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不要过于高估了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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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声言反对自由恰恰正是成龙的自由，而成龙享有的言论自由又正是我们所强调的自由。对于成龙言论的高估可能是我们犯下的一种错误，包括我曾经对于成龙的媚骨性批评。今日检讨，是因为我们很难在统一的自由层面上与成龙展开批评。成龙所谓的自由（成龙的自由是非理性的）并非是我们提醒中的自由，而我们认真的自由（理性、温和的自由）又远非成龙的自由概念里能够兼容。我并不完全赞成在自由主义的层面上谈论成龙，因为成龙根本无法进入这样的知识场域，如果那样，我们的自由主义所展开的批评针对的则是一尊空想的泥塑。也许是我们过于显示了对于自由的热爱，象是熊熊炉火中溶不得一点儿冰。 其实在许多维度上我们都与成龙无法讨论自由，也就象我们也无法接受成龙的武打挑战。作为艺人的成龙拥有着如何成为人上人的个人奋斗史，技艺性个人成就的鲜花使他一直生活在自由的天堂。也就是为什么历代越是专制的帝王个人越享有自由，反之亦然。一个人的极度自由必然使无数人的不自由铺垫而成，而一个自由的国度反而让总统没有更多的自由。成龙反对的自由就不包括他自己的自由，于是成龙在反对自由之时似乎在与自由拉开距离，以此进行了道德主义的自我标榜。一个反对自由的人愿意让渡自己的自由，或者放弃自己的自由去限制他人的自由不会让人相信，也不符合人类经验。一个反对他人自由而只允许自己的自由的人能够爱国，或者能对国家有利，更不符合人类经验。仔细省察成龙的言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乱民”的，显然是他所谓的“乱”影响了他自己的进一步自由。他在任何时候首先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呢？本来，作为一代武打明星已经天马天空，到底成龙还想如何？已经成龙，还要成帝？但他并不知道成帝会失去自己拥有的自由。或者是在成龙的路上已至尽头，亢龙有悔，借机下凡，也要搅转乾坤？回到理性的层面上我们会恍然大悟，我们如此顺沿的批评逻辑如同让成龙去恼怒我们的武术动作。不要看到身着钢铁支架的奴才就以为他骨头也坚硬，是我们自己放大了自己的认真。 作为功夫明星，骨子里渗满了民族主义的血，张扬的也是滥用的民族元素，只有如此，才成就了他个人的明星地位。至于国际影响也完全是因为国际文化对于文化差异的宽容和欣赏。这里最应该欣赏的是那个欣赏者，因为是欣赏者那博大的自由与宽容成就了文化差异的自由生长。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生长者如同“夏虫不可与之冰”。而从未挨过冰的夏虫当然没必要害怕冰，夏虫心中的冰可能是一团盛夏的火焰。话又说回来，作为武打艺人靠的是什么精神支撑？这又是需要理性对待的。武打又是用自身的自由消灭他人自由的转喻，要成就自身的武术冠军当然还需要消灭他者的个人自由。天然的秩序破坏基因，又要求他人遵守秩序。这是我们深厚的传统文化谱系所结出的当代硕果，也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合打造的丰功伟绩。 在另一场合成龙曾谈过热爱国家，并匍匐在于丹的脚下要拜于丹为导师，声称一生最佩服的就是楚霸王，如痴如醉地听于丹为他讲解项羽超绝的杀人技艺。显然在成龙的思维能力所及之处还不能如何分辨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祖国？我们又怎能去要求他理解利维坦，又怎能让他读懂陈永苗推荐的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在成龙心目中的自由也如同愚叟心中的道，或者是山民理解的皇帝的幸福便是“太阳底下晒晒，葵花籽儿剥剥”。然而，我们的批评多是从密尔、从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从康德出发。康德关于自由乃本体世界的东西对成龙来说远不如专制的拳头来的痛快，别尔嘉耶夫关于怜悯与自由的冲突也会让他飞起一脚解决。所以，自由对于习惯了自由的成龙来讲已是多余，甚至早已倦怠，同时，他理解的自由又是同他的武打解决哲学问题一样地简单。而我们赐予他的批评对他来说又是深不可测，在方法和价值层面上，他早失去了接受批评的先决条件。在自由的真谛里，由于我们过于敏感自由的动向，从而使我们对于自由的表达走向了反讽。 对于自由的倡导并不是从限制自由开始，因为自由是一种权利。成龙反对自由是一种权利，是他作为香港公民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我们不能剥夺，也无法剥夺。也就是在法律条件下每个人都有亮相美丽的权利，当然也有暴露自身愚昧的权利。不让一个人去暴露他的愚昧和无知、浅薄和粗俗，连神都不会同意，我们又奈若何？《旧约·箴言》中早有奉告：“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可是有些人本来很纯粹，也很可爱，但总愿意在各个领域都显露“才华”，结果是落得个“斌尖卡傀”（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这就是流行的功效主义文化塑造的航天员去办演唱会，运动员去讲政治哲学，公务员去教练母鸡下蛋现象。 对于自由的倡导有时候又必须从警惕自由开始，因为自由是一种责任，一种爱。因为有人过于享有了自由而蔑视了他人的自由，拥有了自己的权利而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成龙的言论现象最有价值的提醒之处是那些离开了这片土地的指手划脚。他们已不知道这片土地的凉热，从另一个语境中对我们的关照应该被我们警惕地拒绝。当然，我们更不要对成龙施以怜悯，“怜悯可能导致对自由的拒绝”（别尔嘉耶夫）。成龙的反自由并不可怕，他只不过向我们提供了民族主义脆弱、自卑的内心镜像，镜像之下是他被捆绑了的灵魂的不自由。托克维尔说“下贱者一定趋炎，献媚者一定得势”，而又有谁能象托的祖父马勒舍尔那样“在国王的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的面前为国王辩护”。成龙在博鳌的反自由言论恰恰不是站在人民面前，或许也不是说给人民听的。 虽然我们已解开了成龙爱国主义的道德密码，但也并不值得用普世价值去难为他。目前要紧的是我们如何从决定论对自由的否定中突围，然后让自由不再是凝固的存在，也不再是革命性的内在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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