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远宏：三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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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义、解构思潮、理想崩溃，不仅造成了我们时代价值观和价值尺度的巨大混乱和失范，更为严重和可怕的是，这一切搅乱、抽空了人类存在生存/生命的理性、意义根基和依据。其灾难性后果是，人类坠入了一个处处是断裂和虚无，既无过去，也无未来，而只有晃动、迷茫、疑虑重重、惶惶不可终日的当下和瞬间；个体生命最终沦为在文明意义上不可思议、甚至丧失其生存合法性、倾空了意义和价值的生物空壳和行尸走肉。如果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哲学家尼采的“人是一种疾病”的审视，对我们时代人的处境，在根本上还是一种社会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深刻的文化考量和眼光，也就是说，人还是在作为人的关照之下的话，那么，荒诞派作家阿尔贝•加缪关于人活着这件事本身就荒诞的论断，就彻底剥光了意义、价值、文化等等人类存在的文明信靠和依据，而成为我们时代人的存在一个惊心的预言和写照。在如此时代语境和思潮下，对诗人评价的价值观和价值尺度的混乱、失范甚至虚无化的考量，我们就可以领有更加开阔的认识、理解和思考，可以感受、体验到更具洞见的深长意味和启示。 对诗人评价的价值观和价值尺度，真的会被解构、虚无掉吗？“意义产生在人与世界相遇的时刻”。正像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所说的那样，我们也可以说，诗人的意义和价值，产生在语言/诗人与世界相遇的时刻，而对这种意义和价值的掂量，也会随之在事实上产生，并在历史时间中被逐渐积累、沉淀、稳定和规约，而最终形成约定俗成的某种共识和标准。说得更简单直白一点，如果没有显在或潜在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尺度，我们凭什么说这个诗人优秀，而那个诗人低劣？这本来是艺术批评得以成立和合法的最起码、基本的常识，但在一片价值虚无的轻狂喧嚣和乌烟瘴气中，艺术批评不得不啼笑皆非，一再地为常识的澄清和重现，付出举轻若重的郁闷和艰辛。 那么，评价诗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这篇有限的短文中，本文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和方向，提出可能有待商榷和深究的个人见解，而绝不是诗人评价的全称判断。如果可以将一般诗人的评估，让渡给诗歌入门、诗歌写作课去讲习和探讨的话，那么，本文的评价视野和眼光，就只好抱歉地收拢、集中在三个档次的诗人身上。这绝不是贵族批评的傲慢，而是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都必须具备的清醒、选择和立场，也是对批评家工作的有效限定和认知。 依我看，有三个档次的诗人。 1、优秀诗人。 凡是达到个人技巧和风格的娴熟与纯粹，并在一流写作中享有一定的公信地位和影响，有公认的代表作，这样的诗人，可以称之为优秀诗人。 应该指出，法国作家布封所说的“风格即人格”，有些以偏概全。风格可能（并不必然）与人格相关，其中也可能（并不必然）有人格的投影，但风格作为诗歌的风貌、气度和品格，说到底是诗歌的美学表征和艺术风格，并不就是诗人的人格。还应该指出，有诗人曾经提出过无风格——事实上是多风格——写作。这是有关风格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种崭新、特立独行的写作实践和诗学见解。风格的成熟，既可能是一位诗人/艺术家技艺超群、功成名就的花冠和光环，也可能是技艺循环重复、艺术生命终结的圈套陷阱和绞索死结。对此，无风格或多风格写作，反倒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地彰显出诗人/艺术家更广阔、更强劲的艺术才华和艺术生命力。国内书法家曾来德，是这方面才华横溢的惊人典范。他的书法风格，既可以是精神大气、汪洋恣肆，也可以是精细入微、娟秀细腻等等千姿百态。比起那些在风格一根绳上吊摆一辈子的书法家来，至少，曾来德有出息得多。我们的诗人，可否从中得到一些茅塞顿开的思考和启示呢？ 2、文本诗人。 从诗歌史的方向看，如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开拓了诗歌文本存在崭新的可能和空间，这样的诗人可以称之为文本诗人。由于未来的诗歌史对其无论是褒是贬，都是难以绕开的现象和话题，这样的诗人由此而显得重要，因而也可以同时称之为重要诗人。 从朦胧诗特别是从第三代开始，在一些诗人中，随着探索创新的自觉、强烈甚至刻意的文本意识的注入，先后出现了一些诡谲怪异、不同凡响的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这些崭新的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的出现，广泛、深刻地影响、触发、改变了当代中国诗歌因袭沉闷的写作样式和格局，也牵动了国际诗坛对当代中国诗歌不只是社会学，而更是诗学/美学的兴趣和关注，对中国诗歌自身的建设性展开和发展，对当代中国诗歌走向世界文学，作出了历史性的、了不起的贡献。 为了对文本诗人、重要诗人作出较为具体、感性的清晰解读，也为了避免诗人间争强斗胜可能的意气纷争，我宁可权宜地以其他艺术门类，而不是以诗歌，更不以举某某诗人为例加以阐释。 我想到了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将毕加索放在艺术史上，由于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立体派绘画语言和立体派绘画文本，毫无疑问，毕加索是一位文本画家，而且是文本画家中一位旷世天才的典范。在毕加索生前生后，仅管已有伟大或骗子的毁誉；就连他自己也调侃说，哪怕他吐一口痰，人们也会将这口痰框起来，然后指着那画框惊叹，呵，多么伟大的作品！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艺术史绕不开的艺术现象和话题，他也由此而重要。什么是文本诗人、重要诗人？由此不言而喻。 还应该提到另外两种类型的重要诗人。一种是因为处理了敏感或热点重大社会题材而轰动一时，甚至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而成为诗歌的公众明星和偶像。另一种是重要诗歌现象、潮流、流派中的显赫人物。这两种诗人虽然未必提供了独特的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但由于他们划过诗空难以回避的轰鸣和耀眼光芒，未来的诗歌史对他们就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们也因此而重要起来。但这样的重要，往往不具备诗学/美学上严格的文本诉求和意义，属于我所讨论和界定的重要诗人中聊备一格，多一份想像和思考，以资比照的“另类”。 3、伟大诗人。 除了优秀外，还必须同时经由诗歌，要么体现为一个时代文化/精神之集大成者，要么实现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普遍幻像或象征。 依此尺度，在人类诗歌史上，这样的伟大诗人寥若晨星；在某些时代，甚至完全是空白。任何诗人都可以、有权甚而应该有诗歌的雄心抱负和伟大情结，自觉地不断走向、逼近伟大，但任何轻言伟大或伟大幻觉，都是无知轻狂、滑稽可笑的。真正有诗歌雄心和抱负的诗人，应当与穿越时空而来的人类普世价值，构成刻骨铭心的倾听和倾诉的互涉互动关系。倾听是守望和传承，倾诉是输入和流变。正是在这样的写作背景下，诗歌文本才可能真正具有时间、历史感与空间、版图观的价值和意义，才可能与人类文明和精神息息相关而强化、有效；诗歌文明的长河也才可能生生不息，活力四射。这不是什么漫无边际、大而无当的圣词、大话，甚至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它不过是对诗歌、诗歌史严肃审视后，一种实事求是、诚实的经验描述和常识归纳。 考虑到我们国度包括诗学在内，坐井自大、盲目排外、危险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人类意识和普世价值观十分稀薄，制约了诗歌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我认为应该彰显后者，警惕前者。奇怪和让人不安、担忧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度，刻意强调自己的语种写作是什么英语诗歌、法语诗歌等等，惟独中国诗人，却要偏执标榜自己的语种写作是什么“汉语诗歌”。试问，汉语写作的诗歌，不是汉语诗歌会是什么诗歌？！真让人无语而啼笑皆非。 作为一篇短文，该结束了。三种诗人，各就各位，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因此而给诗人评价，扩而言之，也给其他门类艺术家评价，提供了一种清晰可辨的角度、眼光和尺度，并因此化繁就简而具有可操作性，这篇短文就可能不是几页废纸。对一位自明的作者，这就够了。 2008年12月14日于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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