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我一直都是业余作家 边缘有边缘的快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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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拍人，让我跟小说更接近” 南都：目前手头的纪录片到哪一步了？ 徐星：一个雏形出来了，现在正在剪辑。这是一个很繁琐的工作，但是非常有挑战性，非常有意思，其实拍片子里面最有挑战的是这一部分。 南都：为什么是这一部分最有挑战性？ 徐星：要考虑它的结构、叙述、故事、组织，怎么让看电影的人在视觉上能接受它，所以技术含量挺高的。 南都：整个素材积累也有挺长时间了吧？ 徐星：素材我拍了100多个小时吧，我去年一直在浙江那边跟那些农民转，花了很大的工夫。拍摄的过程也挺苦的，经常没有公共交通，各种交通工具全都坐过。 南都：通过几张犯人登记表要找到这些人，整个过程很不容易吧？ 徐星：很难。最困难的是我也没有一个官方的背景，这就比较难。如果我拿着中央电视台或者什么部门的介绍信，我就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找，就非常简单，非常快。我没有这个办法，只能是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去找，找当地的朋友帮我打听。因为很多地名都变了，以前叫什么红旗站、革命街之类的，现在都恢复最初的名字，变化很大。反正就是问吧，问得比较多。我有把找人的情况也记录下来了，比如到一个地方不知道到哪里去，不知道地方在哪里，我就在路上打听、找人，坐什么样的车进什么地方，都记录下来了，都拍下来了，也是这个片子的一部分，就很真实。 南都：你很早就开始关注“文革”，而且对文革的视角好像挺独特的，这当中的动力来自哪里？ 徐星：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构成这个动力，第一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看到这类事之后马上就特别好奇，觉得这里面埋藏很多故事，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也那么单薄，那么沧桑，这个纸已经很老很老了，破了，油印的，内容也不是特别多。但看到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想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完以后，第一时间找这些人，去看这些人，而且还要快，因为他们都很老了。拍完宋庄的那个电影，剪完了，我真是第一时间拿着机器自己就去了。还有一点，这些表格的当事人都是农民，这也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文革”中所谓干部、知识分子、大艺术家受迫害我们都知道，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了，老舍啊，刘少奇啊，彭德怀啊，都是大人物。但是农民他们在最底层，好像也没什么人关注过“文革”中的底层农民。之后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空白，既然是空白，就应该有人去说，有人去做。简单说，确实有点历史责任感吧。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一直对底层生活感兴趣，不管是城市还是在农村，底层的日子是丰富多彩的，是变化多样的，他们不会是那种很单一的，高尔夫、游泳池、骑马啊，他们不是那样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通常是特别丰富多彩，当然上层的生活我也不了解，我也没过过，可能他们也特别棒，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底层肯定是色彩斑斓的，再说我自己本人也是生活在底层。 南都：你觉得你自己也是生活在底层？ 徐星：是啊，当然，几乎是最底层。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什么“三无人员”，我是“七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工作，没职业、没保险、没收入，死无葬身之地，七无。 南都：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怕失业，怕没保障，生活不稳定会很焦虑吧，你不会有那种焦虑吗？ 徐星：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这个确实离我很远，我体会不到那种焦虑，也体会不到那种压力。对我来说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低的，真的，我是一个只要有温饱就没有什么更大的梦的人。要真有很多钱，我确实不知道我干吗，很遥远、很疏离，没意思吧！人活着要有那种压力，那种焦虑，会把很多事情都变得非常复杂，会别人更早的愁白头吧，中国人说的。 南都：但是做纪录片也会有没有钱的困难吧？ 徐星：是啊，像这种情况要看怎么说，比如我要有钱我可能到农村去就租一个车，我可能会有摄像助理等等。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过过奢侈的生活，可能也会挺好的。但是从我个人的立场来讲，我拍这个东西肯定不是这样，我自己扛着一个摄像机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我觉得这种乐趣不是那种豪华派的方式能给我带来的乐趣。 南都：你拍的那些人中有拒绝、不愿意接受拍摄的吗？ 徐星：有过，他们也有不愿意谈的。当然我在底层，我有一个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能很快让他们对我放下戒心。 南都：怎么做到呢？ 徐星：这个比较简单，通常跟他们聊天啊，先跟他们谈谈生活，谈谈日子，谈谈老婆孩子，谈谈喝酒，谈谈村干部的腐败。交流之后他们就基本不太注意我的镜头了，很放松的、很自然的跟我交流了。 南都：你希望片子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面貌？ 徐星：基本是这样的一个片子，比较散文化，有沉重，有悲哀，有凄楚，也会有些小欢乐，基本就是这样。 南都：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从最早开始拍《崖畔上画下你眉眼》到现在有十几年了？ 徐星：嗯，2000年。那是我的处女作，第一次拿起机器做这样的事。 南都：始终觉得拍纪录片很有乐趣？ 徐星：嗯，很享受，也是一种创作，有创作的快感。 南都：这种享受和写小说的创作感触有什么不一样？ 徐星：有相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你进到一个东西，建造的过程很累，也有挑战性，这样做，那样做，翻来覆去的弄，做完以后觉得它是我自己做出的一个东西，快感非常强烈。当然甭管是小说，还是拍电影，其实我更多享受的是一个过程，至于出来好不好那是别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一样吧，画家、音乐家，都是同样的，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我觉得那种创作的快感是同样的。那我干吗不写小说呢，因为(摄像机)它快，它能非常快地表达出我的好多东西，写小说需要沉淀下来，比较慢，需要时间。中国这么丰富多彩的变化，目不暇给，一切都在变化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还有人际关系，包括整个中国的外观都在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我觉得一个摄像机能特别快地把这些变化真实地记录下来，差别就在这儿。小说是一个长久的事，等我老了，比如说扛不动机器了，跑不动路了，那时候我再写也可以，包括我甚至都可以用我现在记录下来的素材来写，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南都：所以拍纪录片和写作的经验是互通了？ 徐星：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纪录片就是文学，表达手段不同吧。你看我的《文革编年史》就是一个很私人化的故事，要是写下来不就是一篇小说吗，一个悲剧故事，一个少年人，为了一封情书，这一生就毁了，也是一篇小说。我现在拍的这个要是把它记录下来，它也是一个“文革”时候农村全景式的小说。其实差别就是用笔来写，还是用摄像机来表达。 南都：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电影不成器但是这个时代纪录片是大有可为的。 徐星：嗯，我是很着迷这个事，当然它也不给我带来任何利益，只是让我特别享受这个创作过程，我常常会沾沾自喜，我觉得拍得真他妈牛逼，真好，怎么能做出这么牛逼的想法？但是再过几天又把自己否定了———真差！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跟写小说是同样的，写着写着会自己觉得，我能想出这样的特别棒，过几天变成“是我写的吗，这么差”。这个磨炼挺有意思的。这就是艺术创作的挑战，很累，很疲惫，也很美好。我就觉得在我的生活里有了这样的美好，我还要什么，对吧？没有什么，无所羡慕，无所嫉妒。 南都：你会想拍什么样的纪录片，会有野心吗？ 徐星：我就对人文历史的题材感兴趣，但我对大场面、大事件没有兴趣。比如说他们关注的王兵拍《铁西区》，他把这个区整个拍了那么多年，把整个的变化都拍下来了，十年工人的下岗，从国有工厂怎么变化的，这样的东西我不是很感兴趣，它不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我关注的是人，我就拍人物，拍人。这个角度就让我跟小说更接近。 目前的生活 南都：你很早的时候就自己骑车，大半个中国的转，之前你也提到过《在路上》这样的书，包括这样的状态让你特别着迷，慢慢年龄也大了，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吗？ 徐星：会持续，我现在还经常在想要出门之类的。我想训练两只大狗做狗拉的车，然后就步行这样走。狗的承重挺强的，像爱斯基摩人不都是狗拉雪橇。当然我脑子里各种设计，这个车怎么轻便，怎么把狗套着，怎么把帐篷、衣物、随身带的东西、摄像机都放在这个车上，当然可能得找专业的人设计这个车，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不是挺好玩的吗。但我完成不了这个梦想，因为事太多，离不开。 南都：拍纪录片每天会花多少精力？ 徐星：把我全部的精力全都占用了，我除了睡觉、吃饭、去买点菜就是在做这个事了，因为这个我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之前家里面出事，乱七八糟的事，陪我妈妈看病，在病床上熬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妈妈去世了，之后又出国，就耽误了很长时间。所以最近我想既然一个基本的雏形出来了，就加快速度，拍完之后明年还要返回浙江再拍一个老太太的爱情故事。拍那个老人拍完了，再加上剪，又是一年，半年吧，所以都觉得时间不太够用。 南都：现在的生活方式你觉得还满意？ 徐星：是，其实我对生活要求不是特别高，只要能活着，做自己高兴的事，或者做能让自己高兴的事，要是生活有真谛的话，这不就是生活的真谛吗，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真的我不知道。当然我不确切是不是真的就有生活的真谛，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就是。 南都：你会始终生活在这个国家吗？ 徐星：会，国外我已经很熟悉了，在国外没有归属感，也没有人跟你说中文，生活可能会挺好的，但还是一种文化茫然。 南都：你现在所看到的和你原来年轻时看到的世界本质上有什么变化吗？ 徐星：本质上没有，变化都是外在的。比如说经济发达了，技术水平提高了，高科技可能会带来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喜怒哀乐，生生死死。 南都：你觉得自己这些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星：有，很大，越来越老。我觉得我心态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是这样，就是这样活，一直这么过来。而且不太打算变，怎么变，我挺为我生活方式自豪的，真的。我不知道别人，我生活欢乐也挺多的。欢乐多在哪个意义上说呢，就是我不要的很多，我没有必要为那些去忧虑。 南都：越来越老了，你会怕老这回事吗？ 徐星：不怕老，老有什么可怕的，连死都不怕，还怕老吗。 徐星写给未来的一条微博： 抗争一下，会比屈服让自己的生活乐趣多多，丰富多彩，至少可以试试对自己抗争一下。 (南都记者 李昶伟 题字：欧阳江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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