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名词：和地下有关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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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 地铁是城市欲望迫不得已的产物：它为拥挤、多如蚂蚁的城市人，开辟了一条可以迅速通往目的地的地下通道。地铁是城市欲望最隐蔽又最为耀眼的表达：一方面，它从光明的地上走入了黑暗的地下，依靠电灯制造出虚假的白天，既像革命年代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咖啡馆，又如同古代淑女秘不示人的私部；另一方面，它又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的场所，任何人都有权借助它通往自己的欲望客栈。 地铁的出现，意味着古老而黑暗的地下世界的涵义，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篡改。那里曾经是传说中的阎王、魔鬼和阴间的集散地，是不同性质的神灵争购丑陋灵魂的超级市场。城市的欲望，打败了意在警戒人类、意在限制欲望膨胀的传说：所有有关地下世界的宗教传奇，都这样节节败退下来。地铁还意味着欲望的翻番，它使得匍匐在地面的欲望，最终变成了一张直立行走的增殖税发票。它证明，人的欲望从来都不是一个常量。它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参数。只是以我们的智力，目前尚不知道参数的具体指标；唯一能肯定的是：它在不断呈几何级数增大，而且转瞬即变。它遵循着量子论中的测不准原理。它是城市欲望不规则的加速器。看看地铁站无数条匆匆迈动的大腿、无数张如饥似渴的脸蛋，该是在怎样雄辩地为此作证呢。 当然，地铁公司并不是慈善机构，它要从滚滚而来的人流中抽取报酬，它需要用别人的欲望来满足与养活自己，如同人的动脉血管在输送养料和氧气时，也需要从它的运输品中抽成。地铁：欲望的温柔打劫者。但它是一种典型的、袖珍的欲望经济学。这种经济学自有它仁慈的一面，因为它只抽取了城市欲望的零头、尾数或边脚废料。与其说地铁公司在雁过拔毛、就地打劫，不如说在为城市欲望减负。地铁为其他城市机构增加了岁收，它表面上看是吃亏了，但它讲究的就是薄利多销。从这方面讲，地铁就是城市欲望增殖税的培养基、干训部。它的牺牲精神理所当然得到了赞美。它是城市中的雷锋，又是城市欲望的加油站。 地铁上拥挤的人群，让我们看到了欲望在互相亲近、有距离地拥抱和暗中的敌视。虽然人们彼此互不相识，但凭借着匆忙的步伐、对速度的共同渴望，一个欲望成功地达成了对另一个欲望的理解。在地铁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理解的！唯一不能得到理解的，是对欲望的漫不经心。但后者只是一种虚拟的修辞学，伴随着铁轨发出的铿锵声，地铁证明了该修辞学旋起旋落的瞬间破产。
殡仪馆是不是欲望的终结站呢？从表面看上去是有些相似。但欲望比肉体有更长久的寿命。这条戒律不但对活着的人有效，对死了的人也照样管用：任何一个不相信有灵魂的人，在临死前总是倾向于灵魂的存在。所以罗素要指责苏格拉底的唯一缺点：既然老苏不知道死后是个“无”，那他勇于就死的意义也就要大打折扣了；所以我愿意把某些人临死之前喜欢说的“一个也不宽恕”，仅仅看成是故作姿态。真有人在临死之前还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吗，虽然我们早就听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实际上，欲望不仅在支撑活人，也在给将死的人以力量：面对即将来临的广袤虚无，最果敢的死者也会希图欲望能助他一臂之力。 理解死人得从他活着的维度进行，正如理解殡仪馆需要从产房开始。我想起了一则庸俗不堪的故事，敬请洁癖患者原谅，而我马上就会谈到洁癖在我们时代的滑稽之处：一位老妇人在就地还击用语言问候了她私部的顽童时说，你妈难道没有长这个玩意？你想看吗？那你妈生你的时候怎么不回头看看？这个粗鲁、智慧的山野村妇无意间说出了一个真理：无论一个人多么伟大、多么博学，有两样东西是他永远看不见的——产房（或产道）与殡仪馆。这不可知的一头一尾构成了人生在世的不幸，至少也是人生不幸的象征和先兆。产房以“有”的形式体现了“无”，以“生”的形式预示了“死”；而殡仪馆则以“无”体现了“有”，以“死”暗示了另一种“生”——对那些希图身后荣华、来世富贵的人就是这样。殡仪馆在此时构成了这些人的欲望加油站。——想想看，还有比这更牛气的事情么？ 殡仪馆是地上通往地下的秘密暗道。通过它的运作，骨灰最终到了地下；而殡仪馆的出现，就是为了解除城市欲望不断扩张会使土地减少的危险。殡仪馆代替城市想到了节约土地的方法，将目光转入了地下。它是城市欲望最好的谋臣之一。殡仪馆作为一个黑色、肃穆的词汇，它的内部也包含着一条长长的、幽暗的通道：任何一个城市人最终都会通过它，进入烧烤炉中的火焰走向地下。这是提前了的审判——阎王殿的硫磺火已经失败了，转而出现在“殡仪馆”一词的暗道内。这是一个盛满了火焰的词汇，虽然它的外表黝黑到了令人打抖的程度。殡仪馆代替了阎王殿，提前宣布了欲望的毁灭，从而把临死之人眼里残存的希望转投地下：这表明，尽管地下已经不再是阴间和阎王的领地，但我们仍然希望它存在。这就是城市人最自相矛盾的地方了：一方面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在城市里，你敢不是唯物主义者吗），早已抢占了阎罗王的地盘（通过地铁），另一方面，我们在最后总会成为一个有灵论者（在广大的虚无面前，你还有种不是唯灵论者吗），又在强迫阴间能有一种没有住所也可以生存下去的能力（通过殡仪馆）。欲望就这样表达了自身内部的矛盾、含混、互相扭结的质地。这一点充分证明了殡仪馆是一个和地下有关的词汇，尽管它指称的物质结构，始终像高大的死亡一样挺立在地面。
人为嘴巴发明了厨房，为肛门发明了茅房；后起的城市则为前者发明了饭店，为后者建造了公共厕所。——两样东西都是我们这些城市“双孔”动物的必需品（要是单空的腔肠动物，事情就要简单多了）。公共厕所是肛门集合的地方。虽然任何一个人在里边解决的都是私人问题，但解决的方式却是集体的。无论是在多么豪华的饭店，多么庄严的庙宇和宫殿，多么壮观、神圣的街道，总会有公共厕所。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大杀风景的事情，因为首先是我们的身体杀了风景。在这一点上，城市人表现出了超级的大度和理智。他们顶多只会抱怨厕所数量上的少和质量上的糟糕，因为他们一方面不知道自己何时需要使用它（我们身体的脾气有时就在我们的统治能力之外），另一方面又想尽可能舒适、干净地解决并不怎么干净的内部矛盾。 厕所把我们的排泄物送入了地下。所有肮脏的东西都被城市送入了地下。地下一方面构成了城市欲望的空间，增加了欲望的振幅，另一方面，它也是城市欲望边脚废料的集体去处。伊•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曾经杜撰了许多古城，其中就有不少属于地下。可惜卡尔维诺在杜撰城市时，没有描写公共厕所的地位，也没有描写公共厕所对形成地下之城的重要作用。他把它仅仅诗意性地理解为亡灵的处所，他们正在等待再生与复活，他们是婴儿的前奏。对于有洁癖的卡尔维诺来说，这不难理解，却刚好构成了我对卡尔维诺唯一有微词的借口。 公共厕所是城市的极端表达之一。它展示了每一个活人身上深刻的矛盾：对洁癖的渴望与洁癖的不可获得。洁癖是城市人的理想国和乌托邦。我看到过这样的洁癖患者：为了清洁，他像还国债一样勒紧裤腰带，不惜三天才上一次厕所；为了出恭，他总是选择公共茅房，绝不在自己家里——这和洁癖精神大相违背。目前，在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上，我随处都可以看到我的朋友们呲牙裂嘴寻找厕所的悲壮身影，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忍耐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极限来临时是不是就近就有厕所，也是不可知的。在令人迷茫的街道或十字路口，这也算是从它们内部导出的众多不确定性中的一种。而在这一刻，洁癖患者肯定希望普天下的建筑物都是厕所，但这又一次令人遗憾地违背了洁癖精神。当他在公共厕所酣畅淋漓表达解脱时，又在为下一次的痛苦预先支付焦虑。那是一种有关地下乌托邦和理想国的焦虑。 发廊 作为一个不断变幻的都市意象，发廊已经迅速进驻了小说、电影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可能的艺术形式。发廊在城市早已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发廊”一词听上去是处理头发的，但更多的发廊却另有所图：那些环绕你的美发小姐始终在向你兜售快感：只要你愿意，只要你需要，只要你不装孙子假装不懂，快感就在你的眼前。城市的出现，使快感离你越来越近，相距只一个眼神。 由此诞生了一种很奇特的、跟发廊有关的快感经济学和快感修辞学。但它首先是一种发嗲的经济学，和“商场即战场”的经济学有较为相反的特征：它柔和、温婉、嗲声嗲气，没有丝毫硝烟——因为它做的是快感生意。它同时也是一种喘息的、怪叫着的经济学。当然，把快感当作商品并不是城市的发明（那样就会既冤枉了城市，又夸大了城市的先见之明），但它无疑是在城市中被发扬光大了。 快感的经济学证明，发廊里的快感是不可靠的，它只是对真正快乐的盗窃与模仿，这一点，倒是和发廊里的布置、装潢，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它最终意味着，快乐只存在于长达七、八次的收缩和战栗之中。这显然和古老的、词源学意义上的快感大不一样：后者希望的是持续和身心俱悦。词源学上的快感遵循着扭曲的时间原则，通过扭曲出的羊肠小道，时间也变得弯弯曲曲，它就这样让人达到了对快感的持续享受；发廊里的快感则遵循着线性的时间原则，这种时间和发廊里的经济学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很显然，发廊里的经济学只是快感的比喻状态，是快感的泡沫经济。发廊的出现，是不是意在证明城市快感的高度匮乏呢？ 发廊一如地铁，也是有关地下的词汇。它表征了一种地下产业。无论是谁，只要在里边进行交易，都会采取偷偷摸摸的方式。它不宜暴露在阳光中。发廊是一个害怕阳光的名词，这和地铁刚好相反，后者必须要暴露在灯光之下——虽然进出发廊的人，往往都是些刚刚从地铁口走出来的人。有一个关于灯光和发廊相联系的故事值得一提：某国当局为了减少快感经济学带来的伦理问题，在发廊集中的地方安置了瓦数奇大的路灯。人们很快就发现，去发廊的人当场锐减。毫无疑问，发廊恨死了光线的巨大穿透力。尽管发廊屡禁不止、生命力顽强到了只剩下一口气也能瞬间健壮的程度，但它也有自己的七寸，那就是对强光的畏惧，如同性病对抗生素的畏惧，形而上学对逻辑漏洞和形而下生活的惊惧一样。实际上，每一个发廊一到夜间，都要尽量把灯光降低到鬼火的程度——人类已经掌握了的对于灯光的控制能力，也从技术上为发廊带来了生存的方便。这不能不说，发廊对自己的地下身份和阴暗地位理解得相当准确。
电视里现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速配运动”，看样子一时半会还不会停止：互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向公众介绍自己的情况和对配偶的要求，然后就会在在座者中当场走出应征者。据说“速配”拉短了人与人之间正在不断加大的距离。已经有人说过了，速配就是我们时代的唐•吉诃德，它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在这里，我也愿意用一句农耕时代的祝福语来祝福城市里的速配：就让有情人都成眷属吧。 速配运动的起始是报刊上的征婚启示。征婚启示意味着一种距离：对身边的同事、朋友、同学深感失望，却相信在遥远的地方存在着一位情投意合的妙人。它是“生活在别处”的绝好标本，也是对“距离产生美”的美学原则的直接挪用。征婚启示有时和令人绝望的写作性质相同：他们都把自己预付给了虚构的读者（或妙人）。我不知道征婚启示究竟促成了多少对美满婚姻，但征婚启示现在已经迅速过渡到“速配”，则是征婚启示的失败之一：人们匆忙的步伐对“距离产生美”已经感到了厌倦，需要的是即时即刻的快感，讲究的是多快好省地解决问题。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城市欲望时代，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 征婚启示预示了，当我们对眼前、周围的人失望后，最终也许不可能在远方找到可心人。距离产生美、生活在别处也终将是虚拟的。人们转了一圈又务实地回到了原地。不过，这个“原地”如同赫拉克利特那条不能两次踏进的河流，也不是从前那个“原地”了，它已经综合了“当下”与“远方”：虽然大家面对摄像镜头坐在了同一间速配房，看到的却是不认识的人。征婚启示预示着的距离实际上是一条想像中的地下暗道，它把古老的月下老人从天上强行迫降到地下，假如月下老人还没有因为征婚启示失业的话。但这一回的地下暗道表达的，却是对美好、爱意的渴望。在城市所有和地下有关的词汇中，征婚启示是少有的亮丽词汇之一。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身上沾染的亮丽，是由它的转义、喻义加添上去的。最终，当转义、喻义消失之后，征婚启示也就是拔光了毛的公鸡，变得不那么美丽，还原成了它本来的面目：在眼前、身边找不到的东西，在远方也不会有丰收。它只预示了另一个产业的迅速出现：速配运动。
城市中的垃圾曾经引起了多少人的感叹！有人为此写出了厚厚的专著，也有人为它写出了长长的文学作品。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细节：垃圾在部分回收后，绝大部分将被埋在地下——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处理垃圾的更好办法。 垃圾被埋在地下充分证明了：城市不仅把地下当成了欲望的重要空间——也把它当作了处理欲望排泄物的理想场所。伊万•克里玛说：“垃圾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个问题吸引着我。……我所生活的城市和垃圾有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大多数用作垃圾场的地方都已饱和，腾不出一点点多余的空间。……我们生活在一个过量生产的年代，当某种东西被大量制造的时刻，它正变成潜在的垃圾。”所以，迫于越来越严重的事实，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城市是建立在垃圾之上的，可能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怀疑和愤怒。地铁和垃圾最深刻地证明了城市的霸道。作为一个词汇，垃圾的内部到底响起过多少次警铃声，不是我们能够听得见的。和垃圾这个词义表征的肮脏、污秽相反，它的警铃声则是清洁的、健康的、企求公正的——我们不能这样不讲人道地对待地下世界。值得考虑的是，在城市欲望面前，垃圾内部发出的警铃声，往往会被地铁欢快的轰隆声乐观、自信地掩盖。
自W.本雅明说诗人就是“拾垃圾者”之后，绝大部分城市诗人认可了这一有伤尊严的身份界定。他们匆匆穿过地铁、街道、十字路口、超级市场、公共厕所、发廊和立交桥，随时准备在垃圾堆上发现新的诗歌素材。据我所知，当代少数优秀诗人的确在垃圾堆上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也写出了为数不多的、充满着垃圾气味的优秀诗篇。 诗人是城市欲望遗忘的角落，诗人是城市中的流民；由于他的职业就是拷问垃圾、记录垃圾、书写垃圾，所以他们真的就成了地下工作者。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词汇，也由此和地下建立了联系。甚至有人就曾经满怀恶意地把诗人当作了垃圾本身。大家要是不信，可以去问一下巴黎的上流社会当年是不是这样看待波德莱尔的。我倒建议用欢迎的心态去对待这些恶意，甚至把它理解为赞赏：诗人是记录垃圾的垃圾。这就是说，诗人通过破译城市垃圾内部的警铃声，把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报告给城市。但城市听不懂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所以也就把他们当成了垃圾。 诗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只要垃圾存在，他就会存在，因为他提供了另一种处理垃圾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不会减少城市欲望制造垃圾的热情，但他为我们理解城市欲望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为了这一目的，遵循着近墨者黑的古今通则，有的诗人甚至真的成了垃圾。——当然，专门为城市制造田园牧歌的“诗人”除外。而当地下已经堆满了垃圾时，包括诗人在内的所有人终于开始抬眼望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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