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我一直都是业余作家 边缘有边缘的快感
|
徐星，作家，纪录片导演。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讲学。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书。1994年回国。2005年发表长篇小说《剩下 的 都 属 于 你》。2000年后从事独立纪录片拍摄制作。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盛世，中国内地文坛涌现出众多闪亮的名字，这些名字构成了当代汉语写作的景观和骨架。三十年过去，这些当初以“作家”之名出现的人，被社会脉动、经济流变裹挟，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碎片生存中的模型或面具，他们变成了商人、电影人、音乐人……有的人还是作家。 “作家访谈录”着眼于这些身份发生裂变的作家，试图从他们身上，梳理和展现曾经的时代书写者的个体命运和时代痕迹，而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看待刚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文学和中国？他们与文学并肩同行或渐行渐远的三十年，会给今天以怎样的启示？ 2011年，徐星的一位朋友想做一个小说《无主题变奏》的文献展，徐星拿出了当年的很多读者来信。当年，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以公斤论地涌向徐星，向他倾吐小说《无主题变奏》中那个晃晃悠悠的主人公给他们的震撼。 1985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时，徐星正在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当清洁工。这篇小说后来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一起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代表，徐星以“先锋作家”的身份一鸣惊人。 1991年，徐星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在德国写作，上一位受邀的作家是索尔仁尼琴。1996年，徐星完成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墙里开花墙外香，法语版先于中文版出版外，德语版一年内再印了第二版，这在中文小说中是罕见的。 但再往后，像是岔开的小路，徐星开始拍起了纪录片。“文学现在其实离我很远。”徐星告诉南都记者。 采访徐星的那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倒时差加重感冒让他显得有些疲惫，不过他说更重要的原因是手头正在剪辑中的纪录片《罪行摘要》。徐星说，片子雏形已经出来了，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两年前，徐星在宋庄一个画家朋友手中发现了22张四十多年前的“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过去的一年里，带着这22张发黄变脆的表格，徐星几乎走遍了浙江的农村。徐星希望这个纪录片能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文革”中的农民。 但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拍纪录片，徐星说都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东西，一直都还是无房、无车、无工作、无收入、无保险状态的他，偶尔还需要“啃老”。2010年他在微博上玩“给自己拟墓志铭”的游戏，徐星他拟的是：“这个人从此稳定了。”言语中不乏一丝嘲弄。 80年代：“一直都没觉得我有多高的文学成就” 南都：80年代《无主题变奏》出来你最有名的时候，先锋作家的光环笼罩的时候，那时候有想过把作家当成一个职业来做吗？ 徐星：没有，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我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就不是，我也不是什么作协会员之类的。我觉得有职业作家，挺多的，但是我不是。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业余作家，现在我觉得我也是一个业余的纪录片制作者，都是业余的，挺好的，我觉得在边缘有边缘的快感。 南都：你现在对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徐星：从形式上说其实我现在离文学挺远的，文学界的事我都不太知道，也没太关注。但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文学它就在我血液里面流，因为我爱它，从文学小孩，文学青年，到写小说。现在从形式上看起来离得比较远，但是其实也不远。但是写作也是一个技巧性的事情，我不太知道将来我要不要继续当作家，我不知道。文学确实离我比较远，但我偶尔也会关注一下，比如说昨天的微博嘣一下把我拉回到文学里来了，比较好玩。一个朋友转给我看，上海《收获》杂志的一个主编还是什么人，在跟别人谈文学，那人就给他列了好多名字，这个那个，他说除了徐星以外都好。这一下挺激怒我的，他这样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这不是典型的不教而诛吗？你可以评论我的文学，比如说徐星的东西很幼稚，很假，很那什么，我都可以接受。怎么叫“这批作家里面除了徐星以外都好”。我看了之后就发了一个帖子骂了他一下。比如生活里面发生这样事，我突然发现我又回到文学里来了。 南都：比如类似像这样一个文坛排排座的东西，80年代的时候在你身边存在吗？ 徐星：不存在。这个“坛”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它不跟我发生关系，我就不会跟它发生关系。但是呢，当然会有私人朋友，但除了私人的关系，我跟这个组织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至今不是作家会员，无所谓嘛，所以他们也不承认我。如果真有那个坛，他们也确实没承认过我。 南都：作协有试图吸纳你吗？ 徐星：有过，但我谢绝了，那是很早了。当年他们拿着那个表，中国作协的表，我没有填，表我今天还有。 南都：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填？ 徐星：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没什么意思。 南都：但当时你的小说发表之后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读者来信？ 徐星：我这儿有好多读者来信，一捆一捆的。特别有意思，特别的社会百态，有精神病人，有文学青年，有老师，有农民，有军人，还有警察，各行各业的都有。当时的粉丝我觉得和现在的粉丝也能有一拼，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全靠写信，他们知道我在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所以信都往那儿寄。当时收发室的人都傻了，我最多一天收到一公斤多，收发室的人把我的信捆起来一堆，然后我从烤鸭店大门口走，“徐星给你！”，一捆给我，我一看是全国各地来的。当然这不是文学成就，这只能说明中国当时比较畸形，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一直都没觉得我有多高的文学成就，真的，这我非常坦诚地说，我一点不是装孙子。只是我比较侥幸的在那个畸形的年代里发出了很独特的声音，被大家听到了，挺偶然。没有徐星发出的声音，可能有张星、李星。再说文学，从我出道以来直到今天没给我带来任何实惠，真的，没有让我致富，我也一点没利用这个名声，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利用，没有任何实惠。这些名声早就看得很清楚，这都是虚幻的。 南都：什么时候看清楚的？出名之后还是会有些变化吧？ 徐星：会有啊，最大的变化就是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烤鸭店的领导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对他来说太麻烦了，他需要的是一个本本分分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工人。但这个工人天天坐在烤鸭店大门口台阶上，抱着一把大笤帚，背着一个大垃圾箱，接受各种记者采访，这个对他来说太麻烦了。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不像今天，发生这样的事这个老板可能觉得是一个商业契机。在那个压力下，烤鸭店基本上把我给开除了，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好日子过了。因为当时跟现在情况差别特别大，也没有所谓书商，后来写小说发财，比如像郭敬明、安妮宝贝，那都是后来的事，他们生逢其时，我生不逢其时。 南都：但是你如果不用郭敬明他们那样的方式写，不是那样量产，估计也挣不到钱。 徐星：你说的对，我是特别懒的人，我写的东西特少。常常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但那个冲动过去我不写就放下了。 南都：假如没有那篇小说，你设想过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吗？ 徐星：这挺有意思的，我没设想过，第一次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假如没有那篇小说，我想当然也不太可能会在烤鸭店做一生的清洁工，也不太可能，大概也还会是搞艺术吧，毕竟是文学青年，热爱文艺，肯定也会做一些别的事。因为在那个年代，舒婷在干吗你知道吗？在灯泡厂，在流水线上装灯泡，然后北岛是在一个铸件厂做工人，诗人芒克是在医院看大门，陈建功在房山煤矿当矿工，都是一样的情况。那一个烤鸭店的清洁工人写小说，一点都不足为奇。本身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也比较好玩。 |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