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苏：我眼中的李南和她的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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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待 我的勇士
高大的天堂下
……感谢恩泽无边的神仙 爱情使人纯净，也把她的诗歌再度提升到愈加洗练纯粹的境界。 客观地说，李南1989年到1999年的诗歌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理性的思考，至少此阶段的前期创作，理念大于感知，内在力量胜于诗歌本身的气韵，这既是她诗作的动人之处，也是她诗歌的微瑕。从1997年开始，我对李南的阅读明显感受到她诗歌异质成分的加大，那就是感性（直觉）成分在她作品中的合理显现。这是一个诗人更加成熟的信号，她的诗歌理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诗歌里尚存的混沌逐渐化解，些微的杂乱也开始清晰，语言最大限度地得到了节制，主题也从宏观视角转向人类内心最细微、最难以捕捉的部分，诗意的感觉在向里层纵深开掘，她介入诗歌的着眼点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她在对诗歌词语的选用和把握上，自觉选择了弹性词的大量应用，词根含义的岐义性与弹性像膨化剂一样拓展了她诗歌的意义空间。 “感觉派”代表诗人姚振函在《读李南的诗》里写到：“（她的诗）是冷静的、沉淀的、明澈的，像一个本色的不事卖弄的歌者，用淡淡的歌唱去打动听众”。姚先生的评价真实而中肯的，我以为，如果说李南前期的诗歌是“歌唱”的，那么后期的诗歌则是“感觉”的，诗人用鲜活的意象、清晰的词语、特定的生命场景勾勒出她内心的果实，激活了她的生活体验，从而完成了她的写作。 直到1999年8月她发在《诗刊》头条力作《在广阔的世界上》、2000年《诗刊》2月头条力作《李南诗抄十四首》的陆续问世，再一次印证了我的判断。 《呼唤》就是这样一首小诗。“在一个繁花闪现的早晨”，她听到不远处一个清脆的童声在喊“妈妈”，一个让人感动的场景出现了，几个行路的女人，竟同时微笑着回过头来，“她们都认为这声鲜嫩的呼唤/与自己有关”！多么使人温暖的生活场面，面对此情此景，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心里也会闪过一丝温情，又是多么平凡和细微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诗人啊，你有着怎样的观察和把握生活的能力呢！李南接着写到“这是青草呼唤春天的时候/孩子，如果你的呼唤没有回答/就把我眼中的灯盏取走/把我心中的温暖也取走”！母性之爱跃然纸上。北京女诗人梅绍静在谈到李南的诗作时可谓一语中的：“把枪上的准星放大，就是十字架；把叶脉放大，就是树”。 由于李南骨子里的理性情结（她在80年代中后期曾涉猎了大量中西哲学、文艺史著述），她的诗即使到了直觉觉醒阶段也没有放弃理性的沉思，只是把这种沉思更好地“隐藏”在意象之下，这使她明显有别于那些仅靠纯粹感性存在的女诗人。这种理性的存在方式，已经不再是“告诉或者揭示”，而是“感知或者顿悟”，不再是由诗人“说出”，而是由诗歌语言的自动“呈现”，诗歌的调子也从“歌唱抒情式的热调”转到“语言优先的冷调”，“我”作为抒情主体的出现频率在明显减少，“物”从抒情参照的客体悄然移位到抒情主体。《下槐镇的一天》就具有了上述的部分特点，可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此，我不惜笔墨来引述全诗。 下槐镇的一天
平山县下槐镇，西去石家庄 一些诗人在用语言的混乱掩盖诗歌内涵的混乱和苍白的时候，李南却在用明晰的写作来表达她对生命存在的思索。 青春期的写作对于诗人而言或许是名正言顺的，但对于李南而言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青春的渐渐远去而使她远离诗歌，她仍然在不文不火而又充满激情地写着，生命体验的不断更新，使她的诗歌也不断有着新的尝试，下一个10年，诗人李南的创作会怎样呢？尽管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她。因为，诗人的名气的确该让她的诗歌来说话，至于别的什么，可能会给诗人带来短暂的荣光，到头来，毕竟不能带来真实的桂冠，对于这一点，诗人李南比我们更清楚。 2001年12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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