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新诗是没有前途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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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不仅探花，我也觉得，你经常在网络上用回骂的方式成全一班骂你的人，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你不觉得这样有毁自己的形象吗？
徐：一个诗人，遇见了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反艺术、反人文的言论，怎么可以置身事外呢？我不觉得以平等的姿态独斗网络流氓是自毁形象。相反，我认为这是只有真性情的人才会作出的选择。同样是骂，我为什么而骂，对方为什么而骂，彼此心里都清楚着呢。所以我的骂，只会更加滋养我的写作，而对方，却会就此落入人性的黑洞。我不像西川那么小器，怕让跟自己争论乃至对骂的人出名。我希望他们出名。但他们真的能靠这个出名吗，出什么名，靠那些无言秽语赢得父母兄弟姐妹左邻右舍尊重？咱们是在谈诗歌啊！诗歌的名不是靠骂，是靠文本！这些年那些被我骂过的货色，经我点名申斥的，哪个还写出过像样的诗？我这么说，不是搞自我崇拜，而是希望大家看到，骂与骂，其实是不同的，其结果是视人心路的正邪而定的。好诗人都出来骂一骂，网上的弱人、混子就会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胡说八道的空间就会更小。身为一个正直的艺术家，我就是要不停地打压那些污浊的言论。
徐：女人不要回骂。女人回骂吃亏。还有就是那种平时有点爱端着的厚道人也不能回骂。回骂也是要有他的素质的。要善于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其实在网上挨骂是件很好玩的事，因为许多人在生活中不敢对你怎么样，一上网，他内心的真实敌意就自然流露出来了。所以网在我看来，首先能够区分敌友。谁是“反革命”、谁是“右派”、谁是“坏分子”、谁比较“阴”、谁比较笨，甚至包括谁刚和谁在背后说你坏话，这些都能看出来。而这些，显然有助于我在写作中剖析人性。说到女性诗歌，我认为说一个女作者是好诗人,这就可以了。如果非说这女的是个“好女诗人”（哪怕是“最好的”），这种表述都会令人怀疑。当然，这也有一个语境：女人跟女人比，说法又不一样了。不过当代的女性诗人写作，到目前为止似乎有两个通病：1、过于依赖性情和言说状态；2、自我诗歌语言有意识的建设和探索不够。有这两点作前提，就使得许多女同行们的东西状态好诗灵光四溅，状态不好时彻底沦为“新诗”。
徐：即使不算最勤奋的伊沙，我也不能说自己在同时代作者中有多勤奋。但我绝对是最踏实、心态最平稳的一个，同时也是成功率比较高的一个。为什么？我想，恐怕是因为我太谙熟杰作和巨匠诞生的奥秘。还有一点，与许多同行相比，我眼前的世界虽然绝望，但依旧是彩色的。 徐：每个人面对的答案是不一样的。譬如你，我觉得就像上次在北京当着伊沙、唐欣、杨黎、李伟等朋友对你跟君儿所说的，作为网络时代开始后出现的第二拨中间代女性诗人，未来三年里，你们文本的量与质达到一个怎样的比例，会对确立你们自己的诗歌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语言建设的自觉性问题，女性诗人中谁先解决这个问题，谁就占了先手。大诗人从不靠状态写作。
还有一个朋友间的忠告：你必须要从运作《中间代全集》时的那种文学史情结中脱出来。彻底回到个人的孤独中，这样你的诗才能更少受外界这样那样的反馈打扰。很少有冠军在比赛前就志在必得的，志在必得的一般在小组赛时就被淘汰掉了。这既是体育比赛的规律，又何尝不是创作上的规律。好诗人必须有远大的抱负，但有了抱负你就要把它放下，去面对具体题材与形式的考验，千万不要让抱负变成包袱。第三代、我们这一代以及70后不少作者的教训，都不妨拿来作为借鉴。 徐：从文学史的角度，这两个概念有一个简单的划分：比如在内地诗歌史上，自五四以来，“朦胧诗”诞生以前，这一时段出现的诗歌，统称为新诗。而在台湾地区，“现代诗”则肇始于纪弦发起的现代派诗歌运动。 如果来进行稍微具体的阐释，那就是——今天我们在当代作品中所指认的“新诗”，是指那些承袭了五四以来白话诗传统和美学趣味的作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传统”和“趣味”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近六十年来所熟悉的共和国主流诗歌传统，和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段与主流诗歌有着内容上的对抗，但形式上却非常近似的东西。当代诗歌史上优秀的老诗人中有这方面倾向的，比如说黄翔、一部分的昌耀、食指和海子、以及“朦胧诗”中“今天派”以外的绝大多数外省诗人。当然，落实到你提倡的“中间代”这个概念下的作者，就是指那些诗风上有着上述诗歌审美印记的人。这部分作品往往青睐高蹈的言说状态、过于自恋的感怀抒情、大而无当的抒写姿态，或陷于寒碜琐碎的关怀而无法自拔……这些特征都是。
当然，“新诗”跟“现代诗”诗人最大的倾向性区别还是表现在这几点上：1、有没有一个智性的审视世界的眼光；2、有没有明确的语言建设指向；3、有没有将抒情、抗辩、玄想、解构、反讽、幽默等个性指标置于诗歌合理性下的综合能力。
徐：在我看来，新诗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已经被固定美学和修辞方式禁锢住了。而且他们那种美学方式在形成中，很多时候是被动和扭曲的。你不能指望一个诗人在五十年代处于那种自在言说状态吧。甚至你也不能指望艾青到了四十年代中期以后还能写出多么伟大的东西。可是所有的这些不伟大，已经被宣传机器也好、文学史也好，人为地纳入“新诗的传统”中了。再加上今天许多带有新诗倾向的作者，文本缺乏直面生存残酷的勇气和力度，过度青睐白话文以来并不成熟的唯美，已经在生存空间上面临了困境。想当年，“知识分子写作”是靠让人看不懂来装高深，而新诗的某些余荫呢，是压根就没有什么让人特别回味的东西。这些都是很要命、很害人的。现代诗当然也有难度。难就难在需要通透。这其实不止是对诗人对诗歌认识的考验，也是对诗人天赋的考验。 [LU1] 所以我才说，它考验了作者的一个综合能力。
徐：大学毕业后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分别为高中和技校。后来干得较长的则是媒体。报纸、杂志都编过。文化、社会、科普、娱乐、体育、政法、情感甚至科普、文摘，各色分项和分类基本上都摸过一遍。其间，别的杂七杂八的工作也穿插着干过不少。当然，与这些经历相伴随的，更主要的还是每天回到家后的读与写。从现在的职业角度，我可能是中国写作范围最广的几个专栏作家之一吧。
徐：感受嘛，言说和时间相对自由是爽的那一部分，千头万绪、比较辛苦，是累的那一部分。说到底这是一个挣血汗钱的工作。专栏总的说来，对文学史没什么意义。因为人们总是记住重量级，而略去喧哗的那一部分。可支撑每个时代媒体专栏运营的主流都是喧哗的那一部分。从本质上讲，专栏培养的是写字匠。大作家可以写专栏，但专栏不可能把普通写手提升成作家。这是二者间微妙的矛盾。当年有些无知的知道分子，诋毁我是“地摊小报笔法”，动的就是这个小心思。可他们有限的知识并不知道。从雨果、莫泊桑、毛姆开始一直到黑塞、加缪、诺曼·梅勒，我喜欢的国外文豪里不玩专栏的，还真不多。鲁迅当然更不用说了。当然，这些年也有朋友劝我，节省一下用于专栏的时间，放到小说实验上。我知道他们是出自好意。但我的看法是，体裁没有高下，有高下的是人。至于精力，可能则因人而异吧。
徐：近的、具体的——把手里的一本当代文化史尽早写成。远的、宏观的——把诗写好。把理想中的小说写出来。继续把文章写爽。如果还有时间，尽可能地再完成一点理论上的东西。这些就够忙活的了。当然等老了，也许我会再操刀去写两本跟以前所有书都不太一样的文学史——有时连我都会偷着笑自己：是不是太贪了？不过没办法，命该如此——我可是连半根针都要的，哈哈！ 徐：何出此言呀。你为“中间代”做了这么多诗歌上的功德，肯定长命百岁的。那些谩骂的人就不要理它了。另外再透露给你一个绝密：据说最新统计，想进文学史，得活92岁以上。所以那些书你一定会读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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