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李南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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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乡愁意识与宗教情怀 李南诗歌中所蕴含的诗性，何以与他者不同？或者说她对诗歌的认知和理解，何以高于一般写作者？她看待人生的角度，写作诗歌的态度，都有一种超越之感，这不仅是文字魅力的佐证，也是她以人性写作赢得读者认可的缘由。语言和真理，她从未放弃过。她的写作何以常带忧伤，悲中积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她内心存放的不仅有自我的拒绝和警惕，还有家国与时代的乡愁。 乡愁意识，似乎是很多诗人与生俱来的书写经验，李南也不例外。与很多身在故乡写故乡的诗人不一样，李南是身在异乡写故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乡愁。诗人带着更多现实参照去描述和审视她的故乡，所谓“有故乡者有恒心”，就是如此。她用异乡的情绪对接故乡的精神维度，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带着隐隐痛感的、漂泊的灵魂书写。从细节到整体，李南的乡愁经验都显得自然，高迈，那不是做作的表演，而是真性情的流露，在异乡的呼吸中嗅出故乡于己的伦理之味。 很多人写乡愁，总带着一种抱怨的情绪，即便写故乡，也如同“生活在别处”，一种刻意的背离感不时流露，所以无休止的沉郁哀伤，就显得做作。但在李南的乡愁诗中，她直接表白情感、困惑以及迷茫：“陕西是我籍贯，青海是我故乡/而这儿该把它叫什么？”诗人对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竟然不知道叫什么，如同一个过客。“这儿是外省，这儿是他乡/这儿既没有世亲也找不到仇敌。”（《这儿是外省，这儿是他乡》）寻找故乡的灵魂冲突，让她无法给自己定位，这种情感纠结正是诗人乡愁意识的来源。真正把乡愁意识把握到极致的写作，应该是以私人的方式进入，以公共的方式出来，你必须将个人独特的乡愁写出一种普适性，让更多人产生共鸣，这才是正大一途，李南就做到了。她的经历丰富，视野开阔，内心清醒，她以追问自我的方式出示那些难解的困惑、尴尬与苍凉心态，当为清醒者的自白书，一个有故乡的诗人那种对存在发问的高洁之意，瞬间跃然纸上。 “我常常羡慕他们，用手指指/遥远的方向/说，那是故乡//我没有故乡，梦中一马平川/绕过一棵棵树/独自来到蓝色大海的另一端//哦，青山作证/我也有沉重的乡愁/当世界沉沉睡去，我的故乡/在说也说不出的地方。”（《故乡》）这是诗人直接写故乡的诗作，其中所流露出的浓郁乡愁，不是在于她有故乡，而是在于她对故乡异于常人的认知。李南祖籍陕西，生在青海，后来随母落户河北，在离乡的记忆中，无根之感会时时反映在她的文字中，这也构成了她精粹的诗意。“没有梦想的水源 只有/回不去的故乡/没有爱。只有闪光的片断/疾病与贫寒，潦草的一日三餐/这么多年/他们总算都捱过了。//我惊诧于这些硬朗的生命/现在我也注定在这中间/但这原本不是我——/而是大多数人民/和田野里的蒿草一样/普遍而不值钱”（《活着》）。如今，活着也成了一种乡愁。故乡回不去了，但怎样生活仍是根本，不管你持何种姿态，都必须面对这场来自命运的绑架之旅。人生如过客，唯有乡愁让人可将这精神的潜流重新拉回到生活的现场，继而找到一个切实的方向。 除了乡愁意识，李南的诗歌中还渗透着深厚的宗教情怀，她那高贵的诗意，正源于她的悲悯和敬畏之心，在于她厚重的人文关怀以及看不见的理想和抱负，那是其诗歌富有思想性和命运感的体现，也是她的写作承载诗意的重要平台。 一个敏感之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会有一些东西抓住你的内心，让你不那么轻言接受，也不轻易放弃，这种东西就是信仰。在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诗歌有时就是一种信仰，它担负起了我们与世界的沟通之责。而对于李南来说，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在她笔下成为了一种人文情怀。“我曾经错过了：一个陌生人/一场漫天大雪，和一座开花的果园。/我也不稀罕眼泪、朋友、金耳环/一切世俗的小事儿。//我固执地展开翅膀，飞越一道道山梁/又走了一程程路。/回首我乱麻一样的生活，/真不如这些我错过的，和我不稀罕的。”（《忏悔》）这是人生的忏悔，其实也是宗教的实践。人生就是一场场邂逅与错失组成的联体，你信什么，不信什么，都由自我决定，在此，信仰充当了平衡生活的角色。你忏悔什么，向谁忏悔，又是一场情感和精神的角力，个体内部的宗教对自我进行审视，呈现自然转换的路径，这种由此岸抵达彼岸的方向，直接关联于诗人的眼光和视野，关联于她持守什么样的个人情怀。 在那些闪着幽暗之光的句子中，处处充盈着宗教的气息，你如阅读过，感受过，体验过，定有各种自省与反思之情，萦绕心间，挥之不去。她有忏悔：“羞愧啊！面对古老黑暗的国土/我本该像杜鹃一样啼血……”（《羞愧》）；她有要求：“答应我，你不许在暮色中唱起哀歌/不许把红色的事物看成血。/答应我，我们要把美德在大地上传播/还要在这个世界再活一辈子。”（《遥寄江南》）；她有对话：“也因为你啊，/我还能够在罪恶的人世间边走边唱。”（《因为你》）；她有倾诉：“一只离婚的喜鹊，它有袖珍版的痛苦/两个有缘无分的人彼此思念/我无力写出乱世间的道德和温情”；她还有反思：“对于一个已经够倒霉的人/我们不能再向他身上投石块”（《成长》）。这所有的表达，都关乎个人的宗教，它们指向的不是往上的玄秘感和飘浮感，而是诗人向下的厚重感和力量感，其中不乏往事与随想般的温润、体贴，以及依靠直觉感悟的饱满和敏锐。 在宗教和信仰介入的写作中，诗歌与自我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试图说出更多：山河的美、宗教里的善/人心的距离和哀伤如何在体内滋生。/你撒种——我就长出稻子和稗子/我们不穿一个胞衣，但我们命中相连。”（《诗歌和我》）真善美，正是宗教的教义所在，它们让人找到精神的归宿，而它们一旦进入到诗歌中，又能形成体现生命之重的价值，让自我重新回归到发现爱与真的表达。
四 从爱出发的公民精神 爱源于责任，这种责任是任何一个公民都必须恪守和承担的，否则，我们难以前行之人的思路清晰明了。甚至可以这样说，李南那些带着血性的文字，其实都可以当作其担负公民责任的生动注脚。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他人都竭力躲避意识形态的是非时，李南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女性，愿意站出来言说真相，讲出实情，并以诗歌的方式留存这段艰深的历史，试图记录那些被人漠视和冷处理的记忆。虽然李南以她的清醒，不得不面对这些现实和精神难题，但她极少去抱怨，所以她的文字少有那种控诉的戾气和乖谬，她要守护的，还是理性的公民意识与艺术之爱的信念。“人到中年，需要掌灯，读懂一本书的精髓/爱过的人，他不肯轻易地说出这一切/只有爱着的人，才离爱情最远”（《爱情是灯塔》），这是爱情之爱，人到中年才明白这一爱的真谛并不晚，这种爱的距离考验的正是诗人郑重的内心，你无法调侃，唯有面对。爱短期丢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再爱，诗人也期待，“总会有一个人/手提马灯，穿过遗忘的街道/把不被允许的爱重新找回。”（《总会有一个人》）这找回的其实是一种古典之爱，且是有限度的爱，随着个人经历和理想而不同。诗人在书写大自然时说，“爱春天，甚至还爱上她的缺陷——/化工厂的黑烟囱，和/小小贪官的酒气。”（《如果我路过春天》）这种爱，在多元的宽容中隐藏着讽喻的色彩，是诗人富有力量的见证。 当然，诗人还有更广博的爱，这种爱才是生活之爱，灵魂之爱。“你若问起我喜欢和爱——/我喜欢细数梧桐叶上的光斑/等待耶稣的救赎。/我喜欢和白兰在小雨中散步/思念远方的人/喜欢听那些阐释自由的音乐/我爱年老的阿赫玛托娃，和她/唱出的最后一支歌。/我向往背包客生涯，每一条路都通向未知/可我知道这一切都将无法完成。/城市里灯火通明，野外的树冠那么茂密/记忆的伤口那么疼。”这是诗人在《八月某一天》中的怀想，这样的爱虽然如此近，如此真切，可仍然无法立即实现。即便如此，诗人仍然没有放弃去爱，那或许才是她全部的良心所在。 内心充满爱，才会有思想困惑；身上有责任，才会存在精神坎陷。在面对时代的提问时，李南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是大气的，有力的。因为她对自己有要求，所以，从其警醒的深度就可看出她独立的立场：“少女热衷于星座/中产者忙于移居海外/只有养蜂人走遍山坡/只有沿途的风，认真吹拂……//我的国家看上去枝繁叶茂/我的人民却枯槁如经霜的草木/谁令我们喝下这致幻的迷剂/如同倒影中的纳西斯//《诗经》和《雅歌》，麦香和蔷薇/有谁不喜欢自由和春天的气息？//让新的谎言在空中变为泡沫吧！/联合舰队劈开海浪，并迎着海浪前进。”看看诗人怎样书写盛世：她直接调出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感，在融合了艺术的努力后，其诗作呈现出了召唤和审视的力量。“我学会了把苦难慢慢地吴咽，再艺术地还原于生活。把写作的视角由内心的幽怨转向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李南《与诗友通信》）这里没有惯常的喧嚣，也无主流的唯诺、弱势的逃避，她让自我与内心合拍，达至一种思想的深邃。 李南不仅对现实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对历史也常怀探寻真相的渴望。在很多年轻人的文字中，你可能看到一种孤愤、扭曲的仗义之言，而在李南的诗歌中，虽然她也有愤慨，但不受他人左右而盲目地随众，始终持有一种坚韧的理性和执著。最根本的是，她有的文字谦和但不卑微，有的文字快意而不轻浮，总之，就是要让自己沉下来。“这就是我的祖国：/迷信和战争走过它每一寸肌肤/这就是我的人民：在风中，他们命若琴弦”（《我去过许多地方……》）这些激烈的言说背后所呈现的，均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即便有着批评式的话语表情，也并非为了批判而批判，这不是最终目的。在此，诗人有她质朴的愿望：“我想要一个干净的春天/没有风沙，飞鸟把花粉撒向各地。/我想要一个温暖的回忆/清涩的少年啊，在树下饮酒，弹琴。/我想要一个丰富的人生/沿着神迹行走，河水洗净了荣辱。/我想要一个公平的世道/百合芬芳，遮掩了法律卷宗里的血腥。”（《春天。心愿》）这就是真正的公民意识，她的愿望可大及国事家运，也可小到自我得失，但都不偏离诗人最本真的内心定律。“一群人向这边走来。/他们睁大希望的眼睛，在议论着什么。/南风吹过，飞鸟的翅膀倾斜/在黑暗的国度中我认出了他们。/弱小的。挣扎的。贫穷与疾病如影相随。/这群人和我在山脚下相遇——/他们全都是我的同类：这些信主的、信佛的，和什么也不信的。”（《一群人》）这虽然描绘的是一幅场景，但由场景延伸出来的，依旧是我们的精神之困，那是诗人眼里的真相，她必须勇敢地言说出来，这是她的责任，更是她的道义。 公民意识，在当下是一种富于底气的表现。作为一个人，李南有挫折感，也存失败感，但她并没有变得颓废或者乡愿犬儒，只是在一种道德力量的感照下，毅然决然地去追求“体验更新”之路。虽然李南说诗歌不是哲学，但她有时确和思想相联，她拒绝被收编的意志，抗拒被奴役的胆识，都是思想之成熟的表现。在我们的诗歌现实里，漂亮的文字不缺乏，完美的技巧也不缺少，而唯独稀缺的，是诗歌的真精神，其中最为匮乏的，当是诗人的尊严、思想，以及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和胆识。作为一个写出了尊严和信念的人，李南无愧于这个时代诗人的身份和荣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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