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北欧札记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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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在斯德哥尔摩 哥特兰岛上的追寻 今年8月下旬，我和其他几位中国诗人应邀参加由瑞典哥特兰岛作家和翻译家中心组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诗歌节。这是我第一次前往北欧，前往我想象中的由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严峻的冰雪与温暖的波罗的海相互映照的北欧。 哥特兰为瑞典最大的一个岛，位于瑞典东南端的波罗的海，全岛一百多公里长，人口约七万，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从斯德哥尔摩坐大巴出发，然后再乘船三小时，一下船，向上迈入它的首府维斯比（在历史上它曾是汉萨王国同盟城，现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老城门时，我们便被它的美惊呆了：那毁弃的或仍在高高屹立的城堡和教堂，那四周布满店铺和露天咖啡馆的诱人的小广场，那一道道被磨亮的老街、砂岩拱廊和童话般的房屋……待登上山坡上我们的住地时，山坡下那错落有致的古城和彤云迸放、波光如镜的大海便全然展现在我们面前，大家几乎都要欢呼起来了…… 还写什么诗？在这里，写一首就是多一首。大口呼吸吧，为了这世上最清澈的空气！拍照吧，不仅是为了“留念”，更是为了把黄昏时分那金子一样镀亮山岩、屋顶和我们额头的光留下来…… 然而，深深吸引我的，不仅是岛上风光和那童话般的美，还有两位艺术大师在这里留下的一切。诗歌节的朗诵每天主要在维斯比市中心一个废弃的大教堂内进行，我和蓝蓝一进去就有点楞了，我们在互相问：这不就是塔可夫斯基《乡愁》中的场景吗？那古老的高大廊柱仍屹立着，犹如精神的不死的骨架。在电影《乡愁》的最后，塔可夫斯基正是在这样的大教堂废址内置入了雾气洋溢的树木和俄罗斯房舍，以此构成全新的庇护和启示性景象。他所做的，真是一般人想都想不出来的啊。 当然，《乡愁》并不是在哥特兰岛而是在意大利拍的。这位前苏联著名导演在哥特兰拍的，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杰作《牺牲》。多年前看《牺牲》，使我最受震动的是主人公最后烧掉自己的房子追随“女巫”而去的情景，那冲天而起的火光，那劈啪爆裂的声音，曾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另外，就是穿插在影片中的树的意象：一个不知名的少年每天吃力地提着两大桶水去海滩上浇一棵枯树，到电影的最后，在我们目睹亚历山大的房子被烧成灰烬后，这棵树居然复活了——多么动人啊，风吹动着树上每一片簇新的叶子，巴赫的音乐响起…… 这也就是塔可夫斯基会深刻影响我们的最根本原因，“我想做的，乃是提出质疑并对深入我们生命核心的诸般问题有所论证，从而把观众带回到我们存在的隐伏、干涸的泉源”（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这也正是他之于我们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而这次来，我也从其他诗人那里感到了这种精神的回响。我惊喜地看到丹麦著名女诗人Pia Tafdrup这次带来朗诵的诗集就叫《塔可夫斯基的马》，其中的同题诗叙述她在父亲去世后怎样长久悲痛地说不出话，直到一次在从柏林坐火车归来的旅途上，在临近一片海湾时，她“看见”了那多次在塔可夫斯基电影中出现的马，然后她哭出了声来…… 不仅如此，在特地来哥特兰岛为诗歌节拍照的瑞典摄影家Cato Lein的摄影集中居然也有一棵“塔可夫斯基的树”！它就出现在一些诺贝尔奖获奖作家诸如帕慕克和其他作家、艺术家的肖象中间。的确，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肖像：那不屈不挠的孤绝身姿，那投在地上的深邃影子……我问Cato拍摄这幅作品是不是受到塔可夫斯基的启发？他回答说是的，不过那棵树已不存在。它只是为了那部电影而存在。 是吗？我不甘心似地问到。从此，仿佛一颗种子落下了根，那几天在岛上漫游时，我就一直在寻觅着什么。是的，那棵树！那棵在塔可夫斯基的世界中出现的树，那棵孤单、倔犟而又仿佛是从我们的血肉中长出来的树，那棵在巴赫的音乐中奇迹般复活的树…… 为此我们去过无数的海滩。成片的松林在海风中起伏，但却很难找到一棵兀自挺立的树。我们感叹：在这里，要发现一棵孤单的树可真难啊。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脱离了群体的树在海边很难存活。 但在这世上，总会出现一些特立独行者。塔可夫斯基是这样一棵“孤绝的树”，伯格曼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更是！这次来之前，瑞典/中国诗人、翻译家李笠在信中就特意告诉我哥特兰岛是这位电影大师中、晚年生活的地方。来后第二天，我们就开上了从哥特兰大学谢老师那里借来的车，长驱五、六十公里，去哥特兰最北端的费罗岛（它与哥特兰主岛隔一个小海湾，还需乘渡船），去寻访伯格曼那神话般的住所。 然而，那地方很不好找，没有任何指示路标，临近目的地时，我们绕来绕去，不得不停车好几次问路，其间还被一个从屋里出来的女人咒骂了一通。我们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跳起脚来骂？是被打扰了吗？还是她已完全疯了？不过这样也好。这会加深我们对伯格曼那鬼影幢幢的世界的理解。 那诅咒声，我们“逃”了大半公里仍能隐隐听到。 据传记材料，伯格曼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移居到这里的。他亲自设计了这个面向大海，掩映在森林中的住所兼工作室。他后期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写作、拍摄和剪辑的。这里是他晚年惟一的家，据说戛纳电影节五十周年大庆把终身成就奖授予他时，他也懒得出门，只让他的女儿前往代领。到了他最后一部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1982）拍摄完毕后，他便完全在这里生活，直到前年夏天在这里谢世。 现在，这个一代大师的居所已空无一人，成为一片由密林和寂静守护的禁地，周围还设有禁止入内的标志。但我们已顾不上那么多了，轻轻推开森林小道边的木栅门，便蹑手蹑脚进入了这个我们早在《野草莓》等电影中窥见到的神秘世界。我们是从后门溜进去的，一进去，便骤然被那渗透林间的寂静所控制。树荫下，伯格曼那辆深红色的奔驰牌旧车还在，好像仍在等着它那高大、佝偻着腰的主人似的。我在心里不由得感叹：一个人要长年生活在这里，需要怎样的勇气！ 沿着布满青苔的石头垒成的长长围墙，我们在后院里开始拍照了。这个只有一层、长约五、六十米、用木头和石块建成的简朴住所，与其说是一个“诗意栖居”之所，不如说是一个“秘密工作间”，而我们无法进入。我们在这里又能找到什么？不过，我多么爱这些累累的无言的石头！待绕到屋子的侧面时，那从松林中透来的海风更是使我精神一振：这就是一个人的晚年独自为伴的大海了（伯格曼的夫人比他早逝世十一年）。我们去时，正值正午，那宽大的起居室窗户面对的大海一片波光粼粼，真使人“犹在镜中”（这又是伯格曼一部电影的名字）。不过，到了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严冬又怎么办呢？ 后来我才知道，伯格曼为他这个住所亲自设计了一个俄国式的带热炕的壁炉，冬天他就躺在那里读书、思考，听着那架古老的挂钟在寂静中发出的深邃轰响。这使我想起我曾访问过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黑森林山上的小屋，是的，“严冬的深夜里，暴风雪在小屋外肆虐，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思考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猛烈的风暴一样”。（海德格尔《人与思想者》） 那些终生投身于精神劳作的人会理解这一切的！正是来到这里，我知道了自己“孤独得还不够”。我们献身的勇气也还远远不够。在这无言掩映在松林边的房子一侧，在那无垠展开的波光如镜的大海前，我们都静默下来了。我们变得像几个游魂。我们静得甚至已听不见自己的脚步。 一代大师去了，他就安葬在当地小教堂的墓园内。我们去看了那墓园。没有高大的墓碑，只是在一方朝向大海的朴拙石头上刻着他的名字及生卒年份。“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 /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这是瓦雷里《海滨墓园》中的名句。伯格曼会这样写吗？不会的。他进入的是一片更不可追问的沉默。他一生留下的四十余部电影及多部戏剧，从某种意义上，正如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从被给予的信仰（他父亲即是一位严厉的牧师），到“被揭露的确信”并最终到“上帝的沉默”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历程。当然，在他作品中也有安慰、净化，但他留下更多的，是那黑暗的谜。即使在他晚年拍下的《芬妮与亚历山大》中，他也没有中止他对灵魂世界的无畏探索，他带领我们“跃入”的，是那“童年的深渊”！ 相比之下，咱们中国的艺术家、作家、诗人、导演……是多么容易陷入世俗的满足啊。也许，这样说还是轻的。他们一生追求的，不正是这个吗。 这也就是哥特兰——费罗岛之旅之于我们的意义。它不仅使我们感到一个超越一切现实虚荣、平庸和懦弱的艺术大师是怎样把他对生命的追问一直带入他的晚年。它使我们自省。它为我们再次显现出存在的光亮和尊严。它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存在的隐伏、干涸的泉源”…… 归来，又是黄昏。多美啊，你哥特兰！那海之光，那黄昏之光，再一次镀亮了旅途、车窗和我们的额头。我们岂止是陶醉了，我们的灵魂（它仅仅属于我们吗？），在深深地经受着光的洗礼…… 哥本哈根行 一次难忘的诗歌行旅：我们从斯德哥尔摩出发，驱车8个小时，到哥本哈根参加为我们举办的中国诗歌晚会。 司机自然是李笠。他一加满油，就在高速上飙了起来，120—130—140——，就像一个高音在向上拉似的，使我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我提醒他回到130，回到120，但他哪里听！就这样一路高歌着《我美丽的香格里拉》穿过瑞典初秋如梦如幻的大地（而且还和蓝蓝是二重唱呢！），直到一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警车从我们的左侧嗖嗖地逼上来，这才乖乖地停在了路边…… 这种奋不顾身以身试法的精神，换来的自然是一张罚单：3200瑞典克朗！沈奇的眼睛一下子瞪得鸡蛋那么大了“我的妈呀，这是多少钱呀？”“这就是3200人民的币呀”。这下好了，知道什么叫做“锅是铁打的”了。 这是一个由一些年轻诗人自己办的诗歌俱乐部。它并没有北岛大诗人所说的“国家与民间”“相结合”的基金支持，但它每天照样开朗诵会。它的运转，完全靠诗人们自己凑，靠那些诗迷兼酒鬼们听诗聊诗时掏出的买酒钱。我们去后，也没有什么“机构”出面招待，诗人们为我们带来了从自己家里烤的新鲜面包和沙拉，这就是晚餐。这样，我对沈奇又有话说了：瞧瞧，人家这才是“民间写作”吶！哪里像你们，一面高喊民间写作，一面梦想到人民大会堂去吃国宴！ 但那天晚上，却是多年来我感到最温暖、也最有气氛的一个朗诵会。我们都没想到来了那么多人，朗诵场地早已坐满了，从外面还不断挤进来带着一脸兴奋的听众（后来我知道，有人甚至专门坐几个小时的火车来）。朗诵会由丹麦诗人尼尔斯·哈夫（Niels Hav）主持。他是去年陪着他的钢琴家妻子到中国开演奏会时我们认识的。在他自己的城市，他显得更朴实了，随身挎着一个帆布包，就像一个管道工！这样的诗人，才是咱们的兄弟呀。 正是在这样的夜晚，响起了中国诗人的声音：“野葵花一到秋天就被砍下头颅……”（蓝蓝《野葵花》），这样的诗，真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和地点念呀。我坐在黑暗里听着，心里不由得涌起了一股暖流…… 这尊由19世纪的雕塑家根据安徒生《海的女儿》创作的铜像，早已是哥本哈根的标志了。一位由鱼蜕变的少女爬上一块岩石，但她的头从这个世界扭开，而望向大海那永恒的故乡。她在想什么？人们尽可以去猜，但她那说不出的忧郁人人都感到了。多少年了，那种说不出的美仍从她的身上，从她的长发、肩膀、腰身和鱼尾上流淌。怪不得她屡遭被砍头和断臂的厄运。美，让人绝望呀。 是的，是这样。在哥本哈根港口望尽那一只只浪漫的大帆船后，北欧的秋寒渐渐向我们袭来。夜幕下的街道空旷、清冷，那沿街的满墙涂鸦也使我感到有点恐怖。冷呀，冷得正要抱起自己的肩膀时，我竟想起了卡夫卡把布拉格的站街女比喻成“鬼火”时发出的一通感慨：“那些想就着这点闪烁不定的沼气火星取暖的人该有多么可怜，多孤独，冻得多厉害啊……” 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感受力！这又是多么深沉的同情心！ 据此，我们才能真正发现一条通向诗歌的路呀。 是啊，中国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呢？大家不吱声了。不错，中国现在是有了钱（那些在哥本哈根勇敢消费的同胞们，都是在为国争光呀），可是，这样的美景，这样的富足与安宁，这些都是文明的产物，不单是钱的产物呀。 路上的目标之一，自然是著名的路易斯安纳（Louisiana）美术馆。还没有进展厅去看，那临海草坡上莫尔的雕塑、米罗的装置已把我们的眼神吸引过去了。这就是路易斯安纳的“天赐”之处：它把大海也变成了美术馆的一部分。 不过，也许是看多了，这一次我却感到有点提不起神。到了人声鼎沸的咖啡厅里，我明白了原来艺术已成为消费社会的一环，或一景。看看那些衣着讲究的参观者吧（他们中有很多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他们来这里发几声感叹，在优雅的临海餐厅里吃上一顿，临走时买点美术纪念品带上。别的呢？ 只有两点刺激了我：一是美术馆草地上那作为“作品”的玻璃房子。里面是什么呢？人们忍不住拉开门把头探进去：原来里面是虚无——除了虚无还是虚无！ 还有躲雨时所凝视的美术馆玻璃墙上的雨珠。雨大时，它们连成线，整个玻璃墙成了一片密密的雨珠帘子。雨停时，它们一颗颗晶莹滚动，无声地坠下。泪水的播种期呀。 不过，最应该看的还在最后，那就是位于丹麦西兰岛东北端、与瑞典赫尔辛堡仅隔一个海湾的克伦堡宫（Kronborg Castle）。它可不是一般的古堡，它就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发生的地方”！ 然而，我们竟错过了！从路易斯安纳出来不久，我在车里打开地图，正要寻找丹麦王子城堡的所在处时，它那巍峨的带王冠的尖顶已闪现在我们的左前方，我正要兴奋地喊停，李笠却再一次奋不顾身地，一头就把车开进了排队等待海湾轮渡的通道里。 怎么办？倒不出去了。我们也不能把车扔在这里吧。 就在这种懊丧中，洁白、豪华的“Hamlet”（“哈姆雷特”号）徐徐靠岸，以它巨大的吞吐量和无限的同情载起了我们。 唯一的补偿，就是登上顶层的甲板去眺望。克伦堡宫，这座为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1574—1583年间所造、城墙外还带有护城河和密布的兵营的宫堡，历来为军事要塞和政治活动中心。时值初秋，它似乎已为我们显示出几分冬天般的阴郁和荒芜了。我边眺望边哀叹，李笠呀李笠，我们在那里住一晚多好！你想想，提着啤酒瓶子坐在那城墙外唱歌、守夜，说不准还会看见那出没的鬼魂呢。 我们也有太多的郁闷、太多的悲叹，要仰天而问呢。 我们也想像丹麦王子那样疯一疯呀。不那样疯，能写出好诗吗。我们也听到了那个声音呀。 是呀，那带毒的剑为什么就不刺向我们呢？刺向我们吧，那样我们才能完成自己呀。看，黄昏已披上了褐色的斗蓬！ ——就这样，《哈姆雷特》！多少人梦想把你搬上舞台，多少人以为自己就是那悲剧的主人公，多少人还期待着靠你来拿学位呢。 可惜呀，半个小时的航程，远远不够悲剧的长度。那童话般带王冠的堡影尚未完全从视野中消失，靠岸的汽笛已经响起。我们不得不下去，回到船仓深处那棺材一样的车里。 我们所能做的，是在下去的那一刻，再回头望一眼。 那个在彤云下带着一重重守望城垛的灵魂世界，最终，我们还是没能进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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