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阳 | 李海洲诗集《一个孤独的国王》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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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汉语接续唐诗宋词的人 文｜吴向阳 在“70后”诗人群体中，李海洲算个异类。他的“异”在于他太正常了。他没有闯荡，没有漂泊，没有流浪。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报纸、或者杂志，甚至也顺应时代染指网络。他的生活体面而平庸，有专职司机接送上下班，包括接送去赴不尴不尬的酒局和打打不大不小的麻将。他除了在微醺的时候——当然，微醺的几率比较大——暴较多的粗口之外，他的言谈得体，甚至称得上机智。他极少讥讽时政，他也不玩世不恭。他的阅读也是正常的，像传统文人一样正常：读文，读史。在文学方面他的阅读面很宽广，且不说文学经典，就是当代名家甚至算不上名家的作品，他如数家珍；他读《史记》，读《资治通鉴》，像学者那样精读：批注，做笔记，写心得。就连他的居住，也是传统的三代同堂。接父母同住，共享天伦，逢周末和节假日，守在家里，端上酒杯，与老爷子小酌。 李海洲的诗歌生活也有别于大多数“70后”诗人。“70后”是百年新诗中最能折腾的一代人，口语诗，口水诗，废话诗，下半身写作，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各色“流派”和团队，这些喧闹似乎都与他无关。他是这个年龄段诗人中少有能保持冷静甚至保持冷漠的那一个，也正因为此，他的写作能保持很大的独立性。我们很容易把他的作品与其他“70后”诗人区分出来。可以说，当众多“70后”后诗人忙着反叛诗歌传统，希望在诗歌格局中加入自己的设计的时候，李海洲在反叛着“70后”。他甚至开始像宋人那样，填词自娱。 如果生在战国，他就是背着青铜剑的游侠；如果生在唐朝，他可以是李贺；他错生在当代，只好在诗中，以“风吹过白栅栏，留下王妃/ 风终于吹过，我是风中你丢弃的王位。”（《在天和地之间相思》）聊过干瘾。和其他同龄诗人羞于承认与前人的传承不同，李海洲是一个有古代情结的人。他有不少诗是以古人或旧事为题材的，如这首《王安石或纸上尘》：
他这种刻意的回首，除了体现在题材的“做旧”之外，也体现作他诗歌中苍老的节奏和弥漫着的沉郁之气上。可以说，李海洲是用现代汉语接续唐诗宋词情怀的人。 中国诗歌从四言、五言到六言、七言，从赋比兴到隐喻和通感，形式和技巧在不断地丰富，没有变化的是诗歌内在的情怀。也正是因为此，中国诗歌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诗歌，也比中国的其他任何文学形式，更具有广泛性，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在传统的中国，没有不会写诗的帝王将相，没有不会写诗的知识分子，这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二例。诗歌已经不单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每一个平常日子的记录、抒怀、表达、传情甚至应酬和社交，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二例。李海洲没有像他身边的众多诗人那样急于割断与三千年诗歌的联系，而是自觉地成为与传统血脉相通的新世纪诗人。他对女人的表达，于是有了“国风”的吹拂：
在“反抒情”的诗歌美学出现之后，不少诗人耻于诗歌中的抒情元素，在文体试验的名义下把诗歌变成了圈子内的语言魔术。反其道而行之的李海洲，关注的却始终是日常生活表象下的人文情怀，是爱，是亲情，是寂寥与绝望等诗人并未穷尽其可能性的永恒题材。他会对去世的爷爷说，“你那么安静，像我未完成的诗章”（《挂青记》）。
在李海洲的诗歌世界里，不仅初恋和大哭还在，同在的还有他同传统诗歌一脉相承的吟诵节奏，这是他对新诗修辞的贡献。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以“离经叛道”为唯一标准的年代，他的诗歌体现了对诗歌传统的靠近以及对自己诗歌方向的自信和坚持。毕竟，新诗已届百年，而唐诗正是在百年时的中唐走向成熟的，新诗的成熟需要的就是这种建设性的坚持。
吴向阳，1965年生于四川自贡，1990年自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毕业后，在重庆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九年，目前在重庆出版集团从事编辑工作。198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出版有诗集《时间是我的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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