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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对谈孙郁:应该允许有的作家不做谔谔之士(2)

  孙郁:我觉得俄国小说应该推荐巴别尔。

  莫言: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读完了,我很久没完整地读完一本书了,因为它很薄,随笔一样的短篇,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小说,很多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很像斯坦贝克写的《战地随笔》,应该是真实的报道性的东西。

  孙郁:但他写得真是太好了,色彩、结构都很出色,通常是长篇小说的容量,他用一千多字就表现出来了。

  莫言:巴别尔对人的了解很深刻。真正的作家,不了解人根本就写不好的。我记得有一个短篇是写鹅的故事,讲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入骑兵军。这是支跟土匪差不多的部队,要摆出小资产阶级的臭脾气来,他们会把你当外人,所以他就违心地、咬牙切齿地,把女房东一只鹅的脖子给拧断了。骑兵战士就说:哥们,你是我们自己人,你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这么残酷地把鹅给拧死。“我们自己人”,这种说法一下子就让他融入到这个群体里去。他在拧死鹅的过程当中那种心理的痛苦,那种心灵的煎熬,激起我们心中许多的联想,它唤醒了我们人性当中普遍性的东西。

  应该允许有的作家不做谔谔之士

  孙郁:我发现你好像不写纯粹的知识分子。

  莫言:《十三步》就是写教师的,也算是小知识分子。毛泽东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在阶级社会里面,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把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一下子就给讲出来了。在中国社会里面,知识分子能够独立存在吗?我觉得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中国社会里面,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体制保持对抗姿态是很难生存的。

  孙郁:就像鲁迅在《采薇》里写的一样,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

  莫言: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是依法治国。严格的法律,胜过知识分子的呼吁。对失业者的救济,对残疾人的关照,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不管哪个党派上来执政,这个不会改变。

  孙郁:很多问题都是知识界提出来的。一些大学教授发现经济有问题,不断写文章呼吁,最后政府就接受了。

  莫言:这样的知识分子非常宝贵,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但是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扮演这样的知识分子角色呢?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不同,应该允许有的作家不做谔谔之士,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良知和勇气。他用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用文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思索和看法,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摘编自《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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