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刀:深度阐释器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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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新汉诗迎来百年,成败功过争论纷纭,尤以网络为载体的诗歌得到不同程度的褒贬为甚。论争的焦点除了延续上世纪末的知识分子与民间之争外,还有西方与传统、网络与传统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未被诗坛注意的或刻意回避更多关注的诗歌写作者,正默默酝酿一场崭新的诗歌运动。他们关注的视野更加辽阔,脱离了文人被时代劫持的尴尬,更随性、自我、超脱地步入诗歌写作的新境界。 自2003年至2005年初,我受邀担任汕头电台新闻频道“出路谈诗吧”策划及主持,并推出了由我一个人主编的《出路诗刊》。藉此工作,接触并采访到更多更优秀的诗人,例如杨黎、汤养宗、周伦佑、东荡子、马永波、宋晓贤、拉家渡等,与他们一起的直播访谈,碰撞出许多对诗歌不同的看法、观点,对我后来提出的“器官主义”“随欲主义”诗学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4年我写出了早期的“器官主义”代表性作品《回忆录》《姑娘贵姓》,但那时对器官主义的概念还是模糊的,更多的是依靠天然的、自性的写作。
直至2005年底,我重返故乡河南,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行便云南、四川、江苏、河北、山东,在旅途间隙,陆续写下《尼泊尔来信》《十一日谈》等真正令我满意的“器官主义”印记的作品,而“器官主义”这个提法的由来多半是来自我的一部电影剧本《认识》和长篇小说《器官》。当我提出器官主义诗学的时候,诗坛上早已流行过下半身、低诗潮、垃圾派等等诗歌主张;我暗自庆幸,没有像他们那样拉了一干子人马、弄个宣言、出本民刊、等着功成名就,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如果“器官主义”会成为一种崭新的诗学主张,那么那永远是“一个人的主义”,与时代、与你们无关。 在《器官主义不完整性阐述》中,我提到“器官主义思潮或流派的作品,对现实的意义不大,几近于无”,这条说法,应该说是“站立”在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肩膀上的。中国近现代诗歌或诗人生存境况的“日新月异”是西方国家几百年都不能比拟的,外界的飞速变化,令诗人们的写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或以后相当长时间里也不会消失)并不像宣扬的那样自由,因此诗人的写作也趋向于安全的写作,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偏离时代,不再以反映时代真相为己任,也就脱离了因为时代变幻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曲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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