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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策:诗歌不是进化论(2)

  2000年下半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黄礼孩编的《诗歌与人/70后诗人诗歌大展》(这之前我几乎没见过传说中的民刊,就是今天我也没见过《今天》、《他们》、《非非》等民刊),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70后诗歌。我怀着极大的好奇跟黄礼孩打电话,然后他问我能不能对70后说点什么,我表示愿意试试。然后就给了他一篇文章,发在他跟符马活编的《诗文本》上。这个文章出来后,黄礼孩告诉我,有很多人向他打听我是谁,江湖上怎么就突然冒出马策这么一号人来。随后不久,黄礼孩编70后大展第二回,再次向我约写评论,并给了我“下半身”主力网站诗江湖网址。那时我还没上网,只好让朋友替我全文下载了“下半身”纸刊,记得有100多页。我边阅读边在打印纸空白处记下感受,总共花了三天时间写成《诗歌之死》。那是2000年12月的事。文章既成,礼孩大喜。我的一个朋友又将它贴在诗江湖网站,别的网站又纷纷转帖,好不热闹。当时网上的反应完全超出我的意料,几乎全部的跟帖者都倾向于我对“下半身”的批评立场,他们一边倒,不惜赞美,直接将我塑造成仿佛真理在握、领一时风骚的人物。啊哈。我在南昌的网吧里注视着这一切,本来想回帖,做一些解释,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不是不会措辞,而是完全不懂回帖的技术操作。

  《诗歌之死》就这样让我为人所知,它引发了某种轰动效应,我似乎捡了个便宜,因为“一举成名”嘛。我是要笑一下:~)。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黄礼孩的约稿。
  
  安琪:你回顾的这段历史我也是在场者,很亲切,接着说。

  马策:2001年春节期间,李樯辗转从礼孩处要到我电话,转述韩东对该文的看法,并让我赶紧把文章寄给《芙蓉》杂志,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发表诗歌评论文章(见《芙蓉》2001年第3期)。再后来,就是《诗歌之死》一次次被各种纸媒刊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成了一篇臭街的文章,而拿到稿费的就《芙蓉》那次,真的是好臭。春节过后,我开始在网上贴诗,一年写了100多首。后来赵丽华约我的诗歌,这就是发在2001年第10期《诗选刊》“出生于60年代的中国诗人”专号头条的那17首,同时又在《芙蓉》第5期发诗11首,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发表诗歌。整个90年代跟我无关,我连看客都算不上。

  大家先认识我的评论,再认识我的诗。事实是我写诗在先,而且诗龄不短。像大多数80年代的文青一样,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写诗的,只是从来没投过稿,没跟什么诗坛发生任何联系。只是对诗坛偶有关注。似乎还可以说说1994年。那年我在太原,从事某种经济事务,同时写了一本诗集,因为经济事务颇有收成,所以能够轻松掏钱自费出版。我的意思是说,我曾经干过一件蠢事……故事如此遥远,就不细说了。

  我是不是已经说得够多?
  
  安琪:很好听,这么说你的出场还是比较传奇、比较幸运的,多少人一直在诗歌现场死守却没能有什么卓有成效的建树。说说你的生活经历吧。

  马策:这好像又是个故事,我力图详细点,满足你的要求。

  1987年大学毕业,读的是中文,在赣州一所乡村中学教了一年高一语文,锻炼(它有一个名字叫“支教”,同龄人应该知道)性质的,其实分配在南昌某国企宣传部门。1992年辞职,下海南,1994年上北京。在各种媒体打转,也在祖国各地打转。足迹涉及昆明、济南、太原、西宁、银川、杭州等地,以中央媒体的名义从事区域经济报道以及媒体资源可能辐射的相关事务,不是一去就走的那种,而是一呆就是数月甚至大半年的那种。1996年开始,做了这个国家的职业股民,小大户,大大亏。先几天叶明新还回忆起我曾经是证券公司交易量最大的狂热交易者的激情时光,现在凉快了,股民变成了股东,就像泡沫经济时代海南炒房的变成房东。曾经是连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都翻过,还熟知巴菲特、索罗斯投资、投机理念,但那又有什么用?也熟知一个叫青木的家伙的传奇故事。此人从几万元起家,在股市上崛起、沉沦,后来回到湖北深山里钻研哲学,再借钱崛起,终于掘金无数。还知道英国百年巴林银行是怎样被一个小交易员在新加坡搞垮的。股市是人性贪婪与恐惧的战场,它绝对不是诗歌。在我们的祖国,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缺乏规则的黑暗赌场,反智力,反文明,我们的命运就是在那里输光裤头,然后收获什么叫作万恶。我希望这个炒股的故事能够教导诗人(请允许吧)。不过我每天上网还看股票,我是没办法啊,上帝。
  
  安琪:好像中岛也在股市里沉浮过,我对经济一向头疼,却知道你对经济的热爱似乎并不亚于诗歌,时常看到诗人转行经商就能暴富的故事,令我无限向往,却始终没学会,说说经济和诗歌的关系。

  马策:我不知道别人的事,就我自己而言,也谈不上“对经济的热爱不亚于诗歌”,这完全是两码事。但经济和诗歌的关系是个好问题,我从来没发现有谁这么思考过。在这里,没必要搬出类似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样的经济学表述。简单来说,“经济”就是人类最基本的功利行为,它诉诸效率、速诸节约,关注投入/产出比。经济对应的是不经济。我曾经这样表述过我的诗观:诗歌是惟一可以节约人类经验交往成本的语言艺术。这是跟“经济”相关的一种表述,这算不算诗歌的本体论?我考虑不多,更不深。我站在“小诗”一边,跟这种理解是一致的。
  
  安琪:你大体上的阅读倾向是什么?

  马策:还是近一点说吧,因为写书评的需要,目前的阅读是追踪新书,所以读得非常杂而且乱,挣稿费嘛,但也尽量照顾到自己的阅读兴趣,我说的是真的。去年读的印象最深的书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媒体、文化研究类,今年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美国汉学家的历史著作。严格来说,现在的书都不值得读,中国缺乏原创思想。最值得读的书还是《论语》、《老子》、《庄子》等。我的阅读兴趣本来就属于那种宽泛杂芜型的,举凡社科类的图书都读,也没什么特殊的爱好,也没什么特别的格物致知上的企图。不过诗歌还是读得少了点,连《中间代诗全集》都没读完,几次拿起都只是随便翻翻,它太厚了,不方便。
  
  安琪:这个《全集》看来就只有我和探花完全读过了,最近探花对《全集》的点评读了吗,有何高见?或者引申一步,你对《全集》中人有何高见?我本来是很希望你们这些理论家点评《全集》的,结果一直没有谁响应。

  马策:不好意思,没看过探花的点评。《全集》出来后,应你要求我写过一篇短文《缺乏天才的一代》,我都不记得说了些什么了。我觉得点评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它也是本土特色的评论话语,是古典文论的基本模式,重印象、感悟,人人都可以去做,但点评的难度就在于寥寥数语真正说到“点”上。那好吧,我试着简单“点评”一下《全集》的“压轴”诗人臧棣。

  臧棣是一个特别专注于修辞(主要是比喻)的诗人,他永远在寻找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按我的“节约交往成本”的看法,比喻无疑属于效率的手段,他沉溺于这种制造惊奇的语言系统的建构和纯风格练习。另一方面,臧棣传递的经验具有一种迷人的想象的虚构性。通过诗歌,臧棣建构了一份完整的自我精神分析(或心智生活)谱系,有着浓郁的文人气质。他是独一无二的。
  
  安琪:请归纳一下你的性格特征。

  马策: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文如其人”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我如此善良,如此愤怒,如此嫉恶如仇,如此虚妄,然而内心又是如此的柔弱……对不起,我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
  
  安琪:正像你前面所说的,你喜欢小的、弱的诗歌写作,这里面包含了你对生命的构想?

  马策:“小”,我应该从多角度说清楚了。“弱”,前面我是这样说的呀,“弱是人的本质,只有深刻理解了弱,才能表达人的精神力量的强。”“弱”是一种悲悯意识。在小里面凸显大(就像俗话说的“螺丝壳里摆道场”),在弱里面感受强,但这样解释其实也很无趣……我敬畏生命,生命是个巨大的奥秘。对生命进行构想,这是多么宏伟的叙事啊。生活、学习、进步、感动,当然还有写作,这个不算构想吧?但眼下怎么搞钱呢?这可是大事。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我在股市的亏空还给我,这可能吗?我希望诗人都被贵夫人养着,像里尔克那样在古堡里写作,这可能吗?那么好吧,我要看看自己活到100岁的时候尚能饭否。
  
  安琪:你觉得目前中国,人们头脑里转动的就是怎么搞钱,这正常吗?社会让每个人把心思放在钱上去了,这正常吗?我到北京后,遇到一个困惑就是这个问题,你要平稳过此生,就得在一个框框里生活,那框框让你丧失很多活力和创造力,你要保持个性,就得出来,出来又要被钱的问题捆住,你认同我的看法吗?

  马策:在这个访谈里我是多次说到阿堵物、孔方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得赶紧申明一下,我不是拜金主义者,我的心智不允许我崇拜金钱呀,就像不允许崇拜权力。这是个镀金时代,资本神话时代,但中国缺乏“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我们最好不谈社会和别人,有什么谈头呢?当我谈钱的时候,无非是感受到了时代作用于我们的生存压力。
  
  安琪:上半生你有何满意和遗憾的事?

  马策:没有满意的事,生活充满了遗憾。活上100岁,就是百年遗憾,但不活100岁遗憾就会更少么?《传道书》上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者又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明察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决定不谈满意和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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