“叙事性”的写作者提供了堪称典范的技术参照:情节是老虎,意象是狐狸,越过上窜下跳的狐狸,也许只能看见缓慢移动的一小段斑斓,然而威力已经足够,——我们并不需要一只完整的老虎。

    诗篇其三:《对白色的歌唱》,普珉作,见《光阴的梯子》,河北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八月第一版。推荐理由:一些词,由于反复在某种语境中出现,这种语境就会赋予这些词以新的触角。换言之,“词”的生长和变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白色”几乎已经成为“红色”的反义词,这肯定与近一百年的政治话语有关。白色,意味着清雅、象牙塔、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恐怖和国统区,当然也意味着虚无。普珉的努力就是要把“白色”从不断泛滥的“语晕”中打捞上岸,所以他开宗明义写到,“从白色到白色并不是从虚无到虚无”。普珉要找回被强行替换的旧语境,把一条蜕皮的成蛇重新塞进小而紧的幼囊。所以,这一次,“白色”意味着白纸、纸上美好的事物、被歌声迷住了的白云、被美色禁锢的灵魂和长途跋涉后银子般的睡眠;正如诗人在组诗《黑暗中的花朵》中写到的那样:“啊 白色——纯洁的大床”。普珉是“他们”诗派的成员之一,他在这首诗中表现出来的诗学含蕴,再次证明了“他们”和“非非”无端端相暗合的语言谋略。

    个集:《杜涯诗选》,杜涯著,花城出版社,二零零八年四月第一版。推荐理由: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构成了对自然的戕残,正如时光之于生命。关于这个母题,所谓“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留下了众多堪称经典的作品;当前,要对这个母题进行再开掘,就不得不招领现代诗学的敌意。熟谙现代诗学的诗人,自然不愿意“倒退回”陶渊明时代,或者华滋华斯时代。然而,杜涯学历单薄,无知,无望,那些因诗学训练导致的后天性警惕,在她这里荡然无存。城市囹圄所激起的也不是对进行时态的反思,而是对过去时态的追忆,“我身居楼房,却想着远处冰冻/的河面,和天晴后树林那边的雪原”。杜涯运用一种质朴至于老实的语言挽留着那些已经凋败或者即将凋败的事物:故乡、大地、树木、葬在城外的少年、从山梁上跑过的野兽……并心甘情愿与它们一起凋败。漫游者、凭吊者,合而为杜涯,自始至终是杜涯,这让整部诗集显得如此低调和单调。杜涯的写作没有“任何文学进化论”意义上的功利性和针对性,因此,与其说杜涯获得了一种“逆现代”特征,不如说其他诗人集体性地形成了一种“后浪漫”风格。天下熙熙,天下攘攘,杜涯的“当代意义”何在?我认为,不可能是技术之翻新,更不可能是思想之趋时,而无可争辩地体现为境界之致远:“我惶惑于/我的内心:它只有平静/而没有了痛苦”。

    选本:《在爆炸的星空下》,柏桦、席永君主编,出版社,二零零八年六月第一版。推荐理由:这是一本新世纪成都诗选,成形于官方意识形态机构的牵头和民间自由写作人士的操刀。官方的政绩诉求和民间的美学诉求通过同一只话筒,发出的声音依然清晰美妙。这说明编者用必要的退让换来了大规模的“进犯”。另一方面,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低劣与浮躁,编者似乎保有更为坚定的拒斥。“爆炸”一语让我们再次回想起八十年代的成都:非非、莽汉、整体、四川五君,共同成就了一个黄金时代,——当年万夏以成都诗人为重点编选《后朦胧诗全集》时,就试图用黄金作封面。九十年代,成都诗趋于沉寂,可以称之为青铜时代。新世纪以来,随着哑石、凸凹、李龙柄、陈小蘩等一批诗人求得独特的风格,成都诗呈现出中兴的迹象,可望迎来一个白银时代。我们欣喜地看到,编者统筹考虑了这三个时代的重要诗人,并最终置全书于黄金的基座。书名来自于唐丹鸿的诗题,——这一事实充满寓意:当年出入于成都仁厚街四十一号附二号卡夫卡书店的诗人们,今天仿佛同时获得了女店主唐丹鸿的请柬,很快就聚集到了书店遗址那个斑驳的“K”字之下。

 论著其一:《季节轮换:“第三代”诗叙论》,李振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八年六月第一版。推荐理由: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杀子”文化。作为启蒙和二次启蒙的重要力量,新诗屡屡在中国文化的河床上制造漩涡和逆流。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第三代诗人举行了他们的狂欢节。啸聚山林的英雄和泼皮们几乎打开了所有的形式主义香槟,在拥挤的地摊上叫卖着千奇百怪的“弑父指南”,毫不手软地摧毁了一切既成言路。这一段遍地酒瓶盖子的历史一直在挑选它的书写者,直到李振声的现身。《季节轮换》的价值,不惟体现在选人的苛准、归类的新鲜、行文的精致和谋篇的节约上,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清醒地剔除诗人们关于自己写作的一切假设和误导。李振声游走在宣言的聒噪和作品的壅堵之间,拨开了由诗、诗学和诗人功利心围拢来的重重迷雾,往往一下子就按住了那些随时企图移形换位的命门死穴。这种直面文本现实的学术取向,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全书的信任,并为后来的历史书写者指出了方法的坦途。当然,在面对莽汉主义等诗歌流派时,精细的文人气质和博雅的学院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捆绑了李振声的手脚,让他不能作出更加酣畅淋漓的表达;而对孟浪和阿吾的忽略则成为全书的遗憾。《季节轮换》之前,已有陈仲义先生的《诗的哗变——第三代诗面面观》问世;《季节轮换》之后,李振声的学术趣味和研究方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后来的历史书写者在迎来水落石出的同时,也许还不得不面临更多的云遮雾障,我们几乎已经不再指望他们能有明显超越,或者可以说得更加策略: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逸出了“现场”。

    论著其二:《隐喻》,耿占春著,河南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九月第一版。推荐理由:耿占春的文论以晦涩著称。他把来到面前的每一位受众都视为欧风美雨的浸染者,从而不惮于在语言方式和意义类型上都只是悭吝地抖漏出一点点“见首不见尾”的神学背景和哲学渊源。但是,即便我们知晓《奥义书》或者海德格尔对耿占春的影响,仍然不得不重视《隐喻》的出现。作者在该书封面上标出了莎士比亚的名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从另一个角度重释了这句名言的含义。谁的生存与死亡?隐喻。耿占春认为,隐喻意味着天地人神的一体化,隐喻的衰落和死亡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无情离异,而诗歌有可能复活古老的隐喻,让人重返大地。因此,诗歌是隐喻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这让全书看起来不像是一部诗学著作,而更像是一部语言学或思想史著作。他后来完成的另一部著作,《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则与本书一脉相承。在本书逐步生成的过程中,耿占春绝少征引他人的著作,正像他在《失去象征的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强调的那样,“只有思想的在场、而且时时在场,才能使叙述处在流动之中”;这种欢快的流动,让作者获得了一种尼采式的“诗哲”风范。当然,我们同时也发现,作者的点到为止和语焉不详增加了其傲慢,让流动的叙述有时显得佶屈聱牙。

    民刊其一:《剃须刀》二零零八年秋冬季合刊,私印品,未注明行世日期。推荐理由:《剃须刀》创办于二零零四年,张曙光取“锋利、简洁、日常性”之寓意为刊物定名。张曙光之外,其主要同仁还有桑克、文乾义、吴铭越、张伟栋、朱永良,他们常年居住哈尔滨,写作之余,兼事翻译:“在雪仁慈的教育下”学会了“对强制的反抗”。四年多来,《剃须刀》不断巩固其作为一个“小集体”的清洁、谦逊与倨傲,不惮于凭借一己之重量而与庞大的“诗歌界”分占天枰的两个托盘。本期《剃须刀》坚持了一贯的体例:没有编委,也不注明编辑,以同仁作品为主,同时在卷首刊出二三特约稿,在卷尾刊出二三翻译稿,诗之外,未见刊出其他任何文类。张曙光诸氏一方面直接融贯世界现代诗,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徜徉于中国古典诗的高妙之境,形成了极为相似的风格:干净的叙事,均衡的针脚,坚定的节奏,偶尔的形式主义探险,在语言与修辞的“过度”拿捏之中,泄露出一种洞悉秘密之后的从容与清高,同时展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必要的”良知与道义。《剃须刀》的存在,让我再次思考文学艺术的南北二元构架,像重新面对一个魔咒。北方诗利索、挺拔、寒冷、戛然而止,南方诗混沌、葱茏、燠热、欲说还休。南方诗像灌木,北方诗像乔木。《剃须刀》诸氏,正是哈尔滨的冰原乔木。

    民刊其二:《海拔》第六辑,陈亚冰、王鸿章、李少君编辑,私印品,二零零八年八月行世。推荐理由:如同大诗人昌耀所描绘的那架高车,近年来海南诗歌已经“从地平线渐次隆起”。一方面,多多、王小妮、徐敬亚和耿占春的迁入,为这块曾被称作“天涯海角”的极远之地安放了九只青铜鼎。另一方面,七十年代出生诗人江非作为“澄迈县特殊引进人才,正式调入澄迈县文化馆”,则让整个海南都获得了一支白银号。对于“海拔”诗群,自湘入琼的李少君则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位“内心的国王”,以剑出偏锋的评论,搅动着整个江湖;并在二零零六年八月创办《海拔》,团聚了一方豪杰。本期《海拔》最让人难忘的作品是王小妮的《天下大动》,“别以为恐惧已经不少了/做一回人,只能一怕再怕”,可以轻松击败漫天飞舞的地震诗,击败那些浅薄的哀恸与矫饰的豪迈。唐煜然的《卡萨布兰卡》似乎专为我回放了十年前以及当前的成都生活,诗中那些水名、楼名、街名、站名,就真实地簇拥在我身边,让我眼眶湿润。李少君倡导“草根”写作,可证之以《安静》、《她们》诸诗。贾东阳、魏春雷等践行“废-话”写作,实际上重蹈了杨黎“语感”写作的旧辙。符力、田一坡、衣米一已经写出较成熟的作品,而另一些入选诗人则在貌似成熟的表达中,显露出单薄的储备和窘迫的才情。最后,我愿意低声吟诵江非的诗句:“我孤身一人,身处这孤独的海景/看见远处沙滩细密,祖国闪耀,而群岛孤零”,并祝愿海南诗歌最终能够像昌耀所描绘的:“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

    译诗:《希腊诗选》,马高明、树才译,漓江出版社,二零零八年八月第一版。推荐理由:希腊诗的魅力在于:精神上薪尽火传,而修辞上往往图穷匕见。尊重欲望、智慧与力量是希腊精神的要旨,这种精神成就了最为健全的人类童年,通过富丽的神话并于神话本身一起流贯不息。荷马是全人类诗歌最伟大的初神之一,而塞弗里斯和埃利蒂斯则是希腊的两位幼神。瑞典王家学院关于塞弗里斯的评语:“他的诗歌以最透明纯净的方法,阐释和照亮了所有那些自荷马时代以来的,以爱琴海岛屿以及爱奥尼亚海岸为中心的,包含了精神、道德以及诗歌艺术在内的崇高精神”,与劳伦斯•达雷尔关于埃利蒂斯的评语如出一辙:“为了弘扬并且树立他的语言和他所生活的土地所代表的永恒的地中海价值的权威,他坚持不懈地踏上了一条为了将他的力量与古希腊人的力量融为一体的创作之路。”我们甚至发现:本书最年轻的一位入选者,出生于一九六一年的萨纳西斯•哈佐普罗斯,正是以一首《斯芬克司》结束了我们的阅读。希腊精神之于后来的希腊诗歌,就像海伦之于后生的希腊人:“我们被彻底遗弃,孤零零地,被你死灭的形象包围”(埃利蒂斯)。此所谓“精神上薪尽火传”。另一方面,希腊诗人从来没有忘记在无数次的语言酷刑之中锻造和创造现代希腊语言,就像赫西奥德在《神谱》中写到的那样,“足智多谋的时间/一个男孩/对他那永生的父亲天空/自幼怀有仇恨”。此所谓“修辞上往往图穷匕见”。当然,这种“自幼怀有仇恨”也并没有造成希腊精神的断裂,反而让希腊精神在短暂的停歇之后获得更为长远的延续,甚至获得更加新鲜的形式。译者从英法译本转译出此书,必将有助于趋避茫然的中国当代诗在归根传统与取法现代之间求得更为准确的自我定位。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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