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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译者谈法国小说：偷情美女谁不爱看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2-12-24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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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鲁喜欢法国小说：都是偷情美女谁不爱看？
　　郑克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祖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先后翻译了《蒂博一家》、《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悲惨世界》、《茶花女》等书，今年傅雷翻译奖获得者之一。

　　郑克鲁先生喜欢说笑话，不管你是否反应过来，他总是带头哈哈大笑。

　　喜欢了一辈子法国小说，也研究了一辈子，至于原因，他是这样概括的：“法国小说好看啊，都是偷情、美女，哪个年轻人不喜欢看这样的故事？”

　　72岁了，郑老童心未泯，因成功翻译了波伏娃的《第二性》，他与郭宏安先生(《加缪文集》的翻译者)共同获得今年的“傅雷翻译奖”。令人唏嘘的是，在这个日渐衰微的行业中，郑先生们也许是最后一代“翻译家”了。

　　不否认，越来越多的外国著作正被翻译成中文，可翻译的收入却长期在低位徘徊，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这导致严肃读物的译者越来越少，坚守下来的人们只能凭兴趣，业余在从事相关工作，他们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不明白未来是什么。

　　对于心中仍有梦想的年轻翻译们，郑先生不知道该给出怎样的建议，“也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严肃文学总是一件美好的事业，它的魅力绝非现实的功利所能阻挡，所以，郑先生坚决地认为：今后还会有翻译家，这一点毋庸置疑。

　　学法语是因为自己喜欢

　　北京晨报：您是1957年考上北京大学法语系的，那时学法语的人非常少，您是怎么想起报考这个专业的呢？

　　郑克鲁：其实很简单，我中学时喜欢看小说，最喜欢法国和俄国小说，1957年，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一点问题，加上俄语人才过剩，各校都不收俄语专业了，学不了俄语，我只好去学法语。那时也没考虑今后干什么，毕业后都是国家分配工作，这恐怕是今天大学生们无法想象的事了。

　　北京晨报：您是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先生的曾孙，当时这个身份对您是否产生了消极影响？

　　郑克鲁：那倒没有，隔了好几代了，当时对我曾祖的评价也还可以，认为他思想比较进步(编者注：毛泽东年轻时曾多次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北京晨报：您中学时喜欢看外国小说，家长不干预吗？不觉得会耽误您的学业吗？

　　郑克鲁：那时功课不紧，家里也不管，我报什么专业，父母根本没过问，考上北京大学后，邻居还奇怪：怎么考了个文科，不考理工科呢？说实话，我当时也没什么理想，觉得将来能研究法国文学也挺好，不能搞也无所谓。

　　人生被荒废了10年

　　北京晨报：您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赶上“文革”，那时还能搞法国文学研究吗？

　　郑克鲁：根本没法搞，等于是停顿了10年。我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时，就被下到农村搞了两期“四清”，总共去了七八个月，第一次在通县，还近一点，第二次在安徽寿县，外国文学所所长冯至先生亲自带队，他在大队部工作，我们被下到各生产队，研究工作完全中断，你说我们能搞什么啊？其实弄了半天，就是人整人那一套，把原来的干部全免掉，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北京晨报：毕业后的情况如何？

　　郑克鲁：还是搞不了研究，1969年到1970年，我们又被“一锅端”去了河南信阳，前半年在农村种田，抓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林彪事件”后，运动停止了，我们从农民家改搬到了军营里住，后来就回京了。

　　北京晨报：您那时怎么想这些事呢？

　　郑克鲁：哪里敢想什么，觉得就应该这样，我还算是幸运的，回来后，虽然研究停止了，可图书馆还在，还是读了不少书。

　　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

　　北京晨报：您当年为什么喜欢看法国小说？

　　郑克鲁：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因为写的都是偷情、美女之类的故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大家当然更爱看法国小说了，觉得德国小说、英国小说太死板，没法国小说好玩。你看《红与黑》中的于连，找了好几个美女，莫泊桑的《俊友》，也有好多美女，类似的故事左拉也写了很多，而这样的故事美国文学中很少，所以不吸引人。

　　北京晨报：经过“文革”这一番折腾，您何时又捡起法国文学了？

　　郑克鲁：1971年到1976年，社科院搞法国文学史，我参与其中，这几年看了许多书，巴尔扎克的作品我读了90%，便随手翻译了他的一个短篇《长寿药水》，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后，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一方面是在“文革”期间，我一直没间断学习，水平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做了几年研究工作，再做翻译，视野不同。以后出版社知道我了，来约我翻译，而我也喜欢做翻译，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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