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生成的接受史：丁亥季冬诗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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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按照凡例，第一榜“诗篇”均附有作品原文。然而本期上榜诗篇《土拔鼠》长达十余页，只得存目，敬乞读者诸君见谅。当然，如果你因我的介绍对胡宽产生了兴趣并循此找到一本《胡宽诗选》，那你就有福了。 诗篇其一：《土拔鼠》，胡宽作，见《胡宽诗选》，漓江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第一版。推荐理由：关于“土拔鼠”，钟鸣在一篇文章写到，“有两个人曾专门写到它”。钟鸣指的是顾城和翟永明。顾城的《土拔鼠》只有四行，“土拔鼠在挖土/有人问/土里有什么/土拔鼠说：土里有土”；翟永明的那首《土拔鼠》却长达六十八行，其中“一首诗加另一首诗是我的伎俩/一个人加一个动物/将造就一片快速的流浪”似乎已经成了名句。顾诗短而空灵，视角是一个无理性的孩子；翟诗长而繁复，视角是一个有激情的女人。两首都写于一九八八年。胡宽的这一首却完成于此前七年。我曾经长时间地为胡宽在一九八一年写出了这样的诗歌而迷惑不解。这是一首狂欢的、叛逆的、肆无忌惮的诗歌，后现代主义的最初曙光，提前出现的天才之作。全诗长达数百行，最短的一行只有一个字，最长的一行超过了四百字。土拔鼠就在这样凶险莫测的词语丛林中神出鬼没、为非作歹。“土拔鼠”的能指与所指被诗人任意装置、切割和扭曲，诗人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他想要完成的一切：一只愤怒的、狡狯的、渊博的、凶恶的、孤独的、恐惧的、幻想的、荒淫的土拔鼠，一只面目全非的土拔鼠。需要强调的是，胡宽逝世已经十二年，他的诗歌仍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知音屈指可数。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单凭一首《土拔鼠》，胡宽已经让其父胡征的全部写作黯然失色，就像顾城八岁时的一次涂鸦让顾工的全部写作黯然失色。 诗篇其二：《我女友名字叫树枝》，孙磊作，见《演奏》，上海三联书店，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第一版。推荐理由：孙磊已经被目为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所有的诗歌都来自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对肉身的前兆以及命运的伏笔。孙磊在不断地求取答案的途中增加了困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耗损了应该储备的汁液”。在《我女友名字叫树枝》中，诗人向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物——“药罐里转悠的幸福”、“疼”、“停在路人心里的龙舌兰”、“勒紧的孤独”——一一弯下腰去，甚至向“寒气吹化的容颜”以及“你身上的冬天”弯下腰去，这究竟意味着质对、担当、忍让还是挣扎？该诗的结句出现了一个急转弯：“但是我永远不能/向你的死弯腰。”“女友”或“我爱的人”的“死”，是孙磊诗歌中习见的预设性题材；而对于“死”的远虑反而导致了诗人负气般的斗志，我注意到在另外一首诗的结尾，他这样写道：“对于死，我们应更加傲慢。” 诗篇其三：《寻找一个词》，瘦西鸿作，见《方块字》，大众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九月第一版。推荐理由：瘦西鸿以两首短诗，《一把刀子的内伤》和《锋芒》，知名于诗歌界。但是我也看重他的另外两首短诗：《病中的女孩》和《寻找一个词》。《病中的女孩》“把美毁灭给人看”，让人哀恸不能自已，可以直追戴望舒的《妾薄命》、何其芳的《花环》和黄永玉《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然而该诗末节似为蛇足，所以最终被我放弃。比较而言，《寻找一个词》则更具内在的自足性。“寻找一个词”，其实是为了逃脱所有现成词的奴役，寻找一种个人化的自由表达，寻找一种“胎毛迎风招展”的诗意。诗人就这样坚决地把自己陷入四面楚歌，“一个词慢慢长大/一个词开始孤独起来/在一些漂亮的句子中间/一个词 单薄而自卑/从世袭的语法和句式中独自走过”。由此可见创造之难：既面临自身的脱胎之苦，又面临世人的反唇之讥。《寻找一个词》就是这样一首关于“写作”的诗；参照马永波先生论及阿什贝利时关于“元”的解释，此诗可以称之为“元诗”。 个集其一：《时间》，汉英对照，吉狄马加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十月第一版。推荐理由：少数民族的汉化日趋严重，这意味着纯正血统的中断和弱势文化的消亡。我认识一些年轻的羌人，他们已经不会说羌语了。神话、史诗、民谣就这样突然失传。神人支呷阿鲁的后裔吉狄马加对此忧心如焚：“我清楚地意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所以他的写作，就是不断寻找那些“被埋葬的词”：口弦、毕摩、头巾、马布、火塘、苦荞麦、小裤脚、依玛尔博与阿呷查莫鸟。吉狄马加的本意不在炫示一个民族的隐秘，而是在抢救行将沉落在“时间”深渊的某些存在，所以他的笔端饱含着惜别的深情：对那块土地，土地之上的男人和女人、动物与植物。所以杨宗泽说，“他的诗……使一种古老文明得以延续”。对于汉语世界而言，吉狄马加的诗歌已经给出了独一无二的品质：“他者”元素的满镶满嵌带来的新奇感，从部落故传韵律中蝶变出来的抒情性，潜伏于晓畅透明语言之中、几臻于无形的现代味。诸如此类，让吉狄马加成为少数民族诗人中的一座重镇，并给汉族诗人的现代诗写作提供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学蜃楼。 个集其二：《大匠之歌》，刘以林著，海峡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一版。推荐理由：刘以林引用了爱默生的一句话，“在美国，我们一直缺乏一位天才，能独具君临斯土的慧眼，看出我们这种无与伦比的材料的价值”，来点明中国当代诗歌的处境。他认为新诗还没有最后成熟，而前去的途径就是“新自由体”。“新自由体”的特征：其一，既要解决“像”的问题，又要解决“不像”的问题；其二，进入事物的方式是“由近向远”“由内向外”；其三，单句之“自立”。就这样，刘以林踏上了他的孤旅，“我向自己献上自己的剑，在危险的荒原只追最黑的野兽。”《大匠之歌》是刘以林的第六部诗集，借此我们可以发现，与其“大胆妄为”的诗学建构相呼应，他为当代诗歌带来了琳琅的美学盛宴：对现代生活的全面关注、大词的挥霍、强烈的色差、九死一生的想象、火焰升腾的气氛、斜刺里跳出来的冲击力以及武断的陌生化。唐晓渡先生曾经按之以“榛莽蔽天”四字评语，我认为是准确的。在其第五部诗集《鹰之不朽》的扉页上，诗人给我的题词是：“大的河流总是独自入海。”在此祝愿刘以林：得以自己的咆哮增加那未知的海！ 选本：《西华诗选》，吴晓川、罗铖主编，海南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十月第一版。推荐理由：一九八四年初，李亚伟等人发起创立“莽汉主义”诗派，其核心成员，除了胡冬、二毛以外，马松、胡玉、万夏、小绵阳等全部来自南充师范学院，亦即今日之西华师范大学。时值今日，当年“聚众起事”的莽汉主义已经在诗歌史上“裂土封王”。李亚伟极尽嘲讽之能事的《中文系》已经成为中文系课堂上的经典作品，——但是当我们对已经尘封的历史稍作爬梳，就会发现对这一件作品的过度强调客观上绕开或回避了莽汉主义更加异端的光芒。胡玉《大鼓连奏》的被淡忘就可以作为例证：“我从时代的残疾中找到希望的症结/从生活的一个侧面看到一代被疯狂/摧残的思想”，这首诗让我们如此轻易地就想起了金斯伯格的《嚎叫》：“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被疯狂毁坏”。胡玉如何，我不得而知；我知道李亚伟迟至一九八五年才读到金斯伯格；一年之后，莽汉主义就宣布解散了。莽汉主义诗派的行为主义特征促成了文本的迅速散佚，诗人们的断篇残简比当年的酗酒醉殴消失得更快。对莽汉主义的研究甚至连第一步都还没有迈出：我们迫切需要一部作品集，也许还应该有一部回忆录。《西华诗选》给予莽汉主义的八十七个页码进一步勾起了我们的馋涎；而该书的后一百八十三个页码则证明了这个校园在诗歌写作上不可避免的式微，比李亚伟低二十四个级的校友江涛在《后中文系与新梦之队》中对此供认不讳：“无论怎么搜肚刮肠/也写不回当年的意气风采”。 论著其一：《海子评传》，燎原著，时代文艺出版社，二零零六年一月第一版。推荐理由：诗人评传，十之八九归于失败。评传作家们满足于索隐式考证与串珠式记录，很难对传主建立一种血亲般的关怀或情欲般的纠缠。像杜牧之于李贺、里尔克之于罗丹、江弱水之于卞之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奇妙遇合，甚至可以理解为一个亡灵在另外一个躯体中的复活或重现。而当前众多的诗人评传，大都意味着传主的“进一步”湮没。《海子评传》是少数例外之一。这一方面显示了海子巨大的开启能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燎原超凡的应和悟性。我们甚至可以说，燎原是海子连着肉的回声。在这部评传中，燎原以其翻江倒海的激情、剔骨抉髓的洞见、争奇斗险的句群，完成了与海子的生死相随。这样的写法，不是“招魂”，而是一种让人惊骇的“走阴”。海子生前挚友西川先生就认为这部评传具有“直取本心”的力量。我认为，《海子评传》不但是海子研究最深广的渊薮，而且还是当代作家评传写作最高峻的顶峰。可以为此作证的是诗人安琪在和我通话中的一次自呈：“我流着眼泪，反复地，读完了这部评传。” 论著其二：《黑暗中的声音》，张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七年四月第一版。推荐理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井喷”时期，一大批巨匠先后完成了其传世之作。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里尔克、伍尔夫等人墨迹未干，鲁迅就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同步完成了伟大的《野草》。可以说，《野草》是二十年代乃至百年以来唯一可以置诸世界现代主义名著之林而毫无愧色的“中国制造”。在《黑暗中的声音》出版以前，李欧梵的有关论述和孙玉石的两部专著代表了《野草》研究的最高水准。张闳关于“《野草》首先是诗”“但迄今为止却还没有被真正当作诗来阅读”的论断深获我心，而他将《野草》研究由文化批判推进到话语分析的努力和努力的结果让人惊叹。可以说，张闳从“本文”出发，运用诗学解读的方法，抽丝剥笋，剔肉见骨，清晰而准确地破译了鲁迅内心隐秘的痛苦与复杂的悖谬，从而还原给我们一个“发炎”的鲁迅：肿块胎结、淤血泉凝；而“观念新锐，文风奇警”之类反而成为该书的一种亚特征。《野草》研究，至此更上一层楼。 论著其三：《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汪剑钊著，文化艺术出版社，二零零六年七月第一版。推荐理由：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如果不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特别是影响研究的方法，恐难穷尽其奥秘。因为欧美现代主义诗歌是后工业和大城市的产物，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说乃是欧美现代主义诗歌横向流播的产物。这一点十分重要，可惜论者较少注意。汪剑钊的价值在于携带着“世界性的眼光”率先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其著布局均整、行文舒缓、用语简练、立论精当，采用美学考量和史学清理的方法铺就双轨，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地下列车带出了偏见与误解的十面埋伏。与此同时，汪剑钊的保留意见也应该为我们所记取：“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是否已经成熟？对此我缺乏断然的自信。站在世纪的边缘处，我所能给出的回答是，或许它已经终结，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当然，该书没有为台湾诗歌单设一章、也没有为多多单设一节给我们留下了遗憾。值得提及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完稿于一九九四年春天”，其时汪剑钊年仅三十一岁。该书完稿的两年、四年或七年之后，张同吾、孙玉石、罗振亚诸先生的同类著作才陆续问世。尽管汪著出版在后，但是仍然应该初步确定为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 民刊其一：《诗歌现场》二零零六年秋季号，总第一期，朵渔主编，二零零六年九月行世。推荐理由：上世纪末那一代快意恩仇的“愤青”已作鸟兽散。《诗歌现场》的目的在于“重新发出兄弟般的呼唤”并强调“必须有勇气回来。必须有勇气现身。必须有勇气成全自己”。我们看到，在“言之有物”的简单旗帜下，李红旗、伊沙、贾薇、阿坚、尹丽川、巫昂、沈浩波、宋小贤等人，以及更加年轻的朵朵拉、春树、魔头贝贝、皮旦等人，新扎了一个野山寨。青春的羞耻、成长的叛逆、斗争的怒火与诈降的戏谑，从“老妪可解”的口语中激射出轻佻的弹片，一下子撞跌了“我们”的眼镜并差点划伤“皮笑肉不笑”的颜面。 民刊其二：《世界诗人》季刊总第四十七期，蔡丽双总编，张智执行总编，二零零七年八月行世。推荐理由：《世界诗人》前身为《国际汉语诗坛》，号称“全球发行范围最广的诗刊”、“世界唯一的以汉语、英语和诗人的母语对照出版的诗刊”。该刊几乎以张智一人之力而坚持数年，至今已出版近五十期，以艺术顾问的声名之隆和选发作品的良莠不齐而著称于诗歌江湖。本期封面是蔡丽双的全彩靓照，看上去更像一本时尚读物。翻开目录，惟中岛、唐诗眼熟。可见我的视野之窄。 译诗：《荷兰现代诗选》，Maghiel van Crevel、马高明、古碧玲编译，张晓红审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八月第一版。推荐理由：这本橙色的诗选是大陆、台湾和荷兰三地学者——其中Maghiel van Crevel是著名的汉学家，马高明和古碧玲则分别是海峡两岸研究荷兰语的宿儒与新秀——通力合作的结果，这带给了我们在“信”、“达”、“雅”三个向度上的巨大期望。然而我所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些方面，比如：荷兰“六十年代诗人群”之于“五十年代诗人群”与中国第三代诗之于朦胧诗，两国诗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代际“延异”关系具有让人惊讶的同构性；荷兰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歌与柯伯拉画派和另外一个被称为“零派”的视觉艺术集团的密切关系则让人联想到今天诗派与星星画派的媾和；而“零派”的艺术主张与“他们”诗派的艺术追求如出一辙；深受“零派”影响的阿尔曼多通过照抄农机广告宣传单制作出来的“具体事实诗”《农业组诗》则与于坚同样极端的《零档案》组成了面目酷肖的“兄弟连”。阅读《荷兰现代诗选》之际，算算这笔糊涂帐，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就会原谅Maghiel van Crevel在序言中的笔误——他在提及台湾诗人“夐虹”的时候，写成了“夏虹”。 附件：“诗篇”原文。
孙磊 只要有树枝我就弯下腰去，
瘦西鸿 那是春天 我躺在鸟羽下 一个词呱呱坠地的时候 一个词慢慢长大 许多年过去 一个词已经老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日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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