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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瑜:台湾最后一代女文青 先生是她的伯乐(2)

来源：深圳晚报

2012-11-27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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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先生马家辉是她的伯乐

　　马家辉曾戏称张家瑜是台湾最后一代女文青。

　　童年爱拿着布娃娃，编织着有关家庭美梦的小女孩，在台湾花莲乡下，一路成长。成年后，书和电影开始取代那个布娃娃，成了她生活中重要的主题，她似乎永远饥不择食，阅读大量的小说、观看大量的电影。她极少会放弃一部片子，哪怕同去电影院的丈夫女儿都要弃片离去时，她仍然坚持说，你们先走吧，我要把这部电影看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简直“善良”得不行。因为她“从不会轻易丢掉一个东西，即使那会浪费时间”。她乐于在各式小说和电影中，不管是长篇短篇极短篇，不理是悲剧喜剧或悲喜剧，“借个肩膀来用用，站得更高更远一点，观看不同的风景而由风景中撷取镜头的私人相片”。

　　她自认为生活平凡，希冀“在小说世界找到知音”，于是按照村上春树的作品完成一趟美食之旅，还会去到凡·高的那片稻田里，躺在稻田中央，看白云和飞鸟。

　　也因此，她时常飘离，坐在高级餐厅吃饭时在遐想着；在夏之屋里也幻想着。甚至在讲座时，马家辉在一旁滔滔不绝，她也偶尔走神，不在调上。那种状态就像是琼瑶笔下的那些爱发呆做梦的女孩。

　　她的书写是不自觉的，已出版的这本散文集，最初不过是她电脑里独自舞蹈的文字。在美国时，她将心情和日常所见所思化成一篇篇文字，尘封在电脑里，未见天日，直到一次马家辉“无意间”点开，看到了这些文字，顿时“惊为天人”，于是擅自发给了台湾《印刻》杂志，略去姓名只跟编辑说是朋友的文章，未承想，编辑一下子就很喜欢，提出要给作者开定期专栏。于是，张家瑜就这么写着，写得多了，马家辉又将文章拿给麦田出版社的编辑，同样受到青睐，说要出书。于是，就有了这本《我开始轻视语言》。从这一点上，先生马家辉确是她的伯乐。

　　3 张家瑜自称是个矛盾的人

　　张家瑜虽将书名取为《我开始轻视语言》，实则是喜欢语言。在马家辉看来，“文字这东西对张家瑜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而且是不可侮辱的，有时候给她写字条写错了她都会骂我两句。”多年来，张家瑜坚持写作，即使没有出版、没有读者、没有稿酬，但“对于语言文字的喜欢、钟情才是认真写作的动力，其他都是附加的”。就像她自己在文中所写：“时间会淘汰夸大、虚伪与愚昧的文字，像一个在河中的淘金人，同时也萃取了真实、诚实和智慧的论述，那闪烁在太阳底下的金光，是这一代人给下一代人的赠礼。”

　　张家瑜自称自己是矛盾的人，温柔是假象，“我可以观察得很犀利，也可以很包容，只要对社会或个人的损害不大，我几乎不会有任何的反对意见。但看到不公的不义的事情就会变得很批判。”

　　4 温婉底下的认真冷静

　　张家瑜在很多人面前的讲座里，一直安静地微笑。可甫一翻开书，才第一篇，便看到了那个温婉底下的张家瑜，内心充满了认真、冷静和犀利。她写家里的老狗可乐，“别告诉我豢养这个动作只单纯为了爱意，相信我，以爱为名的主人们充满自私及欺罔，不如理性一点，用人道的责任，来履行你仁慈的善意。”

　　还有那篇《我开始轻视语言》里，却恰是处处皆是她对语言的认真，讽刺香港政治人物对语言的轻视和侮辱。在签售会上，她给读者一笔一画地签名，顺便写上，“语言是必要之恶，也是必要之好”。也会用心地照顾到给买了十多本书的读者签上自己的真名，林美枝。

　　先生马家辉则在不同场合频频提起过张家瑜的一个小故事：他觉得夫妻间保持神秘感比较好，所以有时会刻意不去看太太的文章，有一次“无意间”看到张家瑜写了一篇《丈夫和他的情人们》，顿时“被吓得更不敢看了”。

　　这是另一个飘离之外的张家瑜，关注空气污染环境变差这类社会现象，也关心香港拾荒老人这些底层人物的悲喜，她会拿笔讽刺很多不公正而又荒谬可笑的事情，“用平常日子来抗议这个城市太多的光怪陆离”。她说，“我可以观察得很犀利，也可以很包容，只要对社会或个人的损害不大，我几乎不会有任何的反对意见。但看到不公正的事情就会变得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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