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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洲访谈录：弹指十余年，书剑霜未冷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2-09-12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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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洲访谈录:弹指十余年，书剑霜未冷
　　
　　访谈整理：弯晖

李海洲

李海洲像
　　
　　问：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动因，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第一首诗。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你最初创作的动力是什么？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你还记得您写的第一首诗吗？
　　
　　答：我最早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年少，对太多新事物有兴趣，包括写作。不过，那时的写作都是很“传统”的儿歌体。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在《读写知识报》上，题目叫《春雨》，我现在都还能背下来：春天的小雨哗哗哗，洒向大地，唤醒绿芽，青蛙笑哈哈，雀儿叫喳喳，小朋友们拍着手，连声喊道：春天来啦，春天来啦……我有时候会把这首诗当笑话背诵给朋友们听，逗得大家乐不可支。
　　
　　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应该是高二年级的时候。那其实是文学澎湃的80年代末期，凭借一首情诗、一把吉就能征服女孩。当时的重庆，每个区都有自己的文学沙龙，我记得沙坪坝区的文学沙龙是在每周的星期三晚上举行。不需要通知，每到星期三，数不清的文学爱好者都会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相聚。
　　
　　那时候我正在写散文诗，热爱的诗人是泰戈尔。当时，我的一组散文诗《落寞的相思红》发表在沙坪坝区的《沙坪文化报》上。而这组散文诗，被当时正在重庆师范大学读书的刘清泉看到了，已经是重庆师范大学嘉陵潮文学社社长的他，专门为我写了一篇评论，叫做《情挚而词达》。《沙坪文化报》又主动向我约了一篇散文诗《写给道路的远方》，然后配上刘清泉的那篇评论一起刊登出来。这成为我写作道路上一个很大的转折。
　　
　　这之后的一个夜晚，我在沙坪坝区的文化沙龙遇见了刘清泉。这是两个怀揣文学憧憬的少年第一次“邂逅”：他当时正在读大三，而我还只是高一年级的学生。说来好笑，在见面之前，清泉由“诗如其人”地想当然以为“李海洲”应该是个中年“腕儿”，却未曾想到是个比他还小的孩子。
　　
　　那次沙龙之后，我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接下来，清泉经常带着我去参加重庆师范大学（当时还是重庆师范学院）的诗歌朗诵会，我开始接触到许多同样热爱诗歌的朋友，包括当时已经是大学讲师的吴向阳，以及白勇、何房子、谢详林、王仕勇、谢世康、曾奇等各行各业的诗人。可以说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在朋友们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
　　
　　问：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你从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开始在《诗歌报》、《星星》诗刊发表作品，至今仍然在坚持着独特的创作。但是从作品数量上来看，你并不算是一个高产的诗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后期，你创作的诗歌作品非常少，再次回到我们视野的时候是在二十一世纪初，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答：九十年代中后期，我正在很努力地做媒体和写一本叫做《一脸坏笑》的长篇，也就是换一种方式面对文学和生活。我有一个观点是，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只是坐在那里写诗，一味地苦思冥想，那么这种写作方式一定是有大问题的。
　　
　　我觉得没有写作冲动的时候，就不应该刻意地去写作。在我二十余年的诗歌生涯中，虽然也曾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多次中断，但我从来不会强迫自己去写作，更不会刻意而随便地挥舞诗歌的马刀。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对我个人而言，每一次重新提笔就意味着“一次伟大的复活”。
　　
　　之所以在2000年重新开始诗歌写作，与朋友们有很大关系。当时网络文学初兴，重庆诗人李元胜做了一个文学网站叫“界限”。吴向阳为了让我上网，就在论坛贴了一首很糟糕的诗，故意署上我的名字。有意思的是，出于朋友间的情谊，竟然有许多天南海北的读者给予了这首诗正面的评价。于是，我只能被迫上网去做解释工作。
　　
　　一上网我就成了论坛的版主。那几年的“界限”非常火爆，我们从网络看到了民众的诗情诗性，由此产生了做诗歌民刊的冲动。几个志同道合的诗友便一起做了一本《现在诗歌读本》。这本杂志一共出了4期，从杂志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
　　
　　关于诗歌，我有很严格的要求。一首诗只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在我内心就一定是过了关的，它至少让我觉得能够对得起我的名字。这种对于文字、对于诗歌的深厚情感，源于我高中之前叛逆而混乱的人生——如果不是因为写作，因为诗歌的话，我想我的人生可能早就荒废了。诗歌对于我来说，还隐藏着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这个故事，你可以在我的长篇小说《一脸坏笑》里看到原型……所以，对我来说，诗歌更像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
　　
　　我的作品的确不多，其实一个人如果能留下一两首诗歌传世就已经很奢侈了，写再多“同一首歌”体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
　　
　　问：在认真研读你的作品后我发现，你的一部分诗中融现代情绪与中国古典情怀于一体，比如《王安石或纸上尘》、《宋朝叙事》、《咖啡慢》等等，有人说你体内长住着一群柳永和姜夔的混合体，住着宋代和唐朝甚或魏晋遗风，那么，你怎么看待中国古典诗词对现代汉语诗的影响？
　　
　　答：这个命题说来话长，涉及到我们如何从最优秀的诗歌中汲取营养的问题。国外自然有很多优秀的诗篇，但实际上我对翻译诗歌有很大程度上的“拒绝”心理。同一首诗，十个人翻译就是十种味道。而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母语，包括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特朗斯特洛姆，我无法用瑞典人的母语去阅读特朗斯特洛姆，我就觉得自己可以不读或者少读。当然，我的朋友李笠、董继平的译本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的可能。
　　
　　我们知道，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比较深的庞德和艾略特，都十分推崇中国的李白和李商隐——既然可以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吸取足够的养分，我就觉得没必要过多地去研读外国的翻译诗作品。最多拿来借鉴一下而已。
　　
　　汉语诗歌最灿烂的花开在唐宋，那时“丞相写诗，皇帝作画”，文字在那个时代的重量，到了今天仅仅只能让我们在夜深时勉强取暖。诗歌沿着传统的道路回返，不仅是对自我文化源头的一种探寻，更是我们对当下现代性的一种重新确认。
　　
　　而我骨子里，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更由于诗歌上伟大的浪漫主义，一直将李白引为同道知交。所以有一次站在江油的李白故里碑林，我踌躇良久，应邀题下了一个诗歌后辈的虔诚：在诗歌里流浪，江油是我的车站。
　　
　　问：似乎大多数人都只熟悉您写的现代诗，并不知道您还填得一手好词，您有一首《青玉案》我非常喜欢：“剑凉酒赋寒江渡，碧烟起，弦如雨。诗酒华年朋党慕，释怀天下，雅歌白露，回首英雄顾。霜天岁末离时路，花薄鸦寒闭窗诉，寂唤东坡当酒仆。陪都烟雨，落梅还住，古籍埋锥处。”那么，你怎么看待现代人填词呢？
　　
　　答：在中国现当代的诗人里面，尤其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包括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或者从顾城、北岛、舒婷到李亚伟、柏桦、马松等，可能都很少有写古体诗和填词的人。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其实我之所以热爱填词，或许是出于个人的喜好或者说是兴之所至。事实上，我从小就喜欢古典诗词，早在十四岁那年夏天，就曾经按照平仄韵律填满过一个厚厚的练习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的新诗和其他文体的写作，更让我感到古体诗词对现代写作中字词句锤打的重要性。我之所以填词，多少也是有意地想以古格来锤炼一下自己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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