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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米沃什，穿越20世纪(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朵渔
2013-02-25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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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禁锢的心灵

　　战争胜利了，经历了战火和流浪之苦的人民回到了家中，自由和民主成为时髦语言。根据列宁的策略，波兰政府宣布要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地产。然而米沃什却发现，整个国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相反却被一种憎恨的情绪攫住。得到土地的农民，恨；入了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恨；名义上参政的社会党人，恨；努力发表了手稿的作家，恨。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它是由于一支外国军队才得以存在的政府。“为政府和民族的婚礼所准备的婚床装饰着民族的象征和旗帜，但从床下却伸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皮靴” 。（《被禁锢的头脑》）

　　战后，在市政当局的要求下，米沃什被迫离开了大学城克拉科夫。他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以及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抱有好感。米沃什只好离开，去华沙找一个刚刚得势的大学同学。他的全部财产除了身上的工作服外，就是一个麻袋，里面装着他的手稿、剃须用具和一本约翰o盖伊的《乞丐的歌剧》。米沃什认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犯了某些罪孽的，他曾写过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公开信，这使他差不多处于亲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位置上。“然而，现在我是有用之材，我在德占时期的记录并不太坏，我的笔对新制度还有些价值”。他还不需要太担心。

　　他要见的这位老熟人叫耶日·普特拉门特，诗人、作家，年轻时是左翼愤青，二战期间在苏联参加了波兰第一军团。战后，曾任波兰议会议员﹑驻瑞士和法国大使﹑作协总书记等职。两人的会面还算友好，“像两条表情僵硬但彬彬有礼的狗。我们都小心着不要露出尖牙利齿”。一方是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另一方则是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双方的分野显而易见。他们回忆了大学时期的同窗之谊，这有助于消除一些彼此的分歧。

　　虽然当时波兰作家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大的，但谁也不能自由地写作任何有可能对苏联的制度构成诽谤的东西。你可以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不能随便言说。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日常生活景象：灰暗，四处尘垢，了无生趣。说起波兰当时的气氛，米沃什常用一个词来概括：厌恶。他曾在回忆录中讲述过一个关于“厌恶”的故事：俄国革命时期，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举止优雅的就餐者引起了周围几个流氓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子前，嘲笑他，往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根本没有反抗，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把枪管插进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米沃什说，“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而那位自杀者皮肤细腻，温文尔雅，很显然，属于战前的俄国知识界，远离社会底层习以为常的残酷现实。米沃什尚没有那般脆弱，他虽然出身没落的旧贵族，但也经历过最艰苦的战争岁月，早已在生活的底层打拼多时。

　　在普特拉门特的帮助下，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常驻美国。旅居国外，为米沃什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万里之外，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文章和诗歌。他在美国写了很多小诗，它们的一字一句似乎都在有意背离着官方的教条。

　　多么温暖的光！自那明亮的海湾，
　　桅樯像云杉，缆索静息
　　在晨霭中。那儿，溪水潺潺
　　入海，在小桥边--一管长笛。
　　远处，在古代废墟的拱门下，
　　你看见一些走动的细小身影。
　　有人戴着红头巾。有树，
　　城墙，以及清晨的群山。

　　——（《幸福》）

　　作为一个外交官，看来他在美国过得不错。诗里透露着安详自足的幸福感，仿佛只是一转身，那血与火的岁月已不见。也许他是有意的，因为惯常的创作方式已为新政权所不容。无论如何背离，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由的界限。“一旦我感到这个路数过于刺激人，就会写点什么东西以便能被解释为我这个人还是易于改造的。”这样在美国度过五年后，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法国大使，再次来到巴黎。

　　巴黎对米沃什意味着什么？米沃什说：“我对这个国家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由于个人生活的剧变，我曾被踢到一边；但我对法国文化又心怀感激，同样使我心怀感激的还有几个人，外加巴黎的几条街道和几处风景。”（《米沃什词典》）米沃什所说的“生活剧变”，是指在1951年初，米沃什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决定与自己的母国波兰断交，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由于实质上避难者的命运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失势，随之而来的便是他“被踢到一边”的十年艰辛。他所“心怀感激的几个人”里，至少包括《反抗者》的作者阿尔贝·加缪。“加缪给我的礼物是他的友谊”，这位与战后巴黎意识形态气氛相左的知识分子，曾是少数几位向米沃什施以援手的作家之一。米沃什对萨特和波伏娃则充满怨气，他甚至对波伏娃爆出了粗口--“这个下流的母夜叉”。这一方面因为波伏娃在知识界的“大嗓门”，米沃什有点看不惯，“我们姑且说，我对她的反感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男人对于一个大世界中的女王的不可避免的情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帮着萨特批判加缪，“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

　　米沃什的出走与昆德拉和布罗茨基等人不同，他既没有在自己的国家闯祸，也没有受到来自体制的压迫和审查，事实上他当时的境况还算优裕：享有外交官的特权，收入丰厚，还有继续写诗的自由。他甚至已经渐渐习惯了周旋于官场之间，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格分裂状态。然而，发生在1949年夏天的一幕，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延续自己的生活。某日凌晨，他刚从一个聚会上出来，突然看到几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疾驶而过，士兵们身穿两层军大衣，犯人们则在晨风中冻得直哆嗦。他突然想起发生在菲奥里广场的一幕来，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和在硝烟中荡秋千的人们已没有区别。在政治口号的掩饰下，一道新的冷漠之墙正在树立起来，人成了向某个庞然大物献祭的羔羊。“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米沃什终于深悟自己的使命所在：

　　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
　　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使命》）

　　对于一个身负历史使命、被道德感追迫的写作者，不可能接受“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体制，也不可能接受无人性的、匿名的权力的精神控制。“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也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成了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昆德拉语）而冲破罗网，又意味着新的困境，意味着自我消失。为了真实地反映自身所处的严重危机，也为了使自己的精神困境能有所价值，他决定将这一切写出来，他希望以此写出斯大林主义在他的祖国统治的真相--这就是《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由来。

　　《被禁锢的头脑》描述了几位颇富才华但又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生际遇下投身极权政府的波兰作家、诗人，这其中既有他儿时的友人、文学同道，也有风云一时的官员、作家、知识分子。在《伽玛，历史的奴隶》一文中，化名为伽玛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诗人、小说家耶日o普特拉门特。伽玛来自乡下，父亲是个退休的波兰军官，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他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而不像他的多数伙伴们一样信奉天主教。在米沃什的印象里，伽玛是个“长相不雅、满脸通红，说话粗鲁，性情暴躁”的男孩。他们常在拥挤的大学自助食堂里讨论诗歌及其荣耀。伽玛起初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参加左翼青年运动。在战前，共产党组织在波兰是非法的，伽玛因此曾被萨纳奇亚政府审讯。

　　二战爆发前的几年间，伽玛以文学研究为生。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生活上天天为钱发愁。战争期间，伽玛响应战时动员，参加了军队，但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波兰军队很快便溃败了。伽玛随战败的人群迁到了苏联占领区利沃夫，在这里与亲斯大林的作家相聚，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新政府给了他们一栋房子，“他们开始了新式的写作--主要是翻译俄国文学，兼着干些并非太不讲究的宣传工作。”（《被禁锢的头脑》，下同）他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也许与他流利的俄语有关。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不久，利沃夫即告沦陷，在一片大恐慌中，迦玛搭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却把妻子和女儿留在了后方。在大批被遣送往远东的波兰人中，也有迦玛的家人，他的父亲就死于遣送途中，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活了下来。在俄罗斯，大部分波兰共产党人是不被信任的，但迦玛却被列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良民册中。伽玛和一帮志同道合者组成了“爱国者联盟”，在长期的踌躇与绝望的情绪中，他们没有把赌注押在伦敦流亡政府所组建的波兰军队上，他们坚信，波兰的成功将取决于俄国人的支持。新的波兰军队开始在苏联境内组建，并作为亲苏的波兰新政府的主要基础和苏联红军一起进入波兰。“在忍辱负重、寄人篱下和政治技巧的锤炼中熬过了多少年啊！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1944年的夏天，迦玛随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重新踏上了波兰土地，这时的伽玛已是佩带少校军衔的政治官员，并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妇。“这就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回报，他们懂得历史的'必然性'，决不会沉溺在愚蠢的多愁善感之中！只有他们而不是流落伦敦的那群傻瓜，才能把波兰从德国人手中解救出来。当然，国家需要动一个大手术；伽玛体会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进入手术室时的兴奋感。”米沃什写道。

　　两人再次相见的一幕，上文已经提及。此时在波兰国内，知识分子已被清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所有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组成一方，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为另一方。伽玛作为从东方回来的官员，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作家们能否发表作品或者得到住房、收入和工作。他对老朋友还算不错，在他的帮助下，他年轻时的诗人朋友格奥尔格被派驻法国作使馆的文化随员，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随员。在米沃什看来，伽玛的关心并非完全出自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而是试图要改造他们这些人。“他始终没能从早年的罪感中彻底解脱出来；只有把我们这些非斯大林主义者改造过来，才有可能使他感到他过去的行为最后证明是合理的。”

　　1949年，米沃什再次拜访伽玛时，他已是红色波兰驻巴黎的大使。伽玛在一个金壁辉煌、以大理石装饰的房间接待了他。他的官邸是一栋18世纪某位贵族夫人的大宅子，许多西方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经常来此造访。他摇身一变，由一个乳臭未干的波兰年轻人变身为巴黎交际场上的名流，热衷于打猎、喝酒，呆在金碧辉煌的沙龙里打桥牌，履行政治职责时能用拉丁语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当他渐渐地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时，党却不喜欢让舒适成为习惯。他被调回国内，授予了一个高于大使级别的官职--他成了波兰全体作家的政治监工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让波兰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作家，伽玛还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写作。当然，他写什么都会受到好评，但问题是，他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了。“在他漂亮的大套房里有五张书桌，每张桌子上都有一部小说的开头。每天他都会绝望地嚎叫，因为他知道，他写的一切都像石头一样死寂。”

　　在《阿尔法，道德家》一文中，米沃什描述了一位叫做阿尔法的小说家的故事。此人是他的一个亲密朋友，生性傲慢，着迷于在作品中设立概念化的道德冲突，却对活生生的生活细节茫然无知。在纳粹占领波兰的那些年里，阿尔法作为一个道德权威的形象在文学圈中流传，“出于难以说清的默认，他变成我们这个城市所有作家的一位领导”。米沃什对阿尔法那种脱离有血有肉的生活的做法充满疑惑。正当这种疑惑达到顶点时，华沙起义爆发了。整整两个月内，二十万人战死在街头。当米沃什和阿尔法漫步在华沙战后的废墟上时，米沃什意识到，阿尔法正是那些应该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的人之一。“难道他没有看见过在作家聚会的夜晚他朗读自己的小说时，那一双双热切注视他的眼睛？那些正是死在起义中的年轻人们：利欧特纳o兹别斯塞克、克里斯托弗、巴巴拉、凯罗、马瑞克，和成千上万个像他们一样的人。他们知道不存在胜利的希望，在面对一个冷漠的世界时，他们的死亡无非是一种姿态。他们甚至都没有问一下是否存在衡量他们行为的尺度……”

　　让米沃什感到愤怒的是，阿尔法不仅没有为那些依据他的良心概念而盲目牺牲的年轻人感到忏悔，相反，他却积极投身于新政府的怀抱，开始构思他的战后新小说。新小说刻画了一位在集中营里被关了多年精神却未受损害的无所畏惧的老共产员，一如他战前小说里的道德楷模牧师一样，现在他刻画的是一位新信仰的代表，一个强有力的和纯粹的英雄角色。“他想要达到一种纯粹的道德语调，但是纯粹所依据的诚挚必须是尘世的，深深根植于对于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了解。”米沃什认为，逻辑上的“完美无缺”并不足以保证对生活的正确理解和还原，“一个允许导致了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最后，只要一个人说的东西在逻辑上是完美的，它就不再和活生生的人们及有血有肉的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

　　文中的阿尔法，即波兰小说家耶日o安杰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1909-1983），早年抵抗过纳粹，战后继续在波兰共产党内工作，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写作，并大获成功，一跃而成为波兰首席意识形态作家。安杰耶夫斯基深受流亡海外的诸多波兰知识分子谴责，米沃什曾写有一首诗《致耶日o安杰耶夫斯基》，诗中提到在华沙起义中牺牲的波兰年青诗人塔杜施·加伊齐，事实上也是对安杰耶夫斯基的强烈质疑：

　　加伊齐满身尘土，长眠地下，
　　他只活了二十二个年头；
　　今天他失去了眼和手，失去了心灵，
　　不知什么是春天，不知什么是严冬。
　　江河年年流下的冰块发出了叮当的响声，
　　一朵朵银莲花盛开在阴暗的林子里。
　　人们把野樱花充塞在瓦罐里，
　　聆听着杜鹃鸟是怎么算命。

　　（张振辉译）

　　《戴奥特，行吟诗人》，描写了一个“滑稽丑角和行吟诗人”形象。在米沃什的笔下，戴奥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酗酒者”，但又具有一种在文学咖啡座里胡说八道的本事。他可以就任何题材创作歌谣和赞美诗，“如同一条蚕那样，围绕他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吐丝做茧”。这并非说明此人毫无原则、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事实上他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天性--任何时候都坚持做一位大众诗人。他藐视文学小圈子里的一小撮行家，嘲笑那些只为少数人写作的孤独诗人，“我的读者走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我的读者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就是他在每一首诗中所坚持的。”这不仅使他在战时成为最受欢迎的诗人，即使对新政权来说，他作为一位知名的右派分子，较之许多过分热心的左派分子，只会增加他的身价。因为新政权也需要他的身份，以证明其慷慨和开明。而戴奥特的写作对新政权来说永远是无害的，因为不管写什么，他的诗里总是阳光灿烂，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主题。

　　戴奥特即波兰诗人康斯坦第·高什斯基（Konstanty Ildefons Ga?czyński，1905-1953），二战期间曾沦为战俘，战后写有很多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作品，其中包括一首针对米沃什的带辱骂性质的讽刺诗。米沃什脱离母国、自我放逐的行为，曾遭受到来自波兰知识界的围攻，咒骂其背叛祖国、讨好西方等等。尤其是《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出版，更让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事实上来看，米沃什也属于被战后共产主义政权给予了特权地位的知识分子之一。所不同的是，他在西方呆久了，获得了一个重新观察祖国的视角，他看到了那些在集体主义的坩锅里的人们所不可能发现的东西。当他如此反戈一击时，不仅波兰国内的知识分子感到强烈的不满，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破坏了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我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我是在亵渎。”米沃什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我沉思我的肖像，它浮现在别人的仇恨之歌中，浮现在别人的诗歌和散文中：一个幸运儿。事事顺当的那种人。不可思议的狡诈。自我陶醉。爱钱。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情感。对祖国冷漠于心。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衰弱无能。一个关心艺术而不关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买的人。失算者（他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不道德的个人生活（他追逐利用女人）。蔑视他人。傲慢自大。等等。）”他对此表示理解，他认为那些华沙同行们对他的口诛笔伐不仅仅表达了他们的恐惧，更是表达了他们对自己作家身份和尊严的自觉维护。

　　事实上《被禁锢的头脑》一书出版后，米沃什即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和母语，使他与自己的读者彻底断绝了联系，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在西方，他也感到左右不适。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他态度暧昧，尤其是对斯大林主义者充满敌意；在巴黎，关于斯大林以及苏联集中营的罪行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左岸的知识分子们普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米沃什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长城的一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对右翼，他又对资本主义西方感到深深的厌恶。“跟右翼，没有共同语言；跟左翼有一个全然的误解，因为我的政治观点比其他人都要超前。”米沃什发现自己处于两不靠的尴尬境地上。他自我流放的初衷，并非要与某个庞然大物作对，而是听从自己道德良知的召唤，以及对自由写作的渴望。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祖国，像他这样出身于先锋派小圈子的写作者，其自由的边界只会越来越小。而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一个自治的精神领域，如果不能讲真话，无异于自杀。“要把真话说出来的诱惑，有如奇痒，变成一种别无它途的强迫性观念。这就是诗人选择内部流亡或外部流亡的缘故。”流亡意味着失去了一个稳定的资源，他在生活上迅速陷入困顿，只好靠做一些小活计来维生，比如为一本叫做《文化》的流亡杂志打工。但这本杂志本身就很穷，只能提供基本的酬劳，而他又拒绝为自由欧洲电台写稿来诋毁自己的故国，这使他一度“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种状况维持了十年之久，直到1960年，他从波罗的海流亡到太平洋沿岸，才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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