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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米沃什，穿越20世纪(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朵渔
2013-02-25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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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维尔诺

　　为了将自己从欧洲摆渡到美国，米沃什颇费了些周折。一个曾为波兰情报部门工作的家伙向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打了小报告，说他是“一只苏联鼹鼠”，这使他的签证迟迟无法申请下来。同时，他的密友安德热·沃罗布莱夫斯基来到巴黎，跟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劝他重回波兰。米沃什怀疑自己回去后会遭不测，所以宁愿在巴黎苦等。正当他对移民美国感到绝望时，一纸来自加州大学的邀请使这一切豁然开朗。

　　当年，米沃什同时受到了两份邀请，一份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另一份来自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米沃什最终选择到伯克利做个波兰文学讲师。这里的风光与他的故乡维尔诺完全不同，靠近海湾却没有一粒沙子，海水又脏又冷，摩天大楼壮观而冷清。“我来是为了忍受这一切，而不是为了喜欢这一切。”他很快发现，自己有一种做教师的天分，这使他不至于像那些初来乍到的移民者（他称之为“波兰耗子”）那样惨。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礼物》西川 译）

　　这首诗写于1971年，诗人移居美国刚刚十年，诗里充满了一种曾经沧海后的恬淡自足。一个斯拉夫语系的教授，在自家的花园里劳作，生活如此美好，仿佛过去的一切被一笔勾消。“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巴黎的阴郁、华沙的炮火、维尔诺的废墟都消失了吗？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我宁愿相信这是诗人沉重生涯里的一次小憩。事实上他对美国也的确非常适应，“在美国，我命中注定不曾经历任何歧视。相反，很快我就成为白人精英中的一分子。”（《米沃什词典》）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公众眼里的身份是模糊的，在某些圈子里，他是《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而在另一些圈子里，他又成了赫伯特的诗歌翻译者。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人们才知道他也是一位诗人。他安于其位，以一位小地方来的小教授自居，“多年一直身处谷底，在一个教授不为人知的小语种的无关紧要的系里当一名教授，我从一些微末的小事中找到乐趣，这化解了我壮志不得酬的愁闷。”（同上）

　　1970年代后期，米沃什的诗人身份才开始彰显。1978年，他获得了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此奖品位极高，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1980年，米沃什来到了生涯的顶峰，由于“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了激烈的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感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意识到，如果他一直呆在巴黎，他不可能获此机会。无论如何，70年代的纽约已非巴黎和伦敦那些旧的文化之都可比。当诗歌在欧洲像硬币一样被收藏起来时，在整个美国的大学校园里，诗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听众。无论如何，米沃什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涯中，过的都是一种与城市大众相隔离的生活，他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过着隐居的生活”。因此，当获奖消息一公布，便引来无数疑问：“米沃什是谁？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当年十月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竟然找不到一本米沃什的作品。获奖之后，米沃什开始大热，他受邀到各地朗诵，出席各种艺术活动，当选为美国艺术文学学院和艺术科学学院双料院士。在艺术科学学院的外国荣誉院士花名册上，有他称之为“东方星座”的几位大师：阿赫玛杜琳娜、哈维尔、赫伯特、昆德拉、索尔仁尼琴、沃兹涅先茨基、叶甫图申科。（当来自苏联的叶甫图申科当选时，布罗茨基辞去了院士资格以示抗议。）拿到诺贝尔奖时，他已经70岁了，此时距拉普拉斯旅馆时期，已有近半个世纪的距离；距离陷入流亡困境的巴黎时期，也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了。当他接受里根总统的邀请，到白宫做客时，回想起最初的困顿，和移民美国时的遭遇，自有一番胜利者的大度与释然。“这一切在我看来已像旧石器时代一样遥远。想到命运那绝难想象的诸多把戏，我只能自己撇嘴一笑。”

　　米沃什对美国的感受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感谢美国收留了自己，觉得美国是自己的幸运之地，如果没有那次移民，他也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就。但从弱小的一方看来，美国又到处充满了残酷。他甚至将随时会失业的恐惧与随时被监禁的危险相提并论。“何等壮丽！何等贫乏！何等人道！何等非人道！人与人之间何等友善！个人何等孤寂！对理想何等忠诚！何等虚伪！良心的何等胜利！何等堕落！矛盾的美国并不非得，但是能够，向在这里成事的移民揭示其自身。”（《米沃什词典》）他把自己归做“极端的反西方分子”，并为自己“生活在西方这么多年没有蜕变”感到十分自豪。他将这种自我的复杂性归结为一种“精神分裂症”。在一首《致雷杰》的诗中他如此写道：“雷杰，要是我知道 /那病的原因就好了。//多年来我无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城市，树木，人声/缺少现存的性质。/我要靠继续前进的希望活下去。”与昆德拉笔下的雅罗米尔不同，米沃什的“生活在别处”是因为现实当中涌入了太多的历史和重负，哪里都不是逃遁之处和理想之地。“在暴君统治下不自在，在共和政体下不自在；/前者我渴望自由，后者，渴望贪污绝迹。”现实如此，诗人并非不知晓。自建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精神乌托邦也不可能获救，因为诗人的病症来自于他的自我归罪，这罪感深藏在他体内。“无助的，雷杰，我的本份是痛苦/挣扎，落魄，自爱与自恨，/为'天国'祷告/以及阅读帕斯卡。”无处告解的耻辱感和罪恶感，在米沃什的诗作中比比皆是，这既是一种自我救赎方式，也是对人性之黑暗的一种认知和承担。

　　米沃什对美国诗歌评价一般，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仅仅提及了惠特曼、弗罗斯特等少数几位美国诗人。他对惠特曼倍感亲切，认为他的泥沙俱下、生气勃勃是“纯诗”的反面。惠特曼也曾影响了一小部分中东欧青年诗人，但他却是被当做一位政治诗人来接受的。在他的读者中，一个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的贝尔格莱德青年，开枪射杀了费迪南大公爵。如此说来，惠特曼应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他不喜欢佛罗斯特，他认为弗罗斯特的“地方性”是一种做作，他诗中的说教性让人扫兴，他太过隐匿，“他一直对一系些列令人惊骇的不幸，包括不少家人的死亡、发疯、自杀，保持沉默”，这使人很难对他产生信任感。“我承认我不喜欢他的诗歌。我称他伟大只是在重复别人的话。”米沃什承认，他这一辈中东欧诗人所凭借的资源，主要是来自法国的现代主义，以及一部分德国资源。他说巴尔扎克是一个蛮横的作家；波德莱尔则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兰波是20世纪最著名的文学神话，他的神话来自对整个社会既定行为规范的反叛；米沃什视宗教思想家马利坦为开启其心智的大师，“我个人对纯诗一向不信任，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利坦。所谓纯诗，就是强制性地要求把所有属于'散文'的因素都清除出去，最后只剩下一口抒情的蒸馏水。”米沃什认为，在一战之前，美国诗歌还是默默无闻的。1956年后，美国诗歌才开始在全世界影响开来，“毕竟，它崛起于伤口和抗议（我们不应被惠特曼看上去的民主冲动所误导），崛起于向欧洲的逃遁（庞德、艾略特、弗罗斯特），崛起于无政府主义的垮掉派，他们向摩洛克吐唾沫（金斯堡）。”但米沃什对美国同辈诗人并不那么信任，他一直坚持用小语种写作，并以自己小心养成的“小地方”人姿态，保持着决然的独立。

　　现在我想讲米德尔的故事；我且放进一点寓意。
　　他倒霉碰上了一头灰熊，又凶又猛
　　经常从小屋的檐下撕抢鹿肉吃。
　　不仅如此。他不理人，也不怕火。
　　一天夜里，他开始捶门了，
　　还用爪子打破了窗，于是人们蜷成一团，
　　把猎枪放在身旁，等待着黎明。
　　晚上他又来了，米德尔近距离射中了他，
　　射在左肩胛骨下面。他于是又跳又跑，
　　跑得像一场风暴：一头灰熊，米德尔说，
　　即使被射中了心窝，也会不停地跑，
　　一直跑到倒下来。后来，米德尔沿着血迹
　　找到了他--他这才懂得了
　　这头熊的古怪行为的真实原因：
　　这畜牲的口腔给脓肿和龋齿烂掉一半。
　　成年累月的牙痛啊。一种不可言喻的痛楚
　　经常逼得我们胡作非为，
　　使我们产生盲目的勇气。我们没有什么可丢失，
　　我们走出了树林，未必希望
　　天上会下来一个牙医把我们治好。

　　——（《一个故事》绿原译）
　　　　　　　　　　　　　　
　　1969年，写于伯克利。这首诗里，有米沃什诗歌风格的集中展示。舒缓、粗厉中包含着紧张、尖锐和风暴之象，从哀婉到暴烈，从抽象到细节，从幽暗到明晰，这是米沃什艺术和人生观的最显明的特征。这头暴烈的熊未必不是他本人的生动隐喻。“成年累月的牙痛啊。一种不可言喻的痛楚 /经常逼得我们胡作非为，/使我们产生盲目的勇气。”远离故国的米沃什，却无法远离沉重的历史负担和悲剧命运，他只能将这一切压抑在体内，因为你不可能指望“天上会下来一个牙医把我们治好”。他认为“世界，存在，可以设想为一场悲剧”。而作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给读者创造出一个将日常生活变得极其惊心动魄的境界”。强烈的情感，再加上严格自觉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的诗人，即使在最黑暗的世界里，他的诗仍然是清醒的，表现出一种对于和平与正义之王国的向往，“我不喜欢荒诞派的风格，但也不喜欢天然的秩序，它意味着屈从于盲目的必然性，屈从于万有引力，不喜欢那同意义相对立、从而违反我的心意的一切。作为血肉之躯，我是那种秩序的一部分，但这不是我所同意的。”在一首《寻找我的家》的诗中他说：“在一个句子里寻找我的家，简明的句子，仿佛锤子敲击在金属上。不去陶醉任何人。不去赢得在后辈中持久的名声。一种无名的需要，为秩序，为节奏，为形式，这三个词对抗着混乱和虚无。”作为一个来自“第二欧洲”的流亡作家，他天然就带有一种道德遗产和一颗“黑暗的心”，他被要求讲述他的历史和记忆。正如伊凡·克里玛所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抗拒死亡，其实就是抗拒遗忘，反之亦然：抵抗住遗忘，我们就能战胜死亡。”（伊凡·克里玛《文学与记忆》）米沃什也认为，艺术只能孕育自记忆，他说：“活着的这些人永远受着那些死者的委托。他们只有努力重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将过去从神话和传奇中拉出来，才算清偿了这笔债。”（米沃什《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在格但斯克，波兰团结工会的摇篮，树立着一座纪念遭受纳粹迫害的造船厂工人的纪念碑，上面就刻着米沃什的诗句：

　　你，对淳朴的人们作了如此不堪的行为：
　　在目睹他的苦难后放声大笑，
　　不要自认无人知晓，
　　已有诗人将其记牢。

　　对一个诗人而言，从记忆中汲取力量，与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同样重要。委托和债务，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项道义契约，生者作为幸存者，有责任承担起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债务。签下这份生死契约，使米沃什的大部分作品充满了道德的重负和罪感。

　　不能拯救世界或人民的
　　诗是什么？
　　官方谎言的共谋，
　　喉头即将被割的酒鬼之歌，
　　大二女生的读物。
　　　　　　
　　——《献辞》

　　再铿锵不过的宣言。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他了解自己全部的迷惘、彷徨和脆弱性，他只能承担自己人性里的一切。“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最惊人的生命故事之一。的确，它缺乏一个道德故事的清晰性。”米沃什在回忆录中说。对于政治，他一直保持着策略性的警惕，警惕着极权美学中常有的那种“道德洁癖”。“置身于西方，我有责任对人们讲述共产主义，说出他们所不知道和不想知道的东西。我用几本书履行了我的义务，但随后我告诫自己：'够了'，便再未继续往前走。”他的这种自我约束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太多严厉的道德主义者被黑暗吞噬，因过分的政治因素而最终枯竭和扭曲了自己。米沃什说，除了责任伦理，他还听从了来自诗歌丰富性的另一重召唤，那里除了政治性的仇恨、罪恶和沮丧，还有人世的幸福和善，只有这些，才能使人们避免走向虚无和内心的崩溃。“如果我变成了一个政治作家，我就会使自己的可能性变窄，变枯竭。”米沃什说，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只有通过在这个或那个人身上选取善的种子的积聚，才能延续。米沃什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他没有被黑暗和仇恨摧毁，而始终保有一颗光明的、向善的心。在谈到自己诗歌的价值时，他说：“诗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我们这个世纪的诗，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悲哀，每当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一团，聚集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达出我对人类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认我写的诗还有点价值。”（米沃什在接受《旧金山纪事报》记者访问时的回答）事实上，即使是在“对抗”的路径上，米沃什也并非一个孤独者，在他的祖国和欧洲各地，一直都有一帮伟大的知识分子和诗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神之链，带领波兰人民穿越了20世纪的历史魔障。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其《欧洲精神》一书中就提供了这样一份简略的名单：“克里玛、米沃什、勃朗狄斯、柯西克，同样还有鲍曼和扎加耶夫斯基，在这点上几乎意见一致：善、普遍性、对他人的担忧和对公共世界的守护，其实都是有关我们良心的事，每个人都被召唤着以个人的方式作出回应。”

　　在西方大获成功之后，米沃什依然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小慎微、宽容和平静。他既没有变成一个世界主义者，也没有改变用母语写作的习惯。“我一生的经验可以照此理解：绿色，小地方，可怜巴巴的教育。”终其一生，他在精神上都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的国家和故乡。他时刻关注着故国的动向，并对一切进步的力量发出尽可能的声援。当然，他的读者也没有忘记他，年轻一代在传诵他的诗作，游客们将他的书籍藏在箱底带回祖国，反对党以秘密的地下方式出版他的文集，波兰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将米沃什放在了对其影响最大的四位知识分子之首……1981年6月，当他在阔别故国32年之后重回华沙时，他被众人视为凯旋的民族英雄，两千多人自发聚集在古老的多明我修道院背诵他的诗篇。米沃什兴奋地说：“我从未想象到会受到这么盛大的接待和欢迎。”托马斯·温克洛瓦评论说，尽管米沃什的诗中多有神秘费解的成分，但这些诗作却“有着一种明显的对国家命运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所有当权者30年来所做的更为深远”。布罗茨基对米沃什诗作中浓重的历史和道德意识、对个人身份和人类生存的持续关注赞叹不已，“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米沃什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强调说，“也许是最伟大的诗人。”这大概也是对一位诗人的最高评价了。

　　1990年代末，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米沃什重回波兰生活。他住在与故乡维尔诺气候相似的克拉科夫。2004年8月4日，在欧洲重新统一三个月之后，米沃什以高龄病逝于克拉科夫，并入葬克拉科夫的先贤祠--斯卡尔卡修道院。七千多人组成了送葬的队伍，波兰总理马雷克·贝尔卡称颂米沃什是一个“伟大的波兰人”，“米沃什用他的心和笔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展现了残酷的现实，刺痛了我们却引导着我们从善。”

　　1911年6月30日，米沃什出生在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附近的基日达尼一个没落贵族之家。维尔纽斯，在波兰语中叫维尔诺，俄语中叫维尔纳，意第绪语中叫维尔尼。在上个世纪，这座欧洲小城曾属于不同的国家，驻扎过不同的军队，其统治者在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中不停变换，而后又在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之间轮回了一遍，最终成为立陶宛的首府维尔纽斯。“每改变一次归属，油漆工都要把街名和功能标志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使用新的护照，遵从新的法律和禁令。”（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在米沃什看来，所谓“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只是个空洞的名号，“那是为了掩盖俄国人正在有效地实现沙皇领土扩张计划这一确凿的事实”。作为欧洲常遭抛弃的一个省，它的居民里混杂着波兰语、立陶宛语、意第绪语、白俄罗斯语等多种语言。生活于此的米沃什虽精通几种语言，但他一直强调：“我是一个波兰诗人，不是立陶宛诗人。”

　　在米沃什读中学和大学时，维尔诺城尚属于波兰。这座充满巴洛克和意大利风格的小城是一座森林之城，“它掩藏在林木葱郁的山谷中，远处是众多的森林、湖泊、溪流。透过树梢，它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在旅行者眼前，耸向天空的教堂塔尖相互呼应，那是由意大利建筑师按照巴洛克风格建造的，金黄的塔尖与四周的松树白中带黑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如画一样的美丽。”（同上）在犹太人眼中，这座美丽的小城被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

　　美丽的维尔纽斯，如今已是立陶宛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米沃什对这座家乡城充满了美好的回忆：“那些年间，每当春天我们要为考试而用功时，树上就会变得一片碧绿。自那以后，不管哪儿的绿色都不能像威尔纳的一样给我快乐。河面上一只只载着游人的小船沿岸而行，长长的圆木从森林顺流而下奔向锯木厂，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漫步在校园的连环拱廊下。拂晓前起床，到码头上找一只皮划艇，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耀下划桨击水，迅疾的河水在沙质的峭壁和松林之间奔流--那真是妙不可言！”（同上）

　　晚年回到波兰后，米沃什曾重返出生地基日达尼，寻找曾经失落的记忆。涅瓦扎河流经这座小镇，到处可见峡谷深壑和葱绿的庄园。8岁那年，他曾在祖父母的带领下，去一处叫作苏里什基的庄园去玩。老人们只顾聊天，将他交给一个小姑娘，“她带着我参观庄园，我们在沿途见到一些小桥，桥的栏杆都是用桦树皮做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看着她单薄的、裸露的肩膀，细小的胳膊，一股我从未体验过的情绪涌上喉头，那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欢天喜地的、无以名状的情绪。我不知这是否可以叫做'初恋'。”（《米沃什词典》）他甚至不知道那小姑娘的名字，他只知道，在1940年的那场溃退中，她和她的家庭都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此后，再无消息。

　　而城市屹立于光辉灿烂中当数年后我回去。
　　我的脸用外套覆盖，虽然可能还记得
　　我欠债没还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仍活着，
　　我的耻辱并非永久，卑鄙的行为将被原谅。
　　而城市屹立于光辉灿烂中当数年后我回去……

　　——（《而城市屹立于光辉灿烂中》杜国清译）

　　2009年12月，严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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