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力诗歌艺术散论：“太阳拎着一袋自己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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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阅读中，严力的作品一直有着少见的长效效应。从朦胧诗时期到第三代诗歌运动，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这位诗人似乎从不过时，一再分延及新的阅读空间，以其富有亲和力的语感魅力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不断激活人们对他的关注，同时，也有机地融入了不同时段的先锋诗歌进程，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活性因子。严力由此而成了先锋诗歌界的长青树，一位跨越三个时代而总是在场的“老先锋”。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严力的存在，无疑已具有了某种“经典”的意义。 我们知道，新诗潮以降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是一个不断“后浪推前浪”乃至“后浪埋前浪”的运动过程，其强大的惯性延续到新世纪，才渐趋消解。由此生成的“运动情结”，驱使大量的诗人只关注同时代的作品，而不断pass或搁置前行代的遗产，造成阅读空间的非连续性和非经典性，并因此影响及现代汉诗之典律的形成，留下不少的历史缺憾。潮流所致，只有极少数诗人得以幸免，得以穿越不同时代、不同群落，在不同的阅读空间逐渐形成带有坐标、重心与方向性质的影响力。这其中，至少从最为敏感也最为挑剔的青年先锋诗人的阅读层面来看，严力是始终备受关注与亲睐的。显然，在严力的诗歌作品中，存有某些非同一般却又可以为不同时代所共同接受和借鉴的诗美元素。这种诗美元素既具有先锋性，又具有常态性；在一时滞后的常态那里它是先锋的，在过时的先锋那里它又是常态的。我是说，严力的先锋性，从一开始，就不同于所谓“引领潮流”而时过境迁便随之失效的那种“先锋”。在那种“先锋”中，严力从未占有过重要而醒目的位置，有时甚至还显得不合时宜。这也是这位诗人总是被批评界所容易忽略，且总是被各个诗歌时代的代表人物所遮蔽的原因之一。严力的先锋性在于他总能避开各个时代诗歌主潮的驱使（包括官方的主流和民间的主潮），找到更具个人性的语感方式和更具超越性的生存体验，并持久而有效地将其规模化、风格化。 实际上，从文本的纵向阅读中可以很明确地发现：正是严力，在当代中国先锋诗歌写作中，最早转换话语，落于日常，合理地运用口语与日常事象组成超现实语境，并经由富有黑色幽默与反讽的修辞策略，在赋予各种尖锐题材以先锋性的表现形式的同时，也赋予了这种表现所特有的亲和性和审美快感——在严力出发的那个时代（从作品写作日期看，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些都是罕见的诗美元素。一直要到九十年代被归属为“民间写作”流向的作品中，直至延伸到新世纪青年诗歌以及网络诗歌的写作中，这些元素才被大面积地重新认领与播撒，乃至发为显学，成为时尚。也正是到了此时，人们才回头认识到，严力“老先锋”式的存在，有着怎样穿越时代的价值——他所代表的，是真正可以不断深入未来、进入新人类文化餐桌的诗歌潮流：那种感受的丰富与表达的单纯，那种把中国带给世界、把世界还给中国的健全心性，使“他的作品保持了最好意义上的青春”，① 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叶芝》，《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第16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版并让我们想到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那句名言：“诗人必须深刻地感受到主要的潮流，而主要的潮流却未必都经过那些声名最著的作家。” ② T·S·艾略特（Thoms Stearns Eliot）：《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第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版 二 1954年出生的严力，十九岁便开始了他的现代诗创作。在朦胧诗那一代诗人中，作为学理意义上的现代汉诗的“现代性”之追求，大都有过一个复杂而充满差异的转型期，能于试声阶段，便很快确立其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特质的，严力算是不可多得的一位。让文学回到人，回到文学自身，作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先声，在严力这里，很快就被提升为对普遍人性的关注，而非与意识形态或主流话语二元对抗的角色化存在，同时将潮头初起时的题材热亦即写什么的当务之急，迅速转换为对语言的关注、怎么写的关注。一些后来成为成名后的严力之标志性的形式特征、语感特征和题材特征，在其出发的阶段，便已较为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原因很简单／我追赶字眼的那套经验在队伍前面”。（《擅长》·1987） 因此，在严力的早期作品中，很难找到有什么与所谓时代精神或时代背景纠缠不清的关系，他是独立的，更是自由的，那种超越性的目光，是从一开始便确定了的。写于1974年的《小甲虫》、《他死了》，以及稍后的《歌》（1977）、《无题（二）》（1979）、《更多的是反省》（1980）及《史诗》（1981）、《不要站起来去看天黑了》（1981）等，实际上已预演了以后代表作品的基本语感和题材视域。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已读到了严力式的黑色幽默、严力式的口语欢快、和严力式的本土化了的超现实语境，读到“思恋还在我床上过夜／以往的吻／从我的眼睛里面提出井水”（《他死了》）、“走吧／夜路早已熟悉／为了把你的鞋给黎明穿上／光着脚／走吧”（《歌》）、“那些大城市里／挤满了在街头梳毛的鸟／但镜子走开了／镜子对自己的长相有更多的自信”（《史诗》）、“今天的耳朵一直占线到七十岁／好不容易拨通喂喂喂／传来的语言已经是一篇悼词”（《不要站起来去看天黑了》）。而另一首六行小诗《根》（1981），则已显示了诗人以最精简的语词、脱口秀式的语态、充满谐趣的诡辩术和举重若轻、一语中的式的穿透力，为不同时代之不同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作具有命名效应的经典诠释之风采——《根》是对“文化乡愁”的命名，之后的《还给我》（1986），是对“现代化反思”的命名，以及《烂绳子》（1988）对所谓“社会转型”之虚假阐释的命名，和《我是雪》（1989）对生命虚无与荒诞性的命名。四首诗都属小制，似乎随手拈来，却无一不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份量。尤其是那首二十年来在海内外产生深广影响的《还给我》，是足以印在联合国宪章首页而无愧的经典之作，世界性的命题与人类意识的角度，使一首短诗具有了史诗般的价值，而由此恢复了诗人的荣耀。 实则在寻求尽快确立个在话语方式的同时，严力并未疏忽对题材的开掘，只是这种开掘“别有用心”，他寻求的是更为丰富的体验和更为广阔的视域，以免成为一时一地之时代潮流或时尚话语的类的平均数。无论是出于时势的驱使，还是出于自由天性的自然选择，命运总是给了这位诗人更多的考验也同时给了他更多的机遇。自1985年赴美留学开始，在长达二十年异国他乡的“世界公民”式的生涯中，作为诗的严力，对于一位当代中国诗人面对世界、反视本土，应该写什么以及如何写的问题，已是洞若观火、了然于心了。此时的严力，两栖双向，在对话中交流，在交流中对话，以中国之眼看世界，以世界之眼看中国，愈发看清了时代之痒、生存之痛、文化之积弊，强烈的问题意识遂成为其题材开掘的聚焦点。由此生成的作品，也便有了“严肃而平和，深刻而尖锐，具体而混沌”的复合质素。①沙克：《修补良心的现代艺术家严力在行动》，转引自《还给我——严力诗选1974—2004》，第233页，原乡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交流与对话中，严力既未成为西方强势话语的附庸，也未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老套路，而恪守诗人与艺术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本色，以诗的言说，在场而又超然的言说，把真实的中国带给世界，把世界的真实带给中国，在有效扩展现代汉诗的表现域度的同时，更为这种“表现”增强了世界性的视角和人类意识的底蕴。 试读这样的诗句： 再如《中国人点滴》（2003）一诗： 更为重要的是，长达二十年的两栖双向、独往独来，一方面造就了诗人严力“复眼”看世界而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超然视觉，一方面也形成了他乐于以体制外写作为归所的诗歌立场。这里的“体制”，包括官方的、民间的、中国语境的、西方语境的、以及各种时尚潮流等，一概未能将一颗天生自由的诗性灵魂拘押于其中。事实是，“老字号”的先锋诗人严力，历经国内海外各种风云际会，却从未真正隶属于过哪一派哪一流，而永远只是他自己“这一个”。甚至连由严力创办主编的《一行》民间诗刊，也被他办成了一个海内外先锋诗人自由出入的诗歌广场，既无门户之见，也无明显的流派趋向。后来的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正是这种独立、自由的非体制人格，成为保证一位诗人或作家之写作的有效性以及长效性的关键所在。对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潜意识的“体制人格”及“体制合作主义”，严力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排拒，而“世界公民”的“复眼”，更保证了这种本能的不受腐蚀。“国家占有了所有的地理表面／我只能往下建立自己的内在”（《谢谢》·2003）。这里的“地理”指文化地理，为公共话语即体制性话语所统治的“地理”，而诗的本质就在于跳脱这种“地理”的羁绊与驯化，重返个我的生命本真。因此，对真正的诗人以及一切诗性生命个体而言，“‘地下’／是一个关键词／‘地下’／更是一个永恒的住址”（《关于地下》·2002）。选择这样的“住址”并不再左顾右盼，严力的那双“复眼”，遂有了异样的执着与从容。 三 当代先锋诗人与艺术家，一般而言，大都作到尖锐的作不到广阔，作到深刻的作不到亲和。读严力，则常有两者兼具的审美快意。尖锐与广阔的矛盾，来自创作主体生存体验的广狭及人格力量的强弱，深刻与亲和的相悖，则与其语言天赋和美学趣味息息相关。严力既是先锋诗人，又是著名的前卫画家，无论是在他的画中还是诗作里，我们都不难发现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由此形成的题材选择，广披博及，且时时点在时代的“穴位”上，乃至不时有观念凸露以及观念演释的嫌疑。但严力的优势在于守住了“亲和”，这是新时期以降的各类先锋艺术的突进中，急于“深刻”的人们所一再忽略了的审美元素。读严力读久了，自会体味到一种悖论式的现象：原来“深刻”也可以轻松道来，而“尖锐”更可以迂回而出，且广阔，且亲和，且充满阅读快感。这是那些端着架子、皱紧眉头、凌空蹈虚而满是妄念的创作者所无法想象的。我们一再将现代诗弄成政治、弄成运动、弄成青春大“Party”或则翰林文字、庙堂意识以及别的什么，只有那些生来健康的诗人（我是指心性的健康）才始终记着一个常识——说到底，诗只是一门艺术，一门如何想着法子打比喻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话”、把存在的真与人性的善还给人的艺术，尤其对现代诗而言——而这份“健康”，严力从来不缺，以至当他在谈到十分重要的“题材问题”时，也会作出这样轻松的判断：“选择合适的题材会让你发现自己的天赋”。①严力：《诗歌的可能性》，严力诗集《还给你——严力诗选1974—2004》，第189页，原乡出版社2004年8月版 是的，是天赋，语言的天赋，通过改写语言来改写世界从而将世界的真相轻松而又深刻地转告人们的天赋。这种“改写”在许多诗人那里，只是刻意求创新，刻意去生造一些“前所未有”的晦涩意象或匪夷所思的奇情异技，以及精神乌托邦化的呓语梦话，结果让世界变得反而不真实，乃至令人望而生畏。在严力这里，“改写”一词回到了它的本义。具体而言，即只在改写，无涉生造，同时还必须获得整体的创造性艺术魅力，以造成既亲和又陌生化的审美效应。除了有机地切断高度通约化了的语言逻辑链条，以求切断我们同世界习惯性的逻辑关系而获得个在视角之外，诗人严力不再强行改变我们日常交流中的基本语言样态，而着重力和机心于它的重新剪辑与构成上。这有点像他的绘画创作，构图简括，观念性较强，语言元素不求繁复，够用为止，主要在图式、观念及语言元素的构成与协调上下功夫。如此生成的作品，无论其诗其画，皆读来语境畅朗，语感亲近，有直接明快的审美享受，而读后的回味，则平生几份增殖效应，有不断加强加深的文本外张力令人难以释怀。尤其于诗，在有效保留了语词的原生态（包括原生态的生活细节与生存肌理）而致亲和不隔的同时，又经由新的语序编码，构成出人意料的联想空间和充满岐义的灵动意涵，于合理处生不合理，于不合理处生合理，看似随手得来，实则处处匠心独运。 譬如那首多为人称道的《酒和鬼相遇之后》（1987）。明明写的是酒鬼，却偏说是“酒和鬼相遇”，将司空见惯而见惯不怪的“酒鬼”一词很顺溜地拆开，遂将一个平常的酒鬼变为“一个酒和鬼在他体内相遇之后的人／躺在纽约下城的街上／他原封不动的十点钟也躺在那里”，平常顿生异常，现实成了超现实。接下来，“他好像曾翻了十二点钟的一次身／有人在他身边放了一罐／下午一点钟之后的啤酒／啤酒被另一个酒鬼顺手的四点钟拿掉”。戏剧化的情景中，原本作为主角的“酒”与“鬼”，暗自被“时间”替换：“一辆救护车的下午六点把他运走／看热闹的邻居告诉我／他死于昨天的夜里／昨天有夜里的一场大雨”……非理性的“酒”与“鬼”一步步被理性的“时间”（在时间观念空前强化的现化语境中）所宰制，而生命的无常与生存的无奈，尽在这与“时间”同样理性的纪录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诗中所有的语词都是日常流通的语词，所有的情景都是日常可见的情景，却经由这样的“改写”，转化为十分诡异的画面和发人深省的意涵。这种用日常细节编排超现实意境，用平常话语说出不平常的意趣，在严力的诗作中，已成为随处可见且随心所欲般的绝招。 四 一位优秀诗人的风格形成，主要在于其语感的不同凡响，而语感的差异则来自其修辞策略的不同取向。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承认，严力确实是现代汉语之语词世界里，最机智也最调皮的“大孩子”之一。高度资讯化、通约化的现代汉语，在严力的诗歌写作中，似乎无需增加什么特别的因素或强敷的色彩，照样会变得新奇、生动起来，产生丰富的诗性表现力。这里的秘密通道有三条： 其一，对动词的高度重视和精妙使用，以及动宾关系的戏剧化重构。例如：“这一年里书籍都团结在书架里”；“笼子去为鸟儿建立天下”；“哭出眼泪里咸的知识”；“穿暖冬天这冰凉的棉衣”；“很小的食欲在很大的盘子里呻吟”；“椅子的姿势垄断了／所有坐下来的话题”；“那路／吃掉许多脚印”等； 其二，对日常语词之日常所指的解构性改写，使之陌生化，歧义化。例如：“气球的气数已尽”；“一年里只有风在风尘仆仆”；“一条死后才成为野狗的狗”；“一个酒和鬼在他体内相遇之后的人”；“我看见了黑还在继续暗下去”等； 其三，将明喻的修辞作用发挥到极致，以求“从既成的意义、隐喻系统的自觉地后退。”（于坚语）①于坚：《棕皮手记·从隐喻后退》，《棕皮手记》，第246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版 例如：“我最沮丧的是申请青春却被增大的年龄拒绝”；“用历史的蛀牙去咬现在的糖”；“秋天的突然出现使绿色的情绪措手不及”；“……坐了一屁股第三世纪宗教的寂寞”；“一条烂绳子松开的历史”；“他看到所有的家具／比猫还会撒娇”；“夜晚像狗／叼吃着门窗里漏出的光”等。 从上述随意的少量抽样中，我们已可充分品味到严力诗歌语言的风味所在。准确地说，应该说是“风度”所在——母语的风度，现代汉诗的风度。作为当代中国先锋诗人群落中，较早国际化了的严力，虽然在其诗歌精神方面，带有明显的西方艺术气质，如理性、观念化、辩析性及问题意识等，但在语言层面，却始终是一位“被母语套牢”的诗人（严力语）。②严力：《套牢和解套》，《还给我——严力诗选1974—2004》，第209页，原乡出版社2004年8月版 这种自觉认领的“套牢”，一方面，保证了诗人与母语语境中的存在脉息息息相通，保持在场的亲和性与写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促使诗人在母语的语境中，以国际化的视野，不断擦亮其盲点，开启其亮点，增加其更多现代意识和现代诗美的可能性。就此而言，应该说，严力是有特殊贡献的。在现代汉诗的语言世界里，严力颇像一位精明的投资人，无须挖空心思地苦恼于怎样去更多融资，只是悄悄改变其投资的方向，便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而向我们证明：仅就现代诗的写作而言，对作为现代汉语形态的母语，无论是盲目地信任或盲目地不信任，都是不可取的。一种语言有自己的身世，也有未知的奇遇——诗人严力对现代汉诗的创造性贡献，使我们对现代汉语的诗性表现之可能空间，有了更多的自信和希望。 而关键是，作为诗人，当代中国诗人，你除了要拎着“一袋／生活的重量”之外，更要学会如何找到“一袋自己的阳光”拎在自己的手中： 2005年4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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