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新诗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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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江：新诗是没有前途的
徐江（以下简称徐）：客气了。不过《论中间代》没收进去，确实是个遗憾。首先因为该文是应你跟侯马两位专约而写；其次，它也较系统地涵盖了我对这些年中国社会文化流变的思考，以及对同代人诗歌成果的一个总体评判。而因为后者，这篇文章就必须要谈中国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那段历史——因为这样的内容十几年来内地理论界一直比较回避，文章在出书前被PK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当然，因为做过编辑，我知道责编在处理上其实可以有更妥贴的方法，比如缩减回顾社会流变的那部分文字，以此来保全讨论诗歌的那部分内容。但不知怎么却没有做到。不过，对此你不必内疚，借用前南斯拉夫老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那个中国人妇孺皆知的老游击队员、钟表匠谢德·戈比丹诺维奇的话就是：“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至于我的一部分诗作没能被选入，其实也是基于同样原因。这一点我很看得开：没有必要因为要跟一堵墙较劲，而耽误一套书的出版。与时代抗辩是需要谋略的。较劲的工作我可以放到写作中继续呀。我相信未来的人们仅通过我的诗和文字，就会明白我的环境在此时代是如何以狼心狗肺回报那些伟大艺术家的。而这一处境，也恰恰进一步激励了我去“把诅咒变成伊甸园”。世上不是只有一个叶芝能做到这点的。感谢敌意，令我站得更加高远。
徐：不妨透露这么一个秘密吧——我写的影评、碟评、文艺时评、文化批评（有一阵媒体也叫它“酷评”）、球评、生活随笔……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文字所谈论的，不止于它们所涉及的话题有关，站在这所有话题身后的，是另一个巨大的主题—— 一个诗人的世界观！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栏文字，其本质上探讨和呈现的，都是创作上的道理。有心人能看出这一点。一个文学家，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而且还在日益膨胀着、喧哗着的世界，他到底懂得多少呢？其实他最精通的，还是文学本身吧。说到动力，首先文章比诗歌、小说、甚至包括本土影视的受众都要广得多，通过文章，我的思想和思考可以更广泛地传播于社会；其次，这样做也部分地满足了我好为人师的陋习。
徐：首先我想说我没有所谓的“情结”。其次我要说：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迈过自己生命中那些“历史的痛点”。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时代逼我们吸入肺管的粉尘。我对诗歌的理解、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都告诉我：我有义务把自己和这一代人真实的疼在文学中呈现出来。这种疼是我人生记忆的一部分，既是精神层面上的，也是生理层面上的。我从不主张诗人以“诗史”的僵硬来打造自己文本与时代、社会的关系。那样会很好笑，把人在罪恶面前弄得很脆弱，像个哭哭啼啼的小寡妇。八十年代末固然因为它的痛点，在这些年来的先锋人文诗歌中成为了一个重要题材，但别忘了，汉语诗歌并不是仅仅有这一个题材值得抒写。更不用说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在自己的写作中拿全民族的痛苦记忆来邀取掌声了。所以面对痛苦，一是要把它写出来，二是要超越它，把过去的疼痛化作正视社会与人生晦暗的力量之源。 徐：谢谢你的欣赏。不知怎么搞的，这两年写诗越多，我发现自己对获取外界认可的迫切度反倒越小。就像伊沙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的，我这个“自大狂”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认可。当然，如果有人认可我的作品，我肯定是很高兴的。我又没有毛病。但，当别人不具备认可你作品的资质，或只认可你作品中的某一部分时，我是真没兴趣去深究什么原因——最大的原因已经很显眼地摆在那里了：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都不同嘛！鹰怎么能强迫一群麻雀飞得和它一样高，看得和它一样远？那也是一种不人道吧。有想这个的功夫，又可以多写几首诗、多写一篇小说、随笔或是理论。 安：呵呵，又一句徐氏名言出来了：“鹰怎么能强迫一群麻雀飞得和它一样高，看得和它一样远？”你觉得当下诗坛，谁配当和你一样高飞的鹰？你认定的鹰又是什么样的？
徐：配不配不是由我定的。而是由那些混迹文坛的如蝼蚁般的众生，由他们自己定。我对每一个人都没有偏爱。我对每一个挣扎的人都心生怜悯（别误会，这怜悯同时也面向我自己）。不止是文学，人永远是这样，你想追求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持久地、花上这一辈子的时间追求，如果你的天赋还可以，你再戒除一些坏毛病（嫉妒、患得患失、总试图从文本以外抄近道等），你就有可能接近你的目标。如果你心态稍有扭曲，鹰最后也会成为鹦鹉。其实这些年，我们不是看到了太多朦胧诗、第三代的作者成为老鹦鹉吗？就还不要提我们这个年龄段，以及70后、80后里的那些“伤仲永”了。一个人，自己看得起自己是一回事，他写出的东西能否对得起他自己的这份“看得起”，那是另一回事。 徐：徐江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但徐江嫉恶如仇，还有一点心直口快。这就容易显得可怕，并遭人恨——因为许多人看到后觉得不敢说、不好意思说或不便说的东西，你把它们说出来了。这就破坏了大家一团和气的暧昧处世哲学。做错事的当事人肯定恨你。还没来得及做坏事但有过这个念头的人，更会恨你。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按自己的想法玩儿，你迟早要收拾他。这就导致了因怕生恨。 在我的老朋友里，最善于辩论的人是侯马。因为上大学那阵，每逢他与人辩论，论据已经被人驳倒之际，他会回上一句非常虚无主义的话：“那又怎么样，咋也不咋嘛！”行了，既然“咋也不咋嘛！”那你再跟他辩也是白费力气。他还有一句名言，把当时我们班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都快逼疯了——“我知道你虽然嘴上不服，心里现在已经服透了……”我认为像这样的辩论方式，才是真的擅辩。
大家觉得善辩，主要还是每次碰到的对手都太笨。“予岂好辩哉！”好像孟子说过这个话。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触。
徐：从结果上看可能是这样。因为从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北师大毕业的人之前没有谁从诗上写出来。伊沙是我们这一批人中最早突围和成名的。从这个角度讲，别说后来学他的那些人，就是我们同届的这几个也沾了他不少光。哈哈。所以有时候，恐怕没有人比我们，尤其是我和侯马，更能体会他当年的艰辛。这一点，随着我近十年所遇见的敌意和嫉妒日增，我对他的敬意就越加一分。
徐：与其说生活中的我这个人“单纯”，还不如说单调。抽烟，喝茶，不沾酒，卖文养诗，喜欢买书买碟。剩下的形象大概也就是每天到网上骂人的这个斜眼胖子吧。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下次再去，照样找不到路。有时晚饭前没事儿，沾着全国小朋友的光，看会儿动画片。有一次家里人实在受不了，就讽刺我：瞧你这出息，一出门跟你打招呼的不是卖报纸的，就是烤羊肉串的；看个动画片美得跟什么似的，一看还是三岁以前的孩子爱看的那种；什么时候家里一坐上几个歪瓜裂枣、神神叨叨的人，就知道肯定是找你的写诗的…… 徐：我曾在早先的一片访谈中这么比喻过，一个好的文学家，应该具有某种佛性。佛在一般情况下是普渡众生的的，是怜悯的，但有的时候，他也会降龙伏虎，施雷霆手段。不过很惭愧，我倒一直没机会降龙伏虎，只是在文章和网上做了些清洁工的工作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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