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陕西文学大河奔腾不息

  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历程,陕西文学亦走过了它的60年。柳青《创业史》、杜鹏程《保卫延安》、路遥《人生》、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秦腔》……众多作家耕作的文字流淌进而汇聚成一条川流不息、波涛汹涌的文学长河,李星、肖云儒这两位评论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描摹了其走向和形态,并探讨了其精神内蕴。

  主流 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纵观陕西文学创作这60年,几代作家都秉承着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这个主流。”肖云儒说:“具体说来,可细分为革命现实主义阶段、虚假现实主义阶段、乡土风情现实主义阶段和历史文化现实主义阶段、诗性现实主义阶段及现代现实主义5个阶段。”

  “以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魏钢焰、胡采、余念等为代表的群体,虽然都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个体都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杜鹏程更像个诗人,他热情的赞颂社会主义的建设,柳青则像个哲人,精心分析着社会改革,王汶石如同一个智人,似乎能洞悉一切……以现在的视角看来,写社会改革的艺术生命稍显虚弱,即便如此,买稻种的梁生宝依然是个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典型文学人物。”肖云儒谈到:“ 第二阶段就到了‘文革’时期,文学也没有逃脱极左路线的影响,走上虚假现实主义的路子。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赵熙、冯积歧等的作品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对农村的生活描写的出神入化。如果把该阶段扩充为城乡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叶广芩就脱颖而出,她书写家族史、山寨史、流民史。她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作品后来开始升华为文化现实主义领域,他们写历史文化的变迁、人的情绪的变迁,历史与情绪色彩浓重;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红柯的《西去的骑手》、程海的《热爱命运》等作品而闻名,他们的创作有着对时代诗性的感悟,充满了西部的浪漫和骑士的精神,充满了历史感。可以说,这些人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了陕西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到了现代现实主义,也就是近些年来,陕西的作家队伍虽然也尊崇大师,却没有流派之说,他们在追随名作家的同时,以个人的方式在探索着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多维的文学创作观念,出现了周萱璞、唐卡等人为代表的女性小说群体、孙皓晖《大秦帝国》、张兴海《圣者老子》为代表的历史小说等创作群体。

  从柳青、杜鹏程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陕西文坛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人,不能在此尽数。弹指一挥,60年过去了,陕西文学创作的主流精神却始终是现实主义。几代作家群体深味其精髓,即便是在革命时期、虚假时代,其作品也曲折地散发出人性的光芒、折射出生命的价值。

  肖云儒感叹道:“正是如此,使得陕西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探索在全国处于前列;而几代文学人执着、多维多向地探索现实主义,也造成了陕西文学队伍在汲取时代情绪、将观念融入世界潮流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以陕西审美语言、心理情绪表达的陕西文学大餐中,不仅仅需要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主粮来满足读者的需求,也希望在此写作传统的基础上出现更多口味的佳肴,来点缀、充实我们的精神餐桌。”

  壮观 陕西文学创作之河

  “优越的地理环境,悠久的人文历史传统,特别是延安文艺运动的革命传统,给新中国成立以后陕西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以极为有力的影响。”

  在评论家李星的眼中,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即“文革”前17年,陕西就是全国所瞩目的文学重镇。当时的柯仲平、胡采、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等组成的这一创作群体的大部分是党员作家,是在毛泽东延安讲话精神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一解放就深入到基层,积极地投身于土改合作化及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王汶石在咸阳兼任县委副书记,柳青在长安县、杜鹏程在铁路系统、李若冰扎根石油系统,在切实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村集体化道路,当然还有像《保卫延安》这样的描写战争的作品。柳青、王汶石、杜鹏程等的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而陕西则是全国的文学大省,在全国的省级作家协会中极少有能与其抗衡者。

  李星解释说:“这个阶段的作家,大都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把作家当做战士来做,认为自己手中的一杆笔就是钢枪,把文学当做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工具,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李星介绍道,“文革”后陕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阶段。新时期的曙光刚刚到来,柳青病逝,杜鹏程和王汶石则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关系,失去了当年的奋发凌厉。此时,一批新生力量涌现出来,像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邹志安、郭京夫。他们很快把目光转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现实生活,敏锐地扑捉着城乡、特别是农村变化的新的社会心理信息,推出了一批表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坚实之作,如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邹志安的《樊家母女》《窦莉莉》等。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早的省级中青年作家创作群在陕西出现,他们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在中国亮相并成为了陕西作家的主导力量。这些作家在中短篇之外,很快就开始向长篇冲击,像路遥的《人生》等。虽然,依然沿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已经开始以更开放的视野面对写作。他们与前辈作家相比,不仅相信文学是工具,更相信文学是人类生活、生存状态的勘探者,他们不回避社会,也不回避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及社会矛盾,表现了人性的深邃,在社会学视野之外引入了文化视野,因此其作品表达更加宽阔、文学观念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到了70年代初80年代,这批作家开始在全国获得短、中篇奖。到了90年代,茅盾文学奖相继被陕西作家揽入怀中:路遥以《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以《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90年代后期,陕西文坛出现了杨红柯、叶广芩、冯积歧、朱鸿、方英文等一批作家。这些人大都是1960年后出生,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视野更加开阔,作品引起了全国的注意。2000年后,陈忠实一代及以后作家都活跃在文坛上,贾平凹还于2008年以《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而此时,周宣璞、唐卡、高鸿等年轻人开始走向文学舞台,但是其中还没有涌现出能被全国文坛所承认的领军人物。

  基于对陕西文学界发展的深入了解,李星以他的讲述勾画出了陕西当代文学史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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