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明：诗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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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拟定的谈论题目是《生态社会与现代山水诗创作》，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纯粹意义上的山水诗创作，姑且不论，如果在当代有这样的潜流（相对于诗歌的主流而言），写作的对象必须要有一个载体——无论诗人眼前的山水景况如何，山水诗都必须面对山水这个载体，如果离开了山水两字，那么今天山水诗这个称谓是不成立的。在此意义上，谈论山水诗的创作是危险的，而且也显得局促和狭隘。 我本人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创作，我想在座的诗人也不会专注于这样的一个主题明确的诗歌创作。相对于中国古代诗人对山水的迷恋——我现在的确没有将山水看成是一个知己的兴致，将来也没有这样的愿望。而且仅我的目力所及，相当的程度，世间已无真山真水可言。我这样说，并不想强调，我对山水从没有投去心灵的一瞥。只是今天，当我们偶尔还有兴致置身山水之间的时候，我们通常发出的是这样的感慨：今日的山水已经过多地沾染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而有时候，文明就是妄自尊大和过作聪明。也因此，与其在这里谈论我没有创作经验的山水诗，还不如允许我将这个语词的范畴稍稍扩展一下——让我谈论一下那个已经破碎的“自然”——我们诗歌中的自然，以及自然的气息。而一个不大像样的自然如今还是存在的——在我本人已经写下的零星诗行中，它们强烈地对应着生锈的水，冒烟的山，高度物质化的人的情感。 我一直认为，每一个诗人身上应该有三个自然，一个是身外的（第一自然），一个是内心的（第二自然）。特别通灵的诗人还会有一个超现实的自然（第三自然），我觉得诗歌应该谈论的是这个——超自然。当前的诗歌创作要么过分地专注于内心，往狭窄的小弄堂里挤，要么置身大而无当的现场，以获得琐碎的现场感。而很少有诗人去探索这个人神相交的超自然。我这样说的此刻，眼前出现的诗人是兰波——尽管至少有十年时间我没有翻开他的诗集了，但作为一个诗歌的通灵者，兰波进入诗歌的方式至今没有过时，仍然让我着迷。十七岁的兰波曾经在一封信中喊道：“我认为应该是一个通灵者，使自己成为一个通灵者。”在第三个自然面前，能否通灵始终是关键。通灵让某些古代诗人打通了人、神及其自然之间的关系，让伟大的少数人成了预言家、先知，使诗歌成了一种通神的艺术。在今天，通灵或许能够让我们唤醒诗歌已经失传的某些古老的品质，再次记得那些曾经打开古老世界的密码——以重获伟大诗歌的尊严。 当我们接触到第一自然的时候，很明显，已经不大可能有像我们伟大的古典同行那样的襟怀了。古典诗人作品中的第一自然——就是我们今天正在谈论的山水，是完整的，和谐的，而这样的山水也完全有能力来吸纳诗人的内心，来清洗那个时代的无耻郁结在诗人心中的创伤，所以，通过古典的山水这个载体，我们可能读到那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那样的山水，我相信完全应和了诗人的心跳。而这也许正是古代山水诗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这种情况再也不要指望能够在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出现了。我们面前的山水是赝品，我们的自然是缺席的。多数情况下，出现在我们诗歌中的自然实际上是一个过去时态，一个将来时态。这样的自然（更不用说比它小得多的山水）是不能指望它们来抚慰诗人的灵魂的。所以，这样的自然进入当代诗歌，出现的只能是一堆易碎品——它们恰好是古典作品的反面。也罢，如果我们今天要重提山水诗的话题，我希望，未来有一个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负面的文本出现。当我们读过了大量澄澈的山水诗之后，再来读读被化学药品、被甚嚣尘上的商业气息污染的山水，或许我们对置身的文明就不会盲目地乐观了。而怀疑主义或者悲观主义，对诗人而言，从来不是什么坏事。 2006-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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