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记忆与时间之病:略论李建春诗歌创作

 在这个以暧昧为主色调的批评和写作的边缘时代,我们很难对一个自己喜爱的诗人进行某些确定的叙述。事实上,当自我与外部物象世界变得双重不可靠时,确定性也成为一个必须规避的话题。进而,“意义”的界定很容易沦陷为大而无当、吹捧溜须的违心之辞。另一方面,“在这个不可能不成为虚无主义者的时代”,由于后现代语境对知识论的动摇,个体几乎只能依循“记忆”才能获得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巴赫金的“时空体”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当下经久不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们为我们的现实经验提供了管窥一度:为了证实自身的存在,不能不求助于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吴晓东语)。然而,这些都还不足以涵盖以李建春为代表的一代诗人的创作,——这里所说的一代人,可能正是关乎“70后”这一个令人愤怒的代际概念,或许仅仅在于,它比“参与建构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历史的诗人”这样的叙述称谓显得简易,尽管它粗俗得类似于僵硬的咒符,用代际特征取代了一切个人或者类自由观念者的丰富而持续的创作可能性。承前所述,无论是对于“时间的多重记忆”,还是“普鲁斯特式的企图”,作为90年代以来不可忽略的诗人之一,建春和同时期参与个性化诗歌历史进程的诗人们一道,用痛彻心扉、机巧乖戾的词语与题材,反复抵达“记忆的根部”(《七月》),为寻找、挖掘与重塑时代记忆和个体生命的记忆开辟了新的领域(这显然不是狭义上的“神性写作”所能指称的)。必须更进一步指出的是,他们还主动承担了现代性焦虑和后现代性机制所营造的“后”写作语境(而不是被动地放弃文化中心主义守成式的自慰),用“无”对抗“无”,用不断的“出走”对抗日常“事物的肿瘤”(《声样4》),甚至在“记忆”也可能会抛弃他们的命运里,仍然“固执地探寻痛苦的原委”(《代父亲写的题辞》)。神性时间与日常经验、伟大记忆与庸常现实成了“死亡”才能切割的双生体,他们就像浸淫在毒药里炼制蜂蜜:现实充满了“事物的肿瘤”,“夏天病了”、“时间病了”(《夏天病了》),但它却提供记忆生长的空间,聚集着个体命运发生的场景,尤其是经历过从政治到启蒙、启蒙到大众的80年代,时代记忆的诟病会明显加剧;在这个自我与事物双重不确定的时代,记忆又是个人主体性获得确定的前提,对于庸碌的现实所充满的焦虑与嘲弄、对虚无的过去所充满的痛苦和悔恨,并不能减轻我们抵达自身黑暗的渴望,在建春的诗中,记忆与“夜”、“黑暗”有着鲜明的同一性,它是我们聚集自身能力、反观光亮、抵达生命内核的源动力。因此,在这个信仰缺失、神性泯灭、几乎不可能诗意言说的时代,建春以及同代诗人所可能具有的诗歌历史学意义甚至包括:用匍匐的姿态甘心当起了“日常生活的英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语),在日常经验里提炼语感,在庸常事物中“命名神圣”(海德格尔语),从而引起词语意象、题材风格的转变,这无疑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意象体系、创作素材和言说方式。而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建春的诗歌创作中,——毋宁说是他一以贯之的创作所提供给我们的有关诗学与运命的思考。

    “场景”是一个现代性的称谓,是伴随着现代化技术的扩张与社会图像化进程的加快而诞生的。它越来越成为当下诗歌写作的一个词语向度。在“时空体”的意义上,它甚至成为了后现代性时间的一个空间标志。建春将1995年7月——1997年7月间创作的一些诗歌集结命名为《场景》,带有日常经验的自觉。在逼仄枯燥的日常性里,诗人往往陷入言说的空洞和失语的顽疾,“生活落向地面,∕落满整个街区。字迹,潦草了上半夜。”(《生活落向地面》)而白日梦是“场景”的表征之一,“时间∕像跌落的股票。这年头∕白天也跌进梦里,只留下半截身子∕在石灰上挣扎。”(《夏天的病》)“好日子都白过了。∕因为逻辑,要么就是因为∕缠绵于旧日。∕梦里倒是有双倍的报偿。”(《阵雨》)发廊、酒店、柜台边、地铁等等“场景”组成了日常生活机械化、技术化的机制,“就这么着,到了站台。∕就这么着,站在干而冷、白晃晃的地方。”《地铁》这是对苍白的人生情态、空洞的现实世界裸露地呈现。面对这样的现实时间和生活记忆,我们的人生进入了不可翻覆的焦灼状态和消费主义的历史命运,“工业,速度,一部分事物已成传统,∕一部分躺在公社水坝下像残留的骨骸。∕而深圳在海边冲刷着不安。开始有人下定论:∕所谓未来将从信息的水泡中升起,生活∕在未来中消费未来。”(《三年,从广州回家》)多么可怕的预言!“‘计划’并没有实现,在这场∕只会让时间僭居为主宰的行动中,行动本身已是目的。”(《三年,从广州回家》)谁能说清在进化论的线性时间里,神性的光辉到底沦落到了何种地步?即使是在幽暗的“南岭隧道”里对“大地的脉络”惊讶一瞥,也只能刺激到诗人这样对庸常生活保持高度警惕的人而已。技术与文明对于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情感的过度扩张,已经泯灭了测量人性的神性尺度,拥挤琐碎的日常体验像小火球不断爆炸,我们在高速运转的现代文明的时空场景中成了饕餮人生、消费自我的可怜虫。而建春对于这些场景式的宿命有种自虐式的警醒。“因此我∕堕落。∕我甚至宁愿堕落。∕以胡言乱语反对卡拉ok的统治!∕把钉子敲进消费者的沙发里,∕反对舒适的阴谋!”(《体育馆独白》)他不厌其烦地在日常经验中寻找诗意的言说空间,乐此不疲地“从谷仓里抽出笔,写”(《水印》)。他在粗暴的时空场景中被轰炸机一样的意象包围,就像寄居在事物肿瘤里的癌细胞,寻找致命的自我剥离。“哦,道路,尖锐,∕回望,又狭窄而模糊,∕用尽了一个少年。”《水印•三》“近来我常常回忆,从日子的∕胯下俯身。我常常在∕谈话的中途,看见一些事横在眼前,∕又侵入我手中的杯子,变成冰块。”(《向大海的方向》)时代场景已经成为我们无法逃离、规约我们日常行为的命定之物,但诗人似乎冷静而游离。“我走神了。你知道我说什么,历史?”(《声样•一》)在粗暴的现实体验面前,一切都指向了记忆与时间,“时间催化”、“时间的抚慰”、“时间的暴政”、“回忆的根部”、“迷人的记忆”……这些反复出现的意象遭受大量科技名词的挤压,对于生活暴政的忍受被降低到甘于堕落的极限,“而无法抵挡的是出走的念头。”(《钟面上的卧室》)这似乎是一种运命的启示,神性的灵光将要眷顾到诗人的头上……

    2000年之后,建春诗歌中的意象开始变得更加丰润和饱满,这可能跟他的宗教背景有关,他有着虔诚的信念,在上帝的恩惠里领受诗意的恩宠。前些年,密集狂暴的意象造成的焦虑感开始得到有效的延缓,语言的燠热与场景的暴力得到冷静的克制。“反思”是诗人实现自我改造的一大主题。

日记

南方,炎热的夏夜,星星黯淡。
清洁工扫地的声音。偶尔驰过的货车
甚至把时代的脉搏传到小镇。

汗濡湿了被单,粘在身上。
我醒来,口渴难忍,残梦如
龙的尾巴,那剩余的魔力使我
拧不开床头灯。在一种体验的

持续的阴影中我开始对过去悔恨。
愚昧,狭隘和混乱,这是我对
自己的评语。由于僵硬和迁就,
我远离了智慧,

并缺乏应有的机敏感。
脂肪是我的罪孽和积蓄的悲哀。
在来得及认清世界之前就仓促地卷入

愤怒的思潮中。不是贤人,不是爱者,
而是喘息的自我的蜗牛为我赢得了名声。
我低估了时代和应有的善。

时间递进,越来越亮的天边,
记忆的女儿们聚集在山峦。
日子和日子你呼我应穿过掌心,
“经验”堆积着增加了折射的光芒。

“词语须如呼吸一般具有足够的
丰富性和延续感,以至跨越死亡。”
由此,我获得了伸展的区域,
灯光漂白的四壁不是幸福的局限
而是无穷,忍耐给了我机会。

2000-7-22

 诗人对于过去的悔恨和反省是赤裸裸的,没有丝毫隐瞒。他的真诚的信仰使他完全站到了虚无主义的对立面,对于之前的愤怒与狂暴也有了冷静的反思,过去“肤浅的快乐”被消解,对自我的时代处境和人性的尺度有了更自觉的寻思。而词语的能量也开始在清醒的主体认同中获得丰富和延续的生命力,这意味着诗人对于词语的锻造和意象的选取采取了更为精密的向度和内在的韧度。在《公路》一诗中,对时间的反思还指向了“未来”,“我站在∕岁月中,因谙熟时间的轨迹而冷漠,∕一次次地打断,被谎言或愚蠢的欲望,装满∕创伤和眼泪,以及无数个未来,却从没有现在。”这首诗相对于《日记》一诗中对个人性命运与生命经验、语言抒写的反思相比,具有更宏大的时代内涵。技术创造物质、知识改变命运,是当下几代人的成长背景,现代性的进化时间观所允诺的未来时间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怀疑。

    “时间成了包袱,∕人不得不处于赤裸的状态。”(《雨》)“阳光照在雪上,∕满地的雪提起逝去的岁月。”“足迹标出时间的印记:黑色。”(《阳光下的雪》)“你要为时间负责,否则不能越过去。”(《看守的要求》)“车站广场:时间集中的地方。”(《出发站》)“我与时间失去的联系。”(《墙》)……“时间”意象在这些诗歌中频繁渗透,场景式的人生焦虑变为更深层的压迫性的时空体验,主宰性的时间名词也有了新的内涵:时间,对于个体来说,犹如胎记般不可被分割出生活与命运的轨迹之外;对于历史来说,则是人类群体记忆的标志。在这种体验下,诗人开始保持自觉的自我承担意识。而在时间和记忆密不可分的罅隙里,由于记忆保持着对现实经验的距离和关照,个体对于记忆的领受使日常性变得鲜活而和谐,“我喝下去年的绿意,∕灼热的时光在我的体内和体外煎煮,∕如何消受这一份孤独!水一样的记忆∕波动着,你从时光的深处荡起舟楫,∕∕却并不划向此岸。你远去的信任的脸∕参与了光的流泻,你的离去愈加清晰,∕于众多来临的朋友中,你以火热的语言∕将我征服。”(《陌生的爱》)“家是记忆。堕落者就是那掉入时空隧道的人,∕以光速运动。我与你共享一个秘密,但在此地找不到词语。”“命运从熟悉之物的深处∕稍稍抬头,又机敏地露水似的消逝了。我积了一些钱,∕在老实的本地人看来,我当然有落户的资本。∕难道我是一般的流浪汉么?多年后,当运动深入∕到没人能回避时,我才明白过来:我,你,他(或她),∕每一个人身上都背着一个不同的政府,一个记忆中或幻想中的世界。”(《泡沫》)在这里,记忆、时间、命运是一个难以割舍的有机体。对于命运感悟性的抒写开始变成执着的顽强的自我抗争。命运与日常性的物象息息相关、无处不在,甚至假借“家”的名义让主体性的抗争得到消停和宁息,但诗人仍然坚定地呐喊着:“命运啊,你用带刺的鞭子抽打吧,我绝不会醒悟!∕甚至在旧伤未愈、新伤又至之际,我已忘却了痛苦,执著于此生!” (《泡沫》)

    “黑暗”,是与记忆、时间紧密关联的另一个意象。在建春的诗歌中,“黑暗”与记忆、与源始之物、与生命的内核、与神性的人生测度等内涵都有着同一性。“有时,我宁愿沉默着,∕等待黑暗中吹起风给我复活的意象。”(《看守的要求》)“当所有光明的言词被窃取,∕我的年华抱住黑暗,对着落日狂吠。”(《刺》)“在时间瞪眼的黑暗中,微酣的人是有福的。”(《露》)“对于心甘情愿呆在黑暗里的人,还是黑暗方便。”(《祭》)在这些诗中,黑暗可能就是无光的,意味着某些隐秘之物的缺失和个人处境的晦暗,但更多的却指向沉静的生命内核和永恒的记忆时间,它聚集了生命的热能与神性的光辉,能唤醒僵死的凝定世界与个人经验,只有进入黑暗的内部我们才得以对光明的世界有更深刻的体认和哲思。而“雪”则意味着生命的敞开、记忆的敞开,“在广阔的雪地,我承认,并敞开自己。”(《阳光下的雪》),“雪山在我的体内溶化后变成海。”(《雪山》)“盐”也是90年代的诗歌写作者们贡献给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独特意象。“盐,怎样挤出生命,怎样清洗掉,∕被水,被时间”(《冬小麦——父亲发言》)。此外,“夜”、“旷野”等意象也反复出现在建春的诗歌中,被赋予了丰富的现代诗学内涵。这些意象都是现代汉语诗歌在建立自身的传统时所必须积淀的微妙元素,与庞大的古典意象相比,每一个现代诗歌意象的丰富和确立,对尚处于过渡形态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整个传统而言都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记忆与时间”只是建春诗歌创作中最突出的要素之一,并不能涵盖他所有的诗学思考与创作尝试。建春诗歌中采用的大量尖新的日常意象、虚实隐喻的机敏转换、具象与抽象的跨度建构等等一系列丰富的写作技巧都是我们考察其诗歌创作的向度。尤其是他自觉运用戏剧化的情境,进行诗剧的尝试,在拓展戏剧性、对话体的单一模式、推进诗歌的戏剧表现上在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他对于忍耐、爱等宗教主题与日常性的经验言说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而他所专注的宗教题材和游记题材的长诗,还有对某一特定社会阶段的历史命运之书,也是当下诗歌不可忽视的一个写作图景。

    “诗从来就不是日常语言一种较高的样式。恰恰相反:日常语言是遭遗忘因此也是被用罄了的诗。”(海德格尔语)建春同参与90年代以来个人化诗歌写作进程的诗人们对于历史的最大贡献也许就在于:坚持不懈地在庸俗日常的处境中,通过持续的生活经验的处理和日常意象的提炼,发见个人生存的历史记忆和诗性的言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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