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荣光启：汤松波诗作印象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荣光启
2012-09-29 21:18
阅读次

 “汤松波”是一个“很讲义气”的兄长，这是我从诗人刘春那里获得的对他第一个印象。不过，在读过汤松波的一系列诗作之后，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虽身为地方官员，在骨子里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诗人。评价一个诗人，也许我们也可以先不论他的诗到底“写得”怎样（这个标准因人而易、因时而易，对一般人来说，很难有个大致确定的标准），而看看诗歌在他生命或生活中的地位如何。汤松波给我的印象是写诗是他的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他走过什么地方，他会留下一首诗；他所居住的地方，随着情感的积淀，他也会不禁写诗吟叹；时代的重要变迁，他会在诗中响应；季节的轮换，更会引起他关于自我、生命和时间的深度思忖。诗歌似乎是他一种习以为常的言说方式（另一种言说方式是歌词的创作），在他身上，似乎有中国古代诗人的身影：一方面身为某个地方的官员，为民生忧患，居“庙堂之高”；一方面追求个人生命的自由言说，写诗作词，以“诗人”的身份处“江湖之远”。

    在刘春编的《桂林九诗人诗选》的书稿中，汤松波的组诗《锦绣中华》给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可能是职业的原因，汤松波曾行遍中国大小山川南北胜迹，他有意以诗歌的方式为中国大地上的自然美景、历史遗迹提供一种特别的“地方志”。他为《桂林九诗人诗选》提供的就是这批较为“特别”的作品，这些诗歌方式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借景抒怀托物言志，在对景物的描述中寄托自我的情思，读他的诗你可以收获一个诗人对某个著名景观的独特想象，也可以看到一个现代诗人在行旅中的丰富情感。

    汤松波的这些诗整体上是古典主义的风格，但在某些意象的创造上，亦不乏现代主义式的灵光闪现，譬如《甘肃走笔》一诗。在这首诗里，可以看出汤松波的古典文化修养及他在诗歌想象上的男性气质，他的诗歌境界有一种“悲壮豪迈”的特征，而在一些细节上，他的想象又是很是细致、独到，尤其是诗作最后“用月牙泉/照亮甘肃的脸”一句，境界清冷、神秘、开阔，很有意味。这种个人化的想象与前面“悲壮豪迈”的文化想象相对照，使诗作在境界的营造、呈现上有一种整体上的均衡。

    《青海行吟》一诗的开头令人赞叹：“雪花 上帝的语言/漫过昆仑的脊背/铜质的声音/埋藏在巴颜喀拉山脉南麓……”在对雪花的“声音”的想象中，营造了一个神秘、开阔，令人震慑的诗境。这个诗一般的境界“喷射出/奔涌的长江黄河”，这种诗歌想象实质上赋予了中华民族的源头、中华民族的诞生以神圣、诗意的品质，极有意味。“行吟”的诗人，他的足迹走遍大地，他的歌吟穿透历史与现实，他的心思寄托与眼前的风景与渺远的历史之中。关于风景的吟唱透露着诗人的淡淡忧伤。

    汤松波有意为中国每一个省都写一首，他的组诗《锦绣中华》无疑是他自己的“中国国家地理”，他以诗人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行吟生涯与中国大地上的各样景致。和这组《锦绣中华》相对应的是汤松波的另一组诗作《二十四节气》。如果《锦绣中华》可以从题材上说是一种“地理诗”、空间之诗的话，那么《二十四节气》无疑是一组关于季节轮换的时间之诗，这是一个诗人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他生命中的时间印象。两组诗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上寄托了作者对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自我、人生、生命等重要命题的抒情性言说。汤松波在诗歌中建构和抒写出特定的“国家地理”的图景与“季节轮换”的想象，这样的大篇幅、大结构、经过精心布局的诗歌写作，在整个当代诗坛都属难得。

    不过，从诗歌的角度，素材决定不了一首诗的好坏。汤松波的“地理诗”有一些我并不认为就特别优秀。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二十四节气》在整体的质量上要优于《锦绣中华》。“地理诗”由于其素材（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本身的丰富性：历史的积淀、文化的意味、特定的象征，等等，这些业已存在的历史意味或文化象征常常使诗人的想象不容易超越。诗歌在这里成为一种推衍性的写作，诗仅仅是那些历史意味或文化象征意味的变体表达、一种浅层次的抒情性的表达。而我们若将诗视为一种艺术，艺术往往追求情感、经验上的新鲜和思想上的独到与深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满足于那种推衍性的写作。在对历史、文化、民族、国家、生命等根本问题的思忖上，“地理诗”有时仅仅停留于自然景观或文化景观的表面或象征性的层面，没有进入问题或自我感觉的深处，在阅读上不能让人感到痛苦或满足。

    汤松波有一首诗曰《东方之珠》，一看诗题，就知是献给“香港”的，但其中是否有一些不同于那首华人熟知的同名流行歌曲的审美元素与思想特征？可以肯定，汤松波在写这首诗时是非常动情的，他对“香港”有一定的个人记忆和历史想象，这首诗在题旨上和流行歌曲《东方之珠》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其情感和想象要深入一些、丰富一些。但从诗的角度，我们可能还觉得此诗在对“香港”的言说上还不够。1997年回归、作为我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是个非常复杂的地域，这个被国人称为“弹丸之地”（其实并不小，地形、城市结构均很复杂）的区域凝聚着近现代中国的复杂历史和当代华人的某种奇特的现实，这里汇聚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关于“香港”的言说，诗歌要做的工作其实很多。长期以来，国人将香港视为“文化沙漠”，事实并非如此，五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的小说、诗歌有许多杰作值得我们称道，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当然，在一首诗中言说“香港”确实很困难，但我们至少可以在思维和想象的向度上不求同于既存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作为诗人，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独特的个人记忆与情感、想象。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忽视汤松波是一个优秀的歌词作者，他在国内常与一些乐坛大腕合作，他在歌词创作方面大有成就，我想很多时候他的诗歌写作与歌词创作一定会相互影响。一个人既写诗又写歌词，在歌词创作方面可能会有诗歌写作的感觉和想象方式，歌词在意象、境界和情感的传达上有诗歌的精妙，而诗歌写作上可能也会有歌词在形式和节奏上的某种影响。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写作与歌词创作差别甚大，诗歌写作虽然也有（情感、言说）节奏和形式上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比歌词要内在化，把一首诗弄成流行歌曲的样式绝对不是好事。

    诗歌追求的更是意象、境界上的独到和感觉、经验和想象的特别，而歌词在这方面并不用特别去追求。音乐诉诸的是人的听觉，在听觉中恢复人的记忆、感觉与想象，音乐中的歌词也就并不用特别在新颖、独到上下功夫，一些熟悉的意象、带有普遍性的思想与想象更能引人广大听众的认同。对于诗歌写作而言，在情感、经验和想象上与流行歌曲风格相近绝不是好事。我想诗歌写作和歌词创作相互影响相互纠缠这个问题有时会困扰汤松波，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积极寻求二者间的良性互动，一定会带来汤松波诗歌写作和歌词创作的全面进步。

    在我看来，汤松波的有些“地理诗”、空间之诗若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在情感、经验的言说上，缺乏个体情思的深度介入，对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言说往往会停留于自然、历史与文化的某些层面，在感觉、经验和想象上让有些读者觉得不过深入。诗缘情、诗言志，诗的主要功能在我看来主要是抒情，抒情诗就不能缺乏个体情感、经验和想象的独特性，诗贵“有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开头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说的是“词”，但可以以之来看待诗歌，诗歌对意象和境界的要求同样如此。汤松波的《锦绣中华》整体上看，缺乏“我”对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的深度介入，其“无我之境”不是王国维说的“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若拿汤松波的《锦绣中华》与《二十四节气》相比较的话，我觉得后者更优秀，其优秀之处正在于诗中有“我”。

    《谷雨》一诗，题为“谷雨”，但写的却是“乡愁”，这二者有何联系？其实正如诗中所说：“谷雨时节……思念……疯长”，在雨季，人的愁绪似乎更盛，以“谷雨时节”的气氛作为“乡愁”之背景，以“乡愁”为“谷雨时节”的主题，二者相得益彰，相互阐释，使彼此意蕴都变得丰富。同样，《芒种》一诗，题为“芒种”，但写的却是“母亲”，这二者又有何联系？乃在“芒种”之“芒”，也可联系起“繁忙”之“忙”，而“母亲……在地里忙碌/劳作的身影”，正是“整个夏季/最为动人的景象”，“母亲”是“繁忙”与“劳作”的象征，唯有“母亲”，是“芒种”这个“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的见证。“以母亲为证/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便是芒种了”，是这首诗中最核心的语句，这首诗也是汤松波诗歌写作中最动人的诗篇、最精彩的华章（“镰¬刀的光芒/和飞鸟的影迹/穿梭在母亲的责任地里/选择六月出发/我又一次回到久违的乡下”，这开篇的美妙想象尤见一个抒情诗人的功力）。其实正是“母亲”使“我”要抒写“芒种”这个节气，以“芒种”的气氛作为怀念“母亲”之背景，以“母亲”形象为“芒种”时节的主题，二者同样相得益彰，在意蕴上相互充盈，使彼此都变得丰富。

    在这里，汤松波没有以大量的推衍性的想象性词语来着重描述气象范畴内的一年二十四节气，而是自觉将自我生命与季节轮回联结起来，在季节的交替、时间的流逝中展开主体的情思，以时间为背景，以自我的原点，展开一个人对于时间的感悟、对于生命的体会、对于往事的怀念、对于历史的感叹。《二十四节气》虽是时间之诗，但其丰富性已超越了时间，“节气”在这里只是一个抒情的契机，以此为契机，但言说了关于自我、时间和生命的多重思忖与复杂感喟。这样的诗歌写作，显然充满更丰富的意蕴，更让读者喜欢。

    作者简历：荣光启，博士，70后青年批评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新诗研究，相关文章散见于《文学评论》、《福建论坛》、《广东社会科学》、《南方文坛》、《长江学术》、《东方丛刊》、《芙蓉》、《诗刊》、《星星诗刊》、《诗探索》、《诗歌月刊》、《诗潮》、《诗林》、《中国诗人》、《扬子江诗刊》等刊物，著有《“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论》（2007，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等。

    喜欢()

    相关阅读

    南方论坛

    频道头条

    频道推荐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