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称莫言得奖与自己利益无关：绝不发莫言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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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然夫妇与记者们一起在静安别墅1025里弄散步 (特派记者刘功虎)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应邀来华，昨日起在上海举行“《巨大的谜语》——与马悦然一起谈诗论译”系列活动。昨日下午，为回应全国各路媒体要求采访的强烈呼声，他在夫人陈文芬陪同下来到上海古旧的静安别墅1025里弄，与媒体记者面对面，畅谈莫言、莫言作品和中国文学。他面对媒体表示，“颁奖给谁，18个评委会有漫长、激烈、多轮的意见交换。今年莫言得奖，大家的意见算是比较一致的”。 马悦然生于1924年，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尤其着重于诗歌历史的发展。他译成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与当代的著作总计50册。他同时也是现代瑞典语著名诗人的英文翻译者。中文著作包括《俳句一百首》、《另一种乡愁》。 马悦然对诗歌有着毕生的热爱之情，但是此次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是一位小说家。媒体普遍认为这离不开他的推举，而他的推举又是与个人偏好有所区隔的。对于这种说法，马悦然并不认同。他直言不讳道：我们每一次争论都很激烈，推荐一个作家是今年2月1日以前寄给瑞典学院的，以后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小组，15个人，他们从250个推选对象中选三四十个人介绍给院士们，到3月、4月，名单缩小了，到5月底只有5个人。我们瑞典学院一个夏天都不再开会，而是专心看那5位作家的作品。9月份又开始开会，讨论这5位作家到底谁该得奖，开始投票，投好几次，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最后投票在10月初，决定谁要得奖。今年不太激烈了，意见比较一致。 昨晚7时，他转战东方艺术中心，开讲“中国小诗的发展和特翁的俳句”。23日、24日他还将在沪连续展开两场文学活动。 马悦然： 真有人贿选，绝不发“莫言”财 在昨日的媒体非正式交流会上，马悦然畅谈莫言作品与中国文学的特色与风情，谈他和莫言的交往经历，也毫不回避近来境内外媒体对莫言获奖以及诺奖的各种猜测与争议。而他用最直接的回复，解答了记者的诸多疑问。 “莫言是什么身份一点也不重要。他在著作里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 “莫言的短篇小说出来后，我改变了对他的观感，衷心佩服他的文字掌握能力非常好。” 关于诺奖 关于莫言 “很多外国人在关注中国文学，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莫言的那些翻译著作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 “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中国作家敢给我写这样的信。中国很多真正的作家怕跟我见面，也不敢签名送书给我。” 记者：此次诺奖为什么会选择颁给莫言？ 当然中国有很多作家，也有很多诗人，很多人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别人暂时没有得到，而莫言得到了，就这个样子，很简单。 记者：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和莫言一样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或比莫言更优秀的当代作家都没有得奖，但是莫言得奖了，这是否意味着诺奖有一定的随意性？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奖是颁发给一位好的作家，莫言是一位好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几千位，但是每年只能够颁发给一位作家。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明年评给另外一位，不是什么世界冠军，就是颁发给我们这些评委认为很好的作家的一个奖项而已。什么是好的文学呢？当然这个是非常主观的。我不能说莫言是最好的作家，但是我可以说莫言是一位好的作家。你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说：A是一个很好的作家，B是一个不好的作家。完全是主观的。 记者：很多舆论对诺奖这次颁给莫言表现出不理解，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些言论？ 马悦然：我知道他们的非议，主要集中在莫言的官方身份，认为他是共产党员，不但入了党，还是作协副主席。他还抄写了《讲话》。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奖？他们不喜欢。批评莫言的那些人，他们连他的一本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胡乱“开枪”，这个让我非常生气。 我读过莫言很多作品，也读过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是我认为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莫言，他实际上敢于面对中国最真实的现实，他敢于描写社会不公，他敢在作品里表达批评，但是别的人就不一定敢。那些跑到外国去的非常爱讲话的人，他们很轻易就来批评莫言，我觉得非常不公平。 《讲话》是一个历史文件，那是1942年的一个文件，对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很强，没有这个文件可能就不会诞生一批相应的作品。正是因为有《讲话》，才会有新的文学。当然，此后《讲话》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文革”时期的文学萧条就是直接结果。 莫言是什么身份一点也不重要。莫言在他的著作里面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依据是什么？ 马悦然：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对于作者的政治力量，我们是不管的，文学质量是唯一标准。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莫言和他的作品的？ 马悦然：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里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在一个下午谈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他就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意思，觉得很奇怪。而且后来我知道，那一次他并没有分到房子。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大陆的9位作家一起在台北待了几天，有一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所以我们在饭店里喝威士忌酒聊天。第三次是2005年，莫言他参加一个斯特林堡的戏剧节，是跟北大一起合办的，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莫言等。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记者：你曾经说过，莫言很会讲故事，但是写得太长了。但是在国内，他的长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几个评委都读过他的长篇小说吗？你认为其水准到底如何？ 马悦然：他的《生死疲劳》，我觉得就有点长，“不够味”。我曾经当面跟他说过自己的观感，他后来就试着写短，2004年上海文学刊登了他的小说《九段》，非常短，两页的小说，我觉得非常好，我马上翻译成瑞典文。那个短篇短到任何一个字都不必改。而且有沈从文的味道。他那个小说出来后，我改变了对他的观感，衷心佩服莫言的文字掌握能力非常好。我和妻子陈文芬甚至自己也试着写起短篇小说。 记者：你最早接触林语堂先生的语言，并开始喜爱上中文，林语堂的语言风格和莫言的语言风格有巨大差异，你怎么做到同时欣赏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 马悦然：林语堂对道教的兴趣非常深，我读了他《生活的艺术》，我也对道教和哲学非常有兴趣，所以马上到图书馆去把老子的书借来读。马上就发现《道德经》译成中文、法文、英文的都不一样，我问一个瑞典汉学家哪一本译文最好，他说都不行，后来我说我愿意去学汉语。那是1946年8月。 读莫言会想到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人，像写《水浒传》的，写《西游记》的，和蒲松林写的聊斋，莫言的讲话能力就是从古代讲故事的人那里学来的，当然他自己也学过外国作家，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现在我读中国文学口味很广，什么风格不重要，写得好才是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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