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星：“地域诗歌写作”随笔（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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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与国内参照系 在写作“四川民间现代诗歌运动史”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80年代”影响巨大的“非非”理论中，由蓝马的《前文化导言》与周伦佑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二文知道当时他们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官方文化体制)的腐陈、死气、呆板、无生命活力等苍白形态，参照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创造一个“全新的命名空间”(即文化前，或解构当时僵硬文化体制的逆向反叛：即反语法、反崇高、反逻辑…等)，当时二文的理论才华与目光是无可置疑的，也包括作品的大胆试验形成互动，使之影响是非凡的。二十年过后的今天，我们返过身去，再来读其诗歌文本，则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存在，即其写作的语言与技术乃至精神方式，除去其极端的积极反叛艺术色彩之外，其汉语表达的诗歌本身更多的东西还是西化下的生硬摸仿产物(即半成品)。所以从“非非”理论的宏大构架下，其作品是渺小逃离了其理论的；因为作品本身不构成“理论”的大，使之矛盾、脱节的地方太多。但“非非”给中国诗歌带来的价值、理念有太多积极意义，这里不再叙述。所以从文本上说，“非非群体”以及其他“80年代”的许多流派、个体诗人的作品都免不了有“夹生”“粗制”印痕。 回到蓝马的《前文化导言》，以及由“寻根诗人们”引起的思考。我发现在中国边远少数民族文化中就有太多的“前文化”…。我们不需凭空捏造，我们脚踏的大地就有我们华夏文明存留在密密森林中的闪光原素文化。从“寻根史诗”诗人们的寻觅中我们就早已发现，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没有形成巨大的层面。我们的诗歌是应该考核自己的父亲，自己根系的时候了。一百余年的中国新诗史，许多诗人的才华都在为西方兜售“西化性”。他们忘了脚下的大地，这块五千年不曾在世界消亡，至今生机勃勃，依然新鲜地呼吸在世界东方的华夏古国。(当然，从胡适的第一首新诗是源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得来，西方的先进文化是我们建设现代中国式诗歌的首要“拿来”，所以批判太多“西奴”的同时，我们不要成了“狭隘民族主义者”，我们的胸怀是宽广的，能为我所用所需的东西都应拿之，不然中国现代诗歌辉煌大厦何以建立…)；“西技”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转换成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记注！前面说不要成为“西奴”，即不要迷信西方，拜倒西方，而失去了自我、自身根性。我们可以理解，许多“西方痴醉者”的产生源于对现有主流(官方)意识文化形态的僵硬苍白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东西的痛斥与怒恨，就像1919的“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快刀直入“儒学之宗”，人们崇尚“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民主)，是源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阶段性的价值清理与理性明辨，导致“1840”、导致“耻辱圆明园”，导致…使国人陷入最难堪黑暗之地…。“五四”是一种崭新与极端的行为。崭新，它开启了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划界。极端，许多传统精粹文化在此焚烧的火光中混同灰烬。我们回忆汉文明的始源“汉朝的六击匈奴”“盛唐的四海朝歌”“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等历史灿烂的篇章，就不难发现传统文化中的精粹闪光。所以，吸收西方，回到大地，回到民族文化动人之根，是中国现代诗的希望之路…。
为什么我说少数民族文化中潜藏了华夏文明中的动人闪光原素文化。因为：A、我们知道，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战国、更早春秋，更早…尧舜…夏、商、周是中华主体文明——华夏文明的最初雏形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之中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都是各种民族、文化自由滋生之时，汉文明是秦汉朝后开始形成、定形的，这之前的文明可以说是汉文明的“前文化”。自秦始、自清的几千年间，每一个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地位，尊从一种文化，压制其余的文化，使其余的文化成为边缘，后由于历朝历代的战乱、迁徙…残存者都逃命于边缘地带…这便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由来与形成。而中国众多少数民族如果回溯祖系，都与汉文明的主体皆有牵连、血脉。而汉文明的不断的历史演绎中变得太成熟、太规范，也就太缺乏生命力。从历朝历代的变换中，不难发现成熟文明中的最终结果便是灭亡(亡国)(这点在古埃及、希腊、古罗马都是一样)。而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山川、河流、气候、边缘等因素的制约，加上中国文化原素中更多儒家“仁”“和”之念，使这些地域的少数民族及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鲜地生存着保存着，他们存有许多的华夏文明的质朴、粗犷、善良、透明的远古原素。袁隆平先生“杂交水稻”试验成功，便是用熟稻(缺乏生命力的成熟文明)与野稻(充满生命力的山野文明)结合，通过野稻(山野文明之野性：自然、粗质、强大生命力)来激活熟稻(成熟文明中的惰性、苍白、死沉)，使之获得“杂交优势”[山野文明激活成熟文明后产生的一种再生文明(新文明)]。中国的现代诗歌写作者们应该从“杂交水稻”得到启示，少数民族文明是整个华夏文明这棵大树下的根系、支流，主干与支系间的相互撞击、回流、交响，只会使这棵树更具生命力。回到中国现代诗写作，我们应该认真地关注脚下的大地以及周边的民族文化。 对于文中提及的几个关于“寻根”“地域”“乡土”的思考，引发了我的触觉，对此我以自己的观念应答如下：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史诗”从热至烟消云散，基于几个文化与社会的问题：① “寻根史诗”的兴起源于新时期以来，人们在建设新的社会人文环境下对传统文化(华夏文化)的重新思考，特别是“朦胧诗运动”引发的中国现代诗潮过程中，一些诗人从聂鲁达、埃莉蒂斯、帕斯等大师身上反射自身思考中国的史诗、大诗，于是有了杨炼的《诺日朗》《敦煌系列》…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欧阳江河的《悬棺》宋渠宋纬的《大佛》昌耀的《慈航》岛子的《黑龙江狂想曲》等曾引起巨大反响的中国式“寻根史诗”的探索，(这种探索还波及了杨克们在广西的民族文化题材“史诗写作”；巴莫曲布莫、阿库乌雾以大凉山彝族文化为题材的“史诗写作”；以及西藏扎西达娃的小说；海上的“东方整体诗维”；周伦佑的《狼谷》…等，他们构成整个中国的“寻根文学”)。②“寻根史诗”的出现与兴盛让人们重新思考华夏民族的精神气质与传统文化的精粹与糟粕等文化问题。它的熄灭是由于1988年由《河殇》引发的对“黄河文明”(中华文明，或曰传统文明)的批判与反思。传统文明的黑暗因素被西化的理论以及思潮一一带出，给国人一提传统，便是愚昧、落后，便是死亡、恐惧。所以“寻根史诗”在这种巨大膜拜“西化”思潮中熄灭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寻根史诗”的创造条件之一，必须是有足够的社会环境空间给出(适宜土壤)。这是一个大的良性环境。 二、“寻根史诗”的坚持与拓展必须考虑写作者的学养(民族文化承传、修养)，如王蒙曾经说过：“当你不写作了，你都是某一个领域(文化)的专家(内行)”，这样便决定了写作资源的有效性延伸与不断挖掘。因为你掌握了某一文化体系的文脉，你会淋漓尽致的发挥之。所以从这点上说，“寻根史诗”的熄灭原因之一就是除社会文化环境之外，写作者文化内力积累层的枯竭所致。所以，要重振“寻根史诗”，必须写作者具有强大的内力(文明底蕴)。这是一个人们提了很久的问题，中国出不了大师的条件之一，就是许多诗人皆是阶段性的写作，不是连续性、持续性、方向性(文化根性)的写作。(当然这之中的社会、生存环境等因素制约了许多诗人…，这是另题)。 三、值得欣慰的是，“寻根史诗”这种风格的诗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都没有停止过延血的行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惟夫的《大道通天》叶舟的《大敦煌》吴若海的《东方群像》等皆是份量之作。到了2003年，以大西南诗人发星、梦亦非倡导的“地域诗歌写作”又开始延续这种“寻根史诗”的一些气质，只不过“地域诗歌写作”目前是探索阶段，他的文本与理论还没有足够份量的东西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还在过程中。但这种延血值得肯定。 四、关于“寻根诗”或“乡土诗”“地域诗”的“回视性”问题，我认为这是追溯文明源头，忆往根系脉血的一种写作方式，当然这种回视是与当下的实际生存场景具有距离感、陌生感的。所以“寻根诗”(乡土诗、地域诗)有两种创作道路：①一是回视(追溯)性，从传统精粹文明精神中找寻华夏文化不死之谜。②二是关注当下，以文化思考角度切入，探索一种可供当代人（现代人）获取精神健康、灵魂上升的人文之路。其实，这两种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回到当代人的精神本身。因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延续史值得我们探入、开掘。当然这种开掘是众多地域、众多华夏文化形态的，但他们有一个主根“中华文明大系”，这是一种“中华文明”文艺复兴式的艺术运动。特别是中国新诗历经一百余年，现在站在中华大地上重新思考，我认为必须关注“中华文明(文化)”，以此根系作为诗写作基础，接纳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是中国当代诗人的立身之本，立神之本。我与梦亦非提倡的“地域诗歌写作”只是一个探索。他们目前探索的主要是以边缘少数民族文化为根系的现代诗写作。 五、对于近年诗界李少言等人提出的“草根诗歌”，在我看来，就是人民、大众、民间、自由精神，或称“朴素的有文化根系、有文化精神方向与来源的诗歌”，其实它与“乡土诗”“地域诗歌”皆有交叉、相合、相撞之处。而其推举的一批“草根诗人”并不足以代表全称的“草根”。只是“圈子”或“狭窄的草根”。当然他的提法有利清晰人们写作意识的点题作用。是化解“寻根史诗”大写的小我、个我、平常状态。与“家园”有同义，但我认为，“草根诗歌”不足以代表传承华夏文明的诗歌指称。 六、对民族文化的承接，是以现代主义的先进方法、目光来进行。“现代主义”人们过多的理解为颓废、解构、反向、叛逆、无程序等…，这是一种片面。真正的“现代主义”更多给我们在创作技巧、方法、思考方向，剔除糟粕上有很大的帮助。固守民族文化不是保守、固封。而是敞开胸怀纳接一切能为我所用之文化、知识、思想…。对现代主义精神与生存空间中的乱性、吸毒、精神空虚、自闭、无思想等不正常的东西给予对抗。因为在“地域”“乡土”(华夏文明形态)中有许多可以化解这些糟粕与不健康精神的药方。如果没有伟大的中医以及众多的华夏文明形态、精神，中国早就亡了；没有亡证明其中就有生机之本，这便是我们写作寻找的根；当然，每一个“乡土”“地域”中的根与文化形态是不一样的、丰富的、驳杂的，他们构成“华夏文明总系”。如果每一个文化体系，每一个“地域”中，每一片“乡土”中都有一批振兴民族文化的探索者们，那离中华文明复兴的日子就不远了。 七、诗写者是大地上生存的实有之人，他的写作以及言行等皆是探索、寻求一种常人的生存精神方式；只有他快乐，并健康地写作着，并不断的超越、提升，证明他的写作之路是生活与精神中需要的。而这条路的延长与持续，只有与华夏文明体系之根接通才能积极健康的拓展。诗写者有时不知不觉成为了文化的传播者；特别是在“乡土诗人”“地域诗人”这里，诗写更是一种文明(文化)传播之树，这是一种诗写自然的责任。如果写作没有根系，没有文化的父亲，没有延续与传承的使命与责任，许多年后，当你凡肉死去时只是世间一粒简单的尘土而已。所以每片地域，每一个诗写者，都有传承创造地域(根系)文化的使命与重任，只有这样，诗写在具备了强大的地域文化知识与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相结合的手段后，那么，华夏文明(文化)的复兴像支流上涌动的涛浪，将会给世界刮起惊天的宽阔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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