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发星答《文学报》记者金莹问

  浴血坚持的民间诗刊掠影
  ——发星答上海《文学报》记者金莹问
  
  1、请素描穿过漫漫百年诗歌史的那些动人民刊身影
  
  在中国百年现代自由新诗的发展历程中,1949年前的诗歌起势发展,几乎都是民刊(同仁群体)在起作用,“抗战”前的1919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那批诗人,和“抗战”中在大后方之西南联大等地涌现的那批诗人;他们构成中国现代自由新诗的重要力量。<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1919-1949的30年间,中华大地上出现各种诗歌民刊50多种(不含各类报纸的诗歌副刊、诗专刊,如果全计有数百种之多),各种民间诗社100多家,特别是“抗战”中占近一半以上。在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几个诗派(“象征派”“现代派”“新月派”“七月派”“九叶派”等都集中在几个重要的民刊(《新青年》《现代》《晨报诗刊》《新月》《七月》《希望》《诗创造》《中国新诗》等)上发表作品。>
  
  1949年后的现代诗可说是零枝残花,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与打压,自由的现代诗出现了严重的断代,许多不愿失去纯洁自由的诗人选择了隐迹与地下,开始了漫长的“潜在写作”。60年代初开始,以贵州的贵阳、四川的成都和西昌、上海、北京等地为“当代地下诗运动四大源头”的诗歌暗流,蓄积流动着中国现代诗的血脉。(此时的地下诗运动的交流手段,处于形势严峻,大都以手抄、油印为主要手段,还没有形成半民刊与准民刊形式。有,也很少,稀贵,不能更多传世、传播,因为当时的“红色恐怖”窒息着自由的人文精神及其行为。),他们10年、20年的自由歌唱与生命独立抗争姿态,为1979年后的“新时期现代诗潮”的引爆与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10月11日,先是以贵州诗人黄翔为首的“《启蒙》群体”率先在北京西单民主墙掀开新诗潮的第一页,然后是12月,北岛们在北京创办民刊《今天》…,然后是1980年10月至1981年3月对主流诗坛构成巨大冲力,由贵州大学张嘉谚等主编的《崛起的一代》,然后是“归来者”诗人邵燕祥等执掌的《诗刊》,与流沙河执掌《星星》诗刊等主流推动,引发全国上下“朦胧诗潮”。1984年开始,“伟大八十年代”的诗潮重心开始从北京(《今天》《诗刊》“朦胧诗潮”)向四川转移,在1984至1986年的短短两年间,四川现代诗人举起“第三代”大旗,民刊经典《中国实验诗歌》《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非非》《巴蜀现代诗群》等横空出世,震惊中国诗坛,引起国际诗坛强烈关注。然后是引军新时期现代诗潮的三大诗刊之一,由蒋维杨主办的《诗歌报》1985年在合肥创刊,其出刊思路与方向也具民刊气质,它很吸引全国民间诗人们,所以后来和徐敬亚的《深圳青年报》举办的“1986中国现代诗大展”,莫不是文化自由开放与民刊自由结合的典范。
  
  <附注:台湾的现代诗在1949年后得到建康发展,自1953年创刊《现代诗季刊》(纪弦主编),1954年创刊《蓝星》(覃子豪等编),1954年创刊《创世纪》(张默、洛夫、痖弦等编),1958年创刊《南北笛》(羊今野、罗行相编),1962年创刊《葡萄园》(陈敏华、古丁主编),1964年创刊《笠》(詹冰、桓夫等),1971年创刊《龙族诗刊》(林焕彰、林佛儿、陈芳明等)等,可以说现代诗在50-70年代的台湾,连接了1949年前大陆的现代诗自然发展血脉,使大陆现代诗的许多空白被台湾补位,并有新的突破与提高,以上几种代表性民刊其实代表了台湾现代诗的几种派别与风格。70年代末,台湾现代诗的先锋性走向消失与平静,这正是应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老话,而大陆先锋诗在此时开始崛起。参见流沙河主编的《台湾现代诗20家》与《隔海说诗》以及刘登翰主编的《台湾现代诗选》等。>
  
  从以上简梳中,我们便知道在诗歌史上摘名与留下重要印迹的那些写作者,最开始都是从民刊这个自由的平台得以展示,然后冲向外面的世界。从“伟大八十年代”的诗歌成果中,我们更确立这一点,只是后来许多诗人奔向名利与所谓的“价值”,提前掏空了自己的血肉,背弃了自己“初恋”的情人——民刊精神,而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可悲又可叹的,这也是中国这个特殊国度的独异文化现象。
  
  九十年代,由于政治与经济“双寒冷剑”,诗歌被逼到十分窘迫褴褛的景地。好在民刊依然如地火般燃烧,四川:袁勇主编的《阆苑》《名城文学》《诗研究》,周伦佑复刊主编的《非非》,谢崇明、周凤明主编的《二十一世纪现代诗刊》,陶春们编的《存在》,范倍主编的《终点》,史幼波们主编的《诗境》;跨地区地域同仁性质的《现代汉诗》留存了许多“80年代”重要诗人诗血;上海陈东东的《南方诗志》;东北杨春光主编的《空房子主义》;湖南吕叶、孙文主编的《锋刃》;西安周渔主编的《表达》;道辉主编的《诗》丛刊…可以说这些代表性民刊组成了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的最强阵营。有了他们,那些没有眼睛的瞎子面对这些自由之子们追求诗歌精神的真诚,会忽然睁眼,因为他们没有被“经济迷你裙”与“世俗物欲”漂白了自已的梦想,中华大地上还有这么多所谓的“诗歌傻子们”自掏腰包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是诗歌纯粹的价值;没有回报,只有付出,回报就是为了一首诗或一个笔会,可以翻过学校的大门,可以去血站卖血,可以不要工作,可以旷工旷课,可以卖去生存的房子,可以去远方长久的流浪,可以为了一个女孩在她的木门前堆满洁白的诗歌,去寻找人生的自由快乐。
  
  新世纪的中国诗歌更是民刊引领诗潮的天下,由于许多主流诗刊的外聘编辑制市场化的引进,诗歌这种高贵的东西竟落得如百货批发部一般的杂乱与良莠不齐;此时的大多主流诗刊没有了“八十年代”那种“诗歌责任感”与“使命感”。也没有“九十年代”的坚持感与沉默感,而是给人一种“杂乱”,一种语言的“迷阵”。大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缺少长久方向、定位,价值独立、思想独立的刊物是没有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刊物。那个所谓的“诗歌黄埔学校”,几十年来不知浪费了多少诗歌人材,我称之为“诗歌死亡学校”。试看参会的这些诗人,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写诗,写好诗,真正具有自已独立的思考与思想。我们看看民刊,从广州黄礼孩8年来的民刊编辑史,便创造了“70后”“中间代”“完整性写作”等新代际与流派名词,它的专题策划,出刊典雅、别致、高贵,是任何一个主流诗刊用8年,乃至80年都不会创造出来的;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民刊的自由性、独立性、个性所决定了的。一个人和几个朋友(安琪、布咏涛、江涛等)创造了诗歌历史,这是任何主流诗刊都不可能创造的。主流诗刊的编辑、诗人们,难道你们不脸红?不思过?我只想说,你们在浪费纳税人金钱的同时,使许多诗歌的“痴白”们继续“痴白”。
  
  新世纪的诗歌潮流中心先是前6年在广东,以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晓英主编的《女子诗报》,凡斯主编的《原创性写作》,还有《赶路诗刊》《打工诗人》《中西诗歌》《露天吧》等构成潮流主体。到2008年,只有《诗歌与人》《诗歌现场》《女子诗报》《打工诗人》等存在,已没有世纪初始几年的份量与人气。四川作为“伟大八十年代”的现代诗重镇(中心)之一在新世纪后又风潮云涌,先是周伦佑主编的《非非》第二次复刊,然后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创办的《存在》《独立》《彝风》继续出刊,然后是《终点》的复刊,《人行道》《在成都》《屏风》《芙蓉锦江》的创刊。2006年是四川六大民刊齐出江潮的胜景之年,这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民刊现象,截止2008年底,四川六大民刊仍在继续办,并又有新的创刊。我认为是“八十年代”四川现代民间诗潮后的又一个高潮期。所以四川是中国当下先锋诗歌潮流中心,应没有多少人反对。除广东和四川外,新世纪的又一潮流中心在上海,2004年,老牌民刊《大陆》《撒娇》复刊,后又有创刊的《活塞》,已办了有些年份的《零度写作》《城市诗人》《诗歌报》等。还有一个中心在北京,就是2006年创刊的《诗歌报月刊下半月刊》,这个由老巢出资,安琪等编辑的民刊,在2006-2007年的时间中,为建设与推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与“中间代诗运动”等诗歌建设做出了自已的努力。
  
  可以说,将八十年代至今的优秀民刊放在一起,就是一部厚重的当下中国现代诗史与自由独立的灵魂史,从它们的影子中,你便看见人类追求灵魂与肉体双重快乐的激情与美丽之痕印,如果主流的诗歌史不涉入民刊历史内容,那是苍白与虚伪的诗歌史,是写给“聋子们”看的“聋书”,聋子不怕响雷啊!
  
  2、请你谈谈你对民间诗歌报刊这个概念的理解
  
  我在几篇文章中曾解释过我理解的“民刊”这个概念,现摘要如下:
  
  A、民刊、自然与官刊留下距离,抵抗意识只是和个性意识结合的一种诗歌风格精神气质。办刊者必具特色、个性的编辑、团结诗人,不是官刊在民刊的又一种重复。民刊的意义在于为另一片天空下的好汉们找到一些安慰的家、甜蜜的梦、真诚的友情,然后是纯粹的好作品。民刊的生存本身就很难,应珍惜与把握机会。一个民刊的生存,往往是一群人或一个人的生存。(摘自——1998年6月10日《对中国诗歌二十年来的大扫除》)。
  
  B、民刊,是区别于主流(官方)的一种民间自由人(个人)自己用现代汉语所写的“现代诗”,为了交流与传播,这些民间散佚的诗句被编印在一本本民间诗人们自己掏钱筹办的诗刊上,称为“民间诗刊”。民刊,区别于民间流传的民歌等传统文化色彩的文艺形式,注意“现代”,它是这方天空下的现代人(诗人)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一种有别于以前新诗的创造性的新的诗歌形式。(摘自——2005.12《四川民间诗歌运动简史》)。
喜欢()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