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历:“无父写作”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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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历已经出版了两部诗集,《不眠的钟点》和《飞翔与独白》,然而长期以来,我对这两部诗集几乎无话可说。无独有偶——二○○三年七月三日,当一个朋友告诉我孙静轩先生的死讯,我找出手边孙静轩先生所有的文字,其实也就是吕历这两部诗集的代跋或序言的时候,我发现孙静轩先生面临着与我大致相同的失语困境,不过他的应对办法潇洒之极:“诗歌就是个性,就是自由,就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切自会有不同的读者各自做出不同的判断”。但是我却放不下,对吕历的作品,我不能做到按照自由主义写作观和接受美学阅读观“一言以蔽之”。最近我搬了家,自己的几乎全部藏书都暂时没有顾及;但是吕历的这两部诗集我却带在身边。当我把这两部诗集重新阅读一过,一个始料不及的声音突然揭开盖子钻了出来,拿着我的把柄,要我降服。这个声音就是:自己是否有话可说,常常不是由批评客体的优劣决定,而是由批评客体是否存在某种裂缝决定的;在这些裂缝里,有所谓背景、线索之类。长期以来,我沾沾自喜地致力于比较与影响研究,难道我所关心的,不正是背景、线索之类吗?在言说吕历之前,我必须这样自己把自己揭穿,因为吕历的诗,根本就没有任何裂缝可言。他的写作,是一种没有光照所以也没有阴影的写作,是一种站着的写作;在他的写作周围,没有所谓大师、巨匠的环伺。虽然吕历曾谈及他多次因为吟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而独自泪流满面的经历,但是他的《刈草的孩子》一诗,“孩子,你要小心/那雪亮的刀刃/越过一棵青草/就向你的手指逼近”,与艾青的同题诗没有任何私通或共谋的迹象。他的另一首诗,《你的名字》,虽然与纪弦的同题诗有同曲之调,但是“你的名字/是一粒温柔的子弹/只在我体内/开绝密的花”这种刚与柔相济、爱与痛合一的言说,已可以完全推开纪弦走向自治。除此之外,吕历的全部作品对那些秉持比较与影响研究信念的论者都构成了彻底的拒绝。因为吕历的这些作品,如同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并不包含其他任何人的血液。看来我的无话可说,问题出在我这里。 当代诗歌曾经一度使我目迷五色,耳杂七音,但是现在我已理出了一些头绪,我认为当代诗歌写作大致可以厘定为这样三种向度:第一种是有父写作,作品成形于诗人与其精神父亲的心灵合作,并与某些既有的作品达成了呼应,其下者,向某些既有的作品构成了跪拜;第二种是弑父写作,作品成形于诗人对某些艺术脐带的割弃,成形于诗人对所谓管制、指引和护送的脱逃,成形于诗人的“翻脸不认人”,所谓后现代主义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弑父写作;第三种是无父写作,作品成形于诗人的某种原生自足状态,诗与诗人构成了一百度的血亲关系,诗人对所有既有写作和写作理念的自觉疏离——不是甘心附丽,也不是存心叛乱——使他的作品超然独立,空无依傍。这种写作,既不与诗史合流,又不让诗史断流,而是在冰雪融化之处,一条最初的河流。这条河流有可能细小,偏远,孤立,寂寞,然而绝对纯净。吕历的写作,尤其是近期的写作,正可作如是观。比如,“某一时刻就像此刻/世界顿时陷落,在灯的四周/这灯是不熄的心灵,一颗、两颗/这光是永不干涸的血脉,一泓、两泓”(《某一时刻》),“从城市的一边到另一边/他们像两把意外的提琴/独自鸣响着/穿过一支庞大的乐队”(《一个人从城市的边缘走来》),“爬上去和走下来的人/浑身沾满阳光青草的味道/述说高原的时候/说马匹是云中的飞鸟/羊群是天上的鱼……/而高原在朝拜者的心中/永远是一道道涌向天堂的波浪”(《高原》),这些诗,在某些时尚的写作者看来,也许有点“老式”,但是其原创性、独立性是勿庸置疑的。因此,他的写作与诗界某些“格局”和“脉系”没有任何关系。写作,一个人的事,如此而己。有一次,吕历当我之面赞扬了两位当代诗人,说昌耀接近完美,而海子的魅力来自于他诗中挥之不去的疼痛。我私下臆测:之所以说“接近”,大概是由于昌耀的许多非凡之作都留下了鲁迅《野草》的刻痕之故吧;而吕历想为海子写一首诗但终于没有写,我想也绝不是由于才力不逮,而是由于对慢慢笼罩过来的写作阴影的自觉抵抗。吕历就这样,远离诗歌传承的是是非非,自扫门前之雪,一心做一个越来越彻底的“无父者”。这就是吕历的归宿,我的出发点。只有在这一出发点上,我才可以艰难举步;而我现在所处的“无书状态”,也许反倒更有利于言说吕历。 二○○三年七月五日草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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