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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当代诗歌，在很大的程度上而言，乃是一种“道”的写作。于是，我们看到，在众多的诗人那里，个人经验中那些独一无二的徽记性元素在再三权衡后被悉数清除。以呈现个人经验为旨归的写作通常不得不自相矛盾地追求一种普适性，这也许跟艺术思潮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关。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器”的写作被关于作品传播与接受上的更大指望轻易击退。可以为此作证的是，那些曾经与我血肉相连的场域，比如“陈家湾”、“常乐寺”、“先农巷”，从来没有像构成我的生命那样构成我的诗歌；我有限的诗歌空间，已经被“欲望”、“痛苦”和“孤独”挤占，——受众可以从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他想找到的一切。事实上，这正是诗歌的失败。
诗人梁平近年来的写作却呈现出“道”与“器”相融合的趋势。他的“场域”写作，例如《重庆书》和《三星堆之门》，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相互粘连胶着，从而使得“场域”这一原本指向空间的题材攫取获得了在时间向度上展开的可能，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让梁平的“场域”写作不知不觉地朝向小型史诗生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断定：梁平既是一位重庆史官，又是这座城市大街小巷中的晃荡者；既是三星堆的考古学家，又是那些青铜大立人和黄金面罩的臆想者。梁平融水火于一体，在一种两难处境中履险如夷。
梁平选择的第三个重要场域是波兰，他的组诗《琥珀色的波兰》完成于二00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月一日，凡二十首。波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波罗的海、Warsaw、白鹰、奥斯维辛、罗马天主教、履遭凌辱的波兰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等等，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一个“他者”（the other），亦即张隆溪教授所谓“非我”。梁平将何去何从，是满足于异国情调的炫示，还是潜入到其历史、现实与文化的渊面之下，并进而透过“非我”这面镜子现出自我的形象？我想在此引用波兰裔美籍大诗人米沃什的两段文字来引申阐释梁平诗歌之门的锁钥。在《在华沙》一诗中，米沃什有感于触目皆是悲剧与惨案而这样写到，“我的笔比一只/蜂鸟的羽毛更轻。这重负/超出了它的承受。”华沙在“让第一颗炸弹毫不迟疑地落下”（米沃什《城市》）之后发生的一切，让米沃什感受到了一种几乎能够窒息写作的“重负”，一切言说都显得那么轻飘飘的。梁平没有亲历米沃什无语彷徨的一九四五年，曾经哀鸿遍野的沉痛现场已经让位于教科书或者导游手册上的淡远语境，梁平如何使他的写作与米沃什所谓“重负”相对称相匹配？他的做法其实至为简单：让波兰历史与中国历史相重迭，让《波兰不会灭亡》获得《义勇军进行曲》的节奏，让这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蹂躏和洗劫最为严重的国家同仇敌忾。所以梁平写道，“在相同的痛里/我们找到了一种亲近”。梁平用这种方式有效地缝合了他与波兰之间的隔阂，在情感表达上体现出一种“感同身受”的特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组诗的品味。许多浮光掠影式的纪游诗、纪访诗难以传世，其原因正在于所见所闻太过欺主、诗人本身太过游离。米沃什的另外一段话出自《被禁锢的头脑》一书，“对每一位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得多。”言下之意，题材本身那种压倒一切的沉重性使得一切形式主义花样都变成了希尼在评论伊丽莎白·毕肖普时提及的那种“分神之物”。梁平正是这样做的。他运用浅显、素洁、直截、一目了然的语言完成了关于波兰的白描，例如“而肖邦的心跳，世界在倾听”；“那些年轻的生命已经变成了青铜”；“她可以分开林子的词/看见盛开的花蕾”；“蓝色的波罗的海在摇动/并且，波及到所有的水面和陆地”。可以断言，这些诗句绝非技术经验的临场适用，而是一些更为本质的东西，比如感受的强度和认知的深度成全了写作，让写作水到渠成。
现在让我们回到组诗的主体与亚主题构成。梁平曾称他的《重庆书》和《三星堆之门》为“巴与蜀：两个二重奏”，《琥珀色的波兰》则可以相应称为“波兰：多声部交响曲”，因为梁平在不到六百行的篇幅之内，几乎献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波兰：芬芳而苦难的肉体、坚强而高贵的灵魂。整个组诗中，《最后的王宫》、《美人鱼铜雕》、《复活的古城堡》、《题二战纪念铜雕》、《和二战老兵的一次邂逅》、《铜像之都随笔》和《惟一的遗憾》等七件作品指向波兰历史；《华沙的夜》、《华沙老街即景》、《临街的总统府》、《在华沙大学朗诵》、《华沙女孩》、《给画廊老板的留言》、《瞌睡街头的老妇》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等八件作品指向波兰现实；《听肖邦的心跳》、《访居里夫人故居》、《一只简单的母鹿——致希姆博尔斯卡》、《时间上的米沃什》和《鹰的高度——献给诗人密茨凯维齐》等五件作品指向波兰文化。这三种亚主题的作品交叉排列，构成了对波兰的分镜头叙事，同时让整个组诗呈现出一种无序性，这无序性反过来又让组诗获具了一种“混响”效果。写作常常取决于兴之所之，具有一种先天自足性；亚主题分类则是后天研究便利的需要，削足适履与顾此失彼都在所难免。细读全部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历史、现实和文化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相渗透，甚至在组诗的同一件作品中都可以表现得如胶似漆。比如开篇之作《华沙的夜》，主旨是呈现华沙的宁静与平和，然而不少诗句旁逸斜出，言及了这座城市“被撕裂过”的遭遇和“从来不会屈服”的精神，不同亚主题因素的有机化处理增加了作品的纵深感，让作品显得更加丰满。这一件作品也明确无误地提醒我们：不同向度上的亚主题构成也是为了积累和拱卫一个更大意义上的主题构成。关于这二十件作品的主题构成，我们甚至可以借用诗人戴望舒半个世纪前的一段话来加以阐发。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戴望舒在《再生的波兰》一文中写道, “华沙是最悲剧的城，在它的大街上走的时候，你除了废墟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可是从这些废墟之间却浮现出生活来，一种认真的、工作而吃苦的生活，但却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快乐的生活。”是的，“再生的波兰”！
小结几句。第一，自有新诗来，甚至自有汉诗以来，以他国为题材而撰成较大规模的组诗甚或一部小型诗集的，梁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琥珀色的波兰》开了风气之先。第二，《琥珀色的波兰》是梁平继《重庆书》和《三星堆之门》之后的又一重要收获，还包括另一部诗集《诗意什邡》的“场域”写作系列，让梁平在当代诗歌界独树一帜。第三，据我所知，梁平被一些民间先锋诗人目为“主旋律写作”的代表人物，这是基于梁平的政治身份还是作品身份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应该提出：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左右梁平的诗歌形态，借用朱大可先生习用的术语，梁平虽然甚少采用“流氓叙事”策略，但也没有表现出单纯的“国家主义”倾向，梁平向米沃什表示出极大的敬意，可以作为反证。
著名学者林贤治先生在《米沃什的根》一文中指出，“1951年，米沃什作为波兰驻法大使馆的一名文化官员突然出走，从此过起流亡的生活”，“米沃什是一个怀有自由理想和个人尊严的作家。他的独立而自由的行为，可以说，都根源于对自己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生存境遇的认知。”米沃什虽然同波兰政府决裂，但是终生坚持用故乡的小语种写诗，他坚定地把自己从庞大的英语世界中孤立了出来。
二00七年三月十七日草成，二十一日改定
胡亮简介：胡亮，生于1975年，四川蓬溪人，诗人，中国当代七十年代出生批评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现居四川遂宁。当过教师，现从事行政工作。大型诗歌集刊《元写作》主编，兼任多家诗歌杂志理论编委、多家诗歌论坛核心成员。曾参与“第三条道路”诗群理论建构，系列论文已结集成批评专著《元批评：第三条道路》。强调中、西诗学的互补与共生，注重“文本细读”中的痛切感受和独特发现，把批评写作视为高品质灵魂之间的瑰丽对话。目前已完成并发表的一大批新锐批评文章，已经比较成功地让一些沉默的边缘诗人在主流话语权的遮蔽中合理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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