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布罗茨基：诗歌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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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温茨洛瓦十六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自高中毕业，然后进入维尔纽斯大学，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生。可三年之后，他却被校方勒令休学一年。这一年是1956年，当时，与匈牙利革命一同升起的种种希望被苏联坦克的履带碾碎，这些坦克镇压了起义。匈牙利起义之命运对于托马斯·温茨洛瓦（以及我本人）这一代、亦即1956年一代而言，其意义恰似十二月党人的失败之于普希金的同时代人，或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之于温·休·奥登以及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同辈们。它不仅塑造了这一代人的世界观，而且还导致了许多人的个人末世论。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永远地丢弃了社会主义理想。 另一方面，这一代人却成了文学的意外收获，因为他们在开始生活时较少幻想，匈牙利悲剧成了他们的试金石。托马斯·温茨洛瓦在十九岁时便爱上了文学，文学于他而言成为存在的主要现实，稍后，又成为他的职业。他自大学毕业，在此后二十年时间里，他教书，翻译，为报刊撰文，写批评文章，以此谋生，而他的生活，结果表明就是写诗。 这二十年间，他的声誉在立陶宛国内外持续增长。和他的诗一样，温茨洛瓦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过着流浪生活，他在最后一个伟大帝国的领土上不断旅行，他周期性的现身神秘莫测。他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长期生活；他认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与安娜·阿赫马托娃更为熟悉，他曾把两位大诗人的作品译为立陶宛语。他与那些用俄语写作的同代人也交往密切（有时过于密切）。这些关系均注定会成为命运中的大事。 部分地恰恰由于这种流浪生活，官方对他的持续关注始终无法聚焦于一点，尚不足以给他带来灾难，因为，立陶宛和苏联的克格勃无法断定温茨洛瓦究竟属于哪个教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他的第一部诗集《语言的标记》在立陶宛出版后，乌云便迅速聚集于他的头顶。这一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积极参与了立陶宛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其热情有时近乎莽撞。这一运动暂时、却完全的失败，将其许多发起者和活动家送进了帝国各处的集中营和监狱，他们中有些人则流亡国外。自1977年起，托马斯·温茨洛瓦定居美国。 立陶宛语、波兰语和俄语都是托马斯·温茨洛瓦的母语。此外，他还出色地掌握了英语和拉丁语，法语、德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对他而言亦非外语。由于立陶宛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而同时拥有三种母语，这可以用来解释这位诗人的宗谱以及他所继承的遗产之规模。温茨洛瓦是三种文学的儿子，而且是一位心怀感恩之心的儿子。 当然，他首先是一位立陶宛诗人，但他却是一位汲取了两大邻国一切最佳养分的诗人。而俄国最好的东西就是语言和文学，其中也包括其诗歌。我觉得波兰恐怕亦如此。整体而言，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能配得上其语言和文学。不过，温茨洛瓦却并非波兰诗歌和俄国诗歌之影响的结果，更确切地说，他是两者相互融合的产物。 不过，关于融合的话题和关于影响的话题一样，均无法对诗人的现象作出解释，要么就是解释甚少。传记也提供不出任何洞悉。所有这些因素只能创造出一个假象，似乎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称之为“诗人”的现象。读者有可能需要这一假象，以对存在规则的这一例外作出激进的解释，但该假象却与这一例外很少共同之处。立陶宛只有四百万人口，其中只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均属于托马斯·温茨洛瓦这一代，他这一代中也有一些人接受过堪与他相比的人文教育，不过，温茨洛瓦的诗只可能出自他的笔下。 我们全都深受反映论影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详细了解作者的生活环境，便可理解他的作品，我们相信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事实上，诗作与生活之间并无相互依存关系，恰好是一首诗相对于生活的独立性才促成了此诗的诞生，否则便不会存在任何诗歌。一首诗作，说到底亦即一位诗人，是独立自主的，任何转述、分析、引文，乃至导师的肖像甚至作者本人的肖像，均无法取代其创造。温茨洛瓦的诗就是温茨洛瓦的生活；温茨洛瓦的生活就是这些诗歌的创作工具，但对其创作过程却并无直接影响。 温茨洛瓦诗中的情感或环境均可辨认，可是其表达方式却难以识别，虽说这仅仅是因为，诗人的语言为立陶宛语。其作品中的形象逻辑与斯拉夫诗歌有所不同，即便那些能够辨认其格律的斯拉夫读者，也始终无法想象出其格律的声响。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实，即温茨洛瓦曾将T. S. 艾略特、温·休·奥登、罗伯特·弗罗斯特、安娜·阿赫马托娃、奥西普·曼德里施塔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阿尔弗雷德·雅里、詹姆斯·乔伊斯、切斯拉夫·米沃什、兹比格涅夫·赫伯特、查尔斯·波德莱尔和威廉·莎士比亚译成立陶宛语，我们也知道他曾与尤里·洛特曼一起在塔尔图研究过结构主义，知道他写有大量文学批评著作，可这一切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这两类活动仅能证实其日常谋生手段，同样也能证实其个人趣味。诗歌却不是由此类生活内容所口授的，其口授者是语言，是那位独一无二的写诗人，在此处就是这位名叫托马斯·温茨洛瓦的人。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诗才是托马斯·温茨洛瓦，而非那具在出入国门时出示印有“托马斯·温茨洛瓦”这一姓名之美国护照的沉重躯体。 这具五十五岁的躯体，有十五年是在祖国之外“硬通货的可怜天堂”中度过的，粗鲁地说，就是在流亡中度过。然而，他的诗却没有变换居所，而继续生活在立陶宛语中。而且，它们还注定能比其作者活得更长久。一首诗若想在时间中旅行，就必须具有独特的音调和洞察。温茨洛瓦的诗就完全符合这些要求。他的音调因其节制和和低调、因其有意识的独白性而令人震惊，其独白似乎在试图抑制他过于显在的存在悲剧。在温茨洛瓦的诗中，读者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歇斯底里，作者对其命运的独特性不做任何暗示，对读者会自然产生的同情亦无任何奢求。相反，如若说这些诗有何假设，那便是对绝望的意识，这绝望被当作一种惯常、让人精疲力竭的存在规范，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克服这种绝望，而非意志所付出的努力。 这些诗作所生成的那个人，其立场既非责难亦非宽恕一切。这一立场可以称之为斯多葛式的，但并非每一位斯多葛主义者都会写诗。这一立场亦非静观的，因为作者的躯体过深地卷入了历史的漩涡，他的思想，常常还包括他的语汇，也会过深地扎根于基督教伦理。这些诗作所生成的那个人，可以更好地被比作一位警觉的观察家，一位气象学家或地震学家，他在将其身边和内心的各种灾难一一记录在案。还需要再补充一句，记录者并非他的眼睛或他的意识，而是他的语言。这语言是立陶宛语还是一门全世界通用语，都无关紧要，因为对于托马斯·温茨洛瓦而言，这两个范畴并无差异。 他诗歌的抒情性是一个基本特征，因为，他作为一位诗人的起步之处，正是正常人放弃诗歌的地方，是大多数诗人至多会转向散文的地方：他起步于意识的深处，起步于最少欢愉的地方。温茨洛瓦歌唱的起点，通常是声音中断的地方，是一口气的结束，当内心的一切力量均被耗尽。其诗歌独特的道德价值正在于此，因为，一首诗的伦理焦点就在于其抒情性，而非任何叙述因素。因为，一首诗的抒情性其实就是诗人营造的乌托邦，它能让读者意识到自身的心理潜能。在最好情况下，这一“好消息”能在读者那里唤起相似的内心运动，促使他们去创造一个能达到这一消息所建议之水准的世界；在最糟情况下，它则可以使读者摆脱对他们所知现实的依赖，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现实并非唯一的现实。这个成就不算太小，正由于这一原因，现实总是不太喜欢诗人。 每位大诗人都拥有一片独特的内心风景，他意识中的声音或曰无意识中的声音，就冲着这片风景发出。对于米沃什而言，这便是立陶宛的湖泊和华沙的废墟；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这便是长有稠李树的莫斯科庭院；对于奥登而言，这便是工业化的英格兰中部；对于曼德里施塔姆而言，则是因圣彼得堡建筑而想象出的希腊、罗马、埃及式回廊和圆柱。温茨洛瓦也有这样一片风景。他是一位生长于波罗的海岸边的北方诗人，他的风景就是波罗的海的冬季景色，一片以潮湿、多云的色调为主的单色风景，高空的光亮被压缩成了黑暗。读着他的诗，我们能在这片风景中发现我们自己。 （原载《世界文学》2011年第4期（总第337期）“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小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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