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地震中没有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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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强大的地震，震出了铺天盖地的诗歌。诗歌被多年边缘化之后似乎在有所作为，这也是诗歌界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所满怀了青春激动的理由，并且声称要跃跃欲试地“载入史册”。然而，面对挂满各种媒体的关于地震的诗歌，我并未感到有多少充盈的诗意，而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的贫乏、虚蹈、轻飘、娇情和浮浅。表面上看来地震与诗歌进行了一场文化的互博运动，诗歌在英勇地抗击地震，诗歌似乎在践行从词语的玩味中猛抽而出的使命。但也许是抽身太猛，在急速的转向中又进入了语言的大众暴力建构，我们读到的才是一排排已经等待好发射的僵硬词组。因此，在这些地震诗歌中（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充斥了这些被高频滥用的大词，从地震开始，便有汶川、瓦砾、亲人、颤抖、奇迹、吞噬、哭泣、摧毁、家园、热血、军旗、大爱、子弟兵、祖国、总理、最后以王兆山的“幸福”达至巅峰。像海子当年所掀起的滚滚麦浪造成的伪农业关怀一样，举国上下的诗坛已是“瓦砾“飞舞，“祖国”呼唤、“军旗”猎猎、“幸福”连连。 严格说来，巨大的灾难面前是很难产生真正的诗歌的。不是诗人没有切痛的感受，而是痛苦过大之时已经把词语砸扁，任何预设的词语都无法装下那些真正的疼痛。如果一定要有诗歌产生，那便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用经验修辞复制了这些疼痛，这些疼痛的表达由于词语的过度重复是无法尽意的。另一种是本身没有痛彻入骨的感同身受，只是征用了一些关键的词语而已，并进行了一些空洞、虚骄的抒情。然而，从正常的人的本能（并非良知）来说，我丝毫不怀疑这些地震诗歌的良好动机，以及感情的真实程度，毕竟像王兆山之类是少数之中的少数。虽然，诗人的感情点燃并不是从真实的现场出发而是来自媒体的二手信息，但这也并不影响一个正常人对于灾难的切身判断。问题是诗歌不仅是一种心灵活动，同时还是一种修辞活动。也就是说诗歌的感受真实并不等于诗歌写作的真实。反过来讲，诗歌技艺的真实也并不能包纳诗歌感情的真实，更不能代表价值“正”的向度。在这些地震诗歌中极少有达到二者统一的，主要是感情的突然出闸抛弃了多年建立起来的诗艺高度。或许你可能认为都什么时候了，还能讲究诗艺，然而，既然是诗歌就要像是诗歌，因为这些文字不仅是留给自己的，还是留给地震的，也是留给明天的。这样就进入了一个尴尬的悖论，突如其来的空前灾难面前又如何去思考“怎么写”的问题呢？如果这样，也就是灾难当头根本无法写出真正的诗歌。那些真正的诗歌往往是在与痛苦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之后，当我们在翻捡这些痛苦、审视和反思的时候感情才达到一种真实。突如其来的痛苦来临时，整个身心已被痛苦充满，甚至喘不过气来，此时此刻的人类哪里还能写出诗歌。所以，诗歌不是地震中的真正表情，那些真正的表情应该是绝望、惊恐、无奈和悲伤。那么，为什么在地震之后，一夜之间出现了地震诗的繁荣，我想主要与这些诗人的心智局限有关，在多年的诗艺之争之后，猝然的机会就暴露了中国诗人的软肋。诗歌界平移了一些西方的现代诗艺，但并未能平移真正的西方精神。以此看中国诗歌尚处于幼稚的青春期，与当年颂歌体相比并没有多大进步，因为它缺少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大灾之前，人们第一合理的行为便是对于生命的救助，其它任何的行为都无助于对灾难的抗衡和减轻。这个时候诗歌应该是失语的，因为任何语言对于正在发生的灾难来讲都是多余的旁观。地震诗歌的大量产生和出版也无非是想证明一下诗人的存在、诗歌还活着而已。这种证明似乎已经离开了灾难本身，多少已有了功利主义的嫌疑，混淆了诗歌与宣传的发生。也许有人还在辩护诗人的 正因如此，在我们见到的这些地震诗歌中（各种诗歌网站、诗歌报刊和地震诗选，不再具体列举）很少有诗意的阅读发生。或许你认为地震诗歌是拒绝诗意的，但我强调的诗意主要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就是起码要离开一点儿大众的审美团契。由于地震诗歌中对某种道德的歌颂使诗歌本身丧失了道德的力量，为虚饰的词语铺满了道德的油彩。仔细看来，与其说诗人在歌颂地震中的道德行为，倒不如说诗人在借此歌颂自己。因为地震中的一切救助行为实际是一种责任、义务和生命本能，任何道德式的夸大都会遮蔽了“原生秩序”（哈耶克）和生命的本义。灾难面前的任何人都只能还原成个体的人，而不应再有任何职业符号，无论是教师还是医生，甚至包括主席和总理。站在埋葬生命的废墟之上，他们已不是主席和总理，只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也只有人在自然面前才如此无奈，才真实地感到了人类本身的有限性，才在先验律令面前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渺小。然而，我们的地震诗歌又一次歌颂了人的无限性、神圣性、伟大性和英雄性，又在向某种英雄主义膜拜、感恩、招魂。地震诗歌的最大失败也许并不在于感情的虚蹈，而在于它过多地夸张了英雄主义和道德偶像本身，忽略了那躺在瓦砾下的灵魂的归处。也就是诗人们只关注了灾难以外的社会行为，未能看到为灾难的发生铺路的光环，更未能看到灾难之后的灵魂去向。这就是说，地震诗歌根本没有走进地震的深处，更未能走进灾难的核心，只在灾难的边缘采摘了几个花朵，然后招摇给我们观看，所以，我根本无法被打动。一方面，地震诗歌滥用的那些大词掩盖了灾难的本质意义，也就是灾难及灾难中的行为只是事实判断，几乎没有价值判断。更不能套上神圣的花环，那样的话，如何去向埋在地下的八万灵魂交待。另一方面，地震诗歌只给“抗震英雄”们寻找了神圣化的T型台，而没有给八万亡灵提供安息的通道。要知道，八万生命应该是无罪的，即便生命有原罪，但也不至于此，那么就这样让他们的亡灵漫游在荒野之上，显然有失公平。他们应该也有一个去处，那去处绝不应再缠绕世俗意义上的经验性，可他们到底在哪里呢？这也就是在灾难发生之后，最令我始终无法放下的是八万灵魂去了哪里，他们到底能不能像王兆山说的那样“纵作鬼，也幸福。”或许将来与我们一起“看奥运，同欢呼”呢？遗憾的是在这些地震诗歌中几乎都未能给我提供这样的阅读指向，只是一再让我看到那些“猎猎军旗”，听那些“深情的呼唤”。所以说，这些地震诗歌与其说是滥情主义的精神扭曲，倒不如说是反智主义的伪道德膨胀。表面看来，这 在我看来，地震诗歌的作者们进一步混淆了地震和地震诗歌的概念，误把情绪当作了表达。不仅未能把感情与表达进行范式的转换，还进一步掩盖了词语表达中所应该贯穿的“问题意识”，从而颂扬了一种长久以来的心安理得的谬误。作为地震诗人们来讲可能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批评，因为这样的批评对于真挚、强烈的情感来说未免过于委屈。可是，在错误的出发点上，感情越是真挚、强烈、疯狂，越是离真理更远。由于长期以来地震诗人所怀揣的生存理性大于自由理性，即便在天崩地裂面前也不忘载上文明的面具，让自己再次成为发布“人间正义”的布施者。这样的话“正义的布施者”又进入了“道德”、“无限”的重叠之中，地震震脱掉的各种道德面纱又重新粘合在社会的名义之下，个体生命的尊严再一次陨落。其实，正如陈永苗先生所讲，生命和死亡都是一种黑暗中的神秘，它本身是超越一切道德理性的。而诗歌正是接近于这种神秘，诗歌正好为这种神秘赋形。如果诗歌未能去亲近这种神秘，拒绝将这些普世价值放在信仰领域，反而去吮吸伪道德的华丽衣裙，那么它只能在放弃救赎的世俗河床上与魔鬼和暴力共犯合谋、腐朽同席。 2008年6月28日 星期六 石门雷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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