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清:世纪之交的希伯来女作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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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1960年出生于特拉维夫市,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她被认为是80年代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并且给希 伯来文坛带来很大的震动,因长篇小说《我在哪儿》获得特拉维夫文学奖。布鲁姆富于创新意识,作品中多关注知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感以及她们为实现自我 价值所做出的努力与期盼。 尤迪特·卡兹迩是当代以色列畅销书作家,1963年出生在以色列海法市,曾任出版社编辑并教授创作性写作。于1980年开始在 《以色列时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小说集《终结大海》曾获得文学奖。1996年卡兹迩因为其文学贡献受到了政府的表彰。《灯塔》收录了她的三部中篇小说《灯 塔》《云彩飘啊飘》《一首家庭练习曲》。 茨鲁娅·沙莱夫出身于文学世家。198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9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跳舞,站立》。1997年至 2005年间创作的《爱情生活》《夫妻》《逝去的家庭》被称为“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三部曲。《爱情生活》是她迄今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她因此赢得 “90年代新女性文学浪潮中最富有天才的女作家之一”的声誉,并在国际上获得多种文学奖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女作家创作开始兴起,在希伯来文学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若要清晰认知这一文化现象的意义,有必要回 顾希伯来文化传统。古代希伯来文化传统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男子主要从事宗教信仰的学习,女子被排斥在接受犹太经典教育的大门之外,主要承担家庭生活的责 任。从公元2世纪巴尔·科赫巴起义到公元20世纪初期近1800年的流亡中,希伯来语逐渐在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失去了交际功能,失去了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 族群,主要用于宗教祈祷与研习宗教经典。犹太男子尽管不讲希伯来语,但是可以熟练地用它进行祈祷,研习宗教经典,甚至进行必要的诗歌和书信创作;可不能接 受传统宗教教育的犹太女子则很少能够用希伯来语来进行阅读与写作,她们只能使用犹太人在流亡中创立的意第绪语,或者是某一居住国家的语言。 犹太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倡导的复兴希伯来语口语运动改变了犹太女子在希伯来文化史和希伯来文学史上的命运。犹 太女子习希伯来语,与亲人乃至外界进行日常交流。复兴希伯来语口语的先驱者本-耶胡达甚至鼓励女子参与文学创作,为这门古老的语言带来活力与生机。 20世纪初的一些希伯来女作家先驱出生于拉比之家(编者注:拉比是犹太人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主要为有学问的老师,是智慧的象征),许多家庭受犹 太启蒙思想的影响,允许女孩接受犹太传统教育,因此她们有机会学习犹太经典,具备了文学创作的能力,如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第一位希伯来语女作家黛沃拉·巴 仑。但相当一部分犹太女性仍然不熟悉犹太经典,而这些经典文本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大多数女性即使掌握了希伯来语口语, 仍然很难具备用书面语创作符合男性文学批评标准作品的能力。何况,犹太复国主义话语归根到底还是强调男性中心论,女作家似乎游离于民族体验之外。在以色列 建国之前乃至之后的50年代,希伯来语女作家屈指可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希伯来文学创作逐渐从在战争、复国、重建家园等重大背景中烘托人物性格向探索人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空间转换,边缘人和个人主义 者逐渐取代了集体主义英雄,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女作家逐渐找到了可以表达的主题,虽然这一时期只有阿玛利亚·卡哈娜-卡蒙、露丝·阿尔莫格、达莉亚· 拉维考维茨、约娜·瓦莱赫等五六位女作家和诗人活跃在文坛,但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容忽视。卡蒙的创作深受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强调人物 的心理分析,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尤其对女性主人公的描写十分细腻、传神。她大量借用《圣经》《塔木德》和祈祷书中的古语,语言简洁,富有节奏和音韵 美,并使用大量的比喻,显示出希伯来语的文体特征,风格庄严而典雅,当之无愧地在希伯来文坛上与男作家分庭抗礼,为希伯来女性文学赢得了一席之地。女诗人 拉维考维茨的诗歌善于从历史、宗教、神话中攫取诗歌意象,并注入了强烈的个人体验,传达出孤独、失落与精神崩溃等情绪处于极端状态下的人类体验,将诗歌、 爱情与信仰的迷茫一并展示在读者面前,尤其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在强烈的创作冲动与静默柔弱性格特征间挣扎的女性体验,被当时的以色列读者广泛接受。瓦莱赫 的诗歌受到荣格心理学的影响,又融进了街巷俚语的诸多文化成分,表现出女性强烈的性意识与灵魂深处的苦痛和呐喊,给希伯来女性诗歌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冲击。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女作家在以色列文坛上崛起,引人关注,女性文学从边缘走向核心,堪称现代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场革命。从题材上说,许 多女作家描写个人世界、浪漫故事、婚姻生活和单亲家庭;还有的致力于描写知识女性在个人意志与权利义务之间的苦苦挣扎。在表现手法上,与前代作家多层面反 映现实的手法相比,女作家的作品显得比较单薄。同富有社会参与意识的男性作家相比,这一时期女作家的创作远离政治,偏重自我内省,缘情而发。她们不再专注 于希伯来文学传统中父子冲突这一模式,第一次将笔触伸向母子关系、母女关系、母性、女人对为人母的态度等女性所关注的问题。她们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大 胆进行语言实践与革新。较之男作家所乐于采用的那充满圣经修辞与民族隐喻的整齐典雅的希伯来语,女作家的语言则显得不那么精雕细刻,富于强烈的个人色彩与 创新意识。即使同以卡蒙为代表的前辈相比,这批女作家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独到之处。 在这批女作家中,比较突出的有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利亚·艾尼、利亚·阿亚隆、茨鲁娅·沙莱夫、娜娃·塞梅尔、萨维扬·利比莱赫特、埃莉奥 诺拉·莱夫、利利·佩里、米拉·玛根、努里特·扎黑、加布里来拉·阿维古尔-罗泰姆、尤迪特·卡兹迩、米哈尔·高夫林、多利特·拉宾彦等。其中,利比莱赫 特等人受卡蒙等老一代作家创作的影响,比较接近以文载道的文学传统,而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则表现出大胆的创新意识,改变了希伯来文学的风貌。 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是希伯来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者之一,她的作品比较接近希伯来文学中的荒诞主义文学传统,而非前辈女作家的创作。布鲁姆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哪儿》是上世纪90年代希伯来语文坛上的独特之作。作家从现代化城市特拉维夫的现实生活、从当地的报纸和大学校园里撷取素材,创造 出一个充满荒诞与虚空的文本世界,那里面有电脑、报纸、政治、想像中的丈夫以及想像中缺乏激情体验的爱。小说主人公是40岁左右的离婚女子,生活富有,既 缺乏一技之长,又没有进取目标,终日生活在虚空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既讨厌别人又让别人讨厌”。由于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她决定不再伤害第二任丈 夫,开始以打字谋生,人也充满了活力。小说中许多事件缺乏内在连续性,荒诞色彩很浓,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女主人公生存的虚妄,恰恰是现代以色列人尤其是 现代特拉维夫人的生存写照。 类似的荒诞、自嘲笔调在记者出身的女作家塔玛·吉尔伯茨的《折叠》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女主人公是一位中产阶级女性,衣食无忧。但是某天,一起 生活了20年的丈夫宣布“我不幸福”,婚姻于是走到尽头。作家对女主人公的思想与行动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让人领略到以色列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作 家把婚姻崩溃这一带有普遍色彩的主题转化为对生存状况所进行的充满滑稽、苦涩与讽刺意味的描述。 犹太女作家中也不乏在语言文字上颇具造诣之人,如加布里来拉·阿维古尔-罗泰姆。罗泰姆出生在40年代,但直到80年代才发表第一部诗 集,199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莫扎特不是犹太人》。2001年,罗泰姆完成了长篇力作《热浪与疯鸟》。希伯来大学谢克德教授称其是过去20年间以色 列作家创作的最好作品;而该书文学编辑施瓦茨认为小说作者是位“惊人的作家”,是惟一“使他一遍遍查希伯来文字典的人”,拥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熟谙文学世 界与文学传统。小说主人公劳娅·卡普兰是个空姐,在飞机上工作了25年,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她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年幼时母亲去世(也 许是失踪了),她由身为学者的父亲和父亲的朋友达维迪抚养成人。她一心希望摆脱承担各种义务和人际关系的纷扰。小说开头劳娅回到以色列中部的一个小村庄, 继承父亲朋友的房产。在这次回归过去的旅行中,她发现了自己出生的秘密,知道了母亲的故事以及达维迪等人的真实身份。作品带有以色列记忆小说的特点。主人 公对于过去私生活的追叙、她独特的心理特征、爱情失败的经历等,导致了她日后在与友人交往过程中态度消极,情感生活缺乏生气。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代表着出 生于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代人的特殊经历与感受。它重新审视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同时透视出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 大屠杀一向是以色列社会政治中较沉重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女作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涉猎了这一主题,她们比较倾向于从个人经历与感受出 发来描写大屠杀记忆给以色列人,尤其是给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心灵所蒙上的阴影。娜娃·塞梅尔、萨维扬·利比莱赫特、米哈尔·高夫林、莉莉·佩里等都是大屠 杀幸存者的后裔。她们擅长表现自己在弥漫着大屠杀阴影的家庭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的冲突,感觉细腻。高夫林的长篇小说《名字》发表于1995年,主人公阿玛利 亚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她的名字是父亲为了纪念前妻而取的,她的整个童年一直被父亲前妻的集中营遭遇所困扰。高夫林的另一部小说《快照》集中描绘了左翼 知识分子试图创造比较有普救论者色彩的范式来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评论家福斯腾伯格认为,高夫林含蓄隽永的语言与带有象征性的思考有些接近奥兹和约书亚 等作家的敏感性,而非当代女作家的叙事话语。也许,这也正是世纪之交希伯来语女作家在叙事中开始关注社会重大话题的先兆。 由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编辑的第四期现代希伯来文学集刊女性文学专号《语词中的女人》在编选时透视出一种新意:它不仅遴选了反映女性世 界、表达女性心声的女作家的创作;同时,还遴选了两位男作家的作品,通过男作家的眼睛来观察女性人物。这种选择方式透视出,希伯来女性文学的概念已经在以 色列的学术界悄然发生着变化:从注重创作主体的性别属性,即女作家写女性,或者女作家写男性,转向注重文本本身的建构和特征,即文本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意 识。 读者对希伯来女作家的创作也非常关注。以色列的希伯来语读者总共不过只有四百多万,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获得以色列出版协会畅销小 说奖的作品销量竟然高达几万册。这些畅销书许多出自女作家之手,茨鲁娅·沙莱夫是其中的佼佼者。目前,中国图书出版界也注意到了这批女作家。布鲁姆的《米 娜·莉萨》、利比莱赫特的《沙漠苹果》、罗泰姆的《莫扎特不是犹太人》、沙莱夫的《爱情生活》、尤迪特·卡兹迩的《灯塔》等十几部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 链接 希伯来文学发展现状 王 杨 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以色列图书参展方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了希伯来文学发展现状及对外传播交流的情况。 关于当代希伯来语文学发展,该负责人介绍说,不同历史阶段的希伯来语作家的创作在主题上各有侧重。老一代作家多在作品中表现犹太爱国主义理想和二战后犹太人的回归。上世纪60年代之后,文学的主题发生很大变化,民族主题不再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关注焦点,他们更多将注意力放在自己同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感受方面。过去很重要的大屠杀题材在当代虽然也引起一些作家的重视,但与此相关的创作数量已经明显减少。到了90年代,女性作家创作高潮兴起,成为希伯来文学领域颇受人瞩目的新现象。当代以色列年轻一代的作家运用现代、后现代各种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在国内外文坛日益走向成功。另外,希伯来文学发展也面临着网络兴起的挑战。该负责人认为,在以色列,电子图书有取代纸版图书的趋势;但同时她也表示,多数以色列作家还是倾向于传统的文学写作和图书出版方式。 1962年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在以色列成立,通过与各国的出版社或者文学研究所合作或者参加各类国际书展的方式,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推广希伯来文学,目前,希伯来文学作品已经被翻译成69种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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