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读书九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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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索尔仁尼琴的《红轮》 在专制下,人总是面对一个巨大的取之不尽的黑暗之源。自由于是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面对这个自由的敌人,你总是浑身热血,思维活跃,满怀激情。你日夜思索着如何爆破,你拳打脚踢,挣扎踢蹬,血涌心跳,遍体鳞伤、被侮辱与被损害。或明枪暗箭,或阳奉阴违,你的语言被磨砺的极为机智,丰富、娴熟隐喻、象征、含沙射影、春秋笔法。不直接点破却剑剑命中它的死穴。只是这死穴太辽阔了,那是黑暗本身,不是一颗星子可以照亮的。任何最伟大的努力都只是小打小闹,撒娇似地加深了黑暗,你只在为它涂脂抹粉而已。但你的人生也因此具有意义,有追求、梦想、痛苦,短暂的喜悦,漫长的幽怨和恐惧。恐惧成为生命的荷尔蒙。你永远担心着半夜敲门或者电话,下一次,下一次,你不知道你的那一句话说错了,那一件事将导致灾难,你不知道下一次你是否还能在这个房间躺在枕头上接电话。因此深刻地感受了睡眠,而从来不会像猪一样睡去。自由是你生命里面最清晰的东西,清晰到你可以感觉它到体温,它决不抽象,而是一个怀抱在身的女子,可以触摸,可以听到她的呼吸、感觉到它的缠绵。 而在民主的条件下,自由消失了。你成为一个被自由信马由缰的庸人。你每天在广场大骂皇帝,操他祖宗三代。自由就像铁的草原一样决不回应。 读索尔仁尼琴《红轮》,写得太没有激情。很勉强。完全没有我在1976年地下阅读《古拉格群岛》时代那种战栗感。这是他住在佛蒙特小镇(这个小镇我住过半个月,隐居的天堂,青山绿水,看不见一个警察。)开着除草机修剪花园,偶尔打开电视机看看美国大选进展情况时代的作品。 2、《连山堂竹句》与真理 《颜真卿全集》有八本。几乎天天看,看了两年还没有看完。不仅是所谓书法,也是文章。《放生池》碑说,皇帝好生之德,臣子应纪录。“秦始皇李斯暴虐邪诌之臣犹刻金石垂於后代,况陛下巍巍功业”文字传诸后世,书家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斤斤计较。博尔赫斯年轻时刊有《我的希望领域》一书,年稍长,后悔出版,走遍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小巷收回并将它们付之一炬,“那是正直之举。” 晨临颜真卿。体会到何谓“真”。真者,不是真理。真是一种超越性的状态。“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说文》。“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庄子·列御寇》 真也可以说就是无。真实,就是有无。实,“實,富也。”《说文》“实,满也,塞也。”《小尔雅》“有者为实,故凡中质充满皆曰实。”《素问·调经论》 真实,是有无相生的一种状态。并非只是实,也不是只有真,这是汉语的奥妙。有无相生的阴阳变化,就是真实。 真是无,理是有。理是真的总结,概念化。容易僵死,因此随时要返璞归真。真是无,因此要经常理之,理之,容易僵死,又要随时归真。真理。是一个真与理之间的阴阳变化。唯此方可把握真理。“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庄子) 中国文化的世俗性也在此,理要在真里面才活泼泼的。 诗是一种不断地从真到理,从理返真的语言运动。 海德格尔说“存在之思”,“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洪堡说,“语言乃是永远自身复现着的精神活动”。 “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就是命名不是完成而是永远在开始与完成之间。“作为语言的语言”是完成的语言,“带向语言”,就是返璞归真。是谓“永远自身复现着”。 就诗之思来说,如果诗是一种语言的真实,那么这个真就是从理(实)的遮蔽回到真的开始,从真的开始升华为理的归纳的阴阳轮回、有无相生。在汉语中,回到开始并不像拉丁语言那般遥远,回到希腊什么的。回到真的路在汉语中从未被理彻底遮蔽,只是被遗忘了。真理,真先理后。在汉语中,理是第二位的,超越性的东西不是理而是真。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超越性的东西是结论,概念、道理。理式(柏拉图)那个真理是与假理相对的。“真”不是动词,状语,而是名词。在西方,真理是一个概念群。中国不同,“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何处变形?从实,从有,从概念、观念中变形归真。真理这个词古代中国没有,只有真。“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庄子·列御寇》真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真不是抽象超越于人的理。真必须在人身上呈现。但是,中国并非没有真理这种意思,“外内之刑”,就是福柯所谓的“理性就是酷刑”。 颜真卿是作者而不是书法家,他写字是在写作。竹山堂连句,临写中可以感受到诗意为写者带来的笔势。如果说理,连山堂字是不合理的,不规范,如果从颜真卿曾经写过的来比较,可谓丑陋、笨拙、歪曲,但是真挚。连山堂竹句可看见颜真卿在书写的运动中返朴归真的喜悦。“归其真宅”《列子·天瑞》 3、《白虎通义》 读《白虎通义》,才知道我们距离中国传统是多么遥远了。过去,我们千方百计要摧毁传统,传统日薄西山、传统摇摇欲坠,传统奄奄一息……追穷寇,痛打落水狗。但我们不知道,传统自有其五千年积累起来的高贵和傲慢。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已经固若金汤,固若金汤地抛弃了我们,不要我们了,既然我们如此仇视这个传统,如此一味地要分道扬镳,那就分道扬镳吧!今日的局面不是什么反传统,而是那个伟大的传统我们回不去了,它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只能望其项背的彼岸。我内心的悲凉是,当我谈论传统的时候,就像一个汉学家。 4、《印度的发现》 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是在旧书店淘得。印度已经被遗忘了多年。印度对中国历史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总是善的,佛教是个证据。西方为我们带来血与火的经验,印度却不是。印度人来到中国,带着经书。就像中国人当年出洋,郑和带去的是丝绸、大米、瓷器。都不是凶器。印度在中国兴起的最后一次文化波澜,是上世纪泰戈尔的访问,那次访问激起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激辩,泰戈尔劝告五四知识分子要尊重中国自己的传统,不要沉迷于物质、西方文化。但听不进去,泰戈尔说的基本意思来自玄奘当年去印度听来的那一套。玄奘们如获至宝,中国文明于是丰厚。现在听不进去了。泰戈尔言,西方“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之最高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失,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之罪恶”。这种观点在当时中国被奉行拿来主义的主流知识分子视为传播腐朽有害的思想,泰戈尔被批判、冷落。在告别演说中,他很失落:“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泰戈尔过世,中国今日,已经成为拜物的、以经济为中心,讲GDP的社会。泰戈尔那一套彻底失败。但这样一个中国又如何呢,五四那些反对泰戈尔的知识份子如果亲历今天,又会有怎样的感想? 读尼赫鲁的书,我发现印度思想在现代化开始之际就对它的异化有着高度警惕,印度坚持乡村是印度的精神家园,尼赫鲁在书中深情赞美大地。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经常使用“大地”一词,他写道:当我想到印度,我就想到下面的许多东西,它的大地上遍布了数不清的小乡村,……变幻无常的雨季,它把生命倾泻于焦干的土地里,忽然间把它转变为闪耀的广大美境和绿野,长江大河和流水,荒凉环境中的开伯尔隘口;印度的南端;个别的人或成群的人,尤其是巅峰积雪的喜马拉雅山或克什米尔的一些高山谿谷,其中春天开满了鲜花并有一条溪流奔腾而汩汩的从中穿过……世界上恐怕少有政治家会如此抒情的笔调描述自己的祖国。这本书带有自传性,相当于《我的奋斗》。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提到大地的时候,与印度一样,乃是一种感激、赞美。比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比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们那些千古流传的大地诗篇。中国山水诗、山水画,那就是流传了几千年的大地之歌。但在二十世纪,大地一词越来越隐没于黑暗,人们以改天换地为重任,切断与大地的关系似乎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我这时代的诗人与古代诗人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大地,甚至蔑视大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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