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房子:王琪博诗生活的词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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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词:一场熬干骨灯的汉语大狂欢 在中国新诗史上,“大词”的运用往往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废名在《新诗十二讲》中谈到偏爱大词的郭沫若时说过这样的话:“他的诗本来是乱写,乱写才是他的诗,能够乱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乱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废名没说,但极其推崇卞之琳诗歌的废名,从个人趣味上大抵是不会喜欢郭沫若的诗,但作为一个评论者,废名能说出“乱写很不容易”显示出了历史的眼光。的确,乱写很不容易,因为很容易的乱写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套路式的夸张和排比,一个基本症侯就是大词泛滥,它阻断了自我和语词间的血脉关联,在革命时期,我们看到过它无我的景象,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我们看到过它坚硬地革命接班人的形象。在朦胧诗歌那里,大词成为一种诗歌政治,一种诗歌的意识形态对权力和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拒绝和回答,它让我们恢复了对大词的部分信心。 大词在王琪博诗歌中的卷土重来,可以肯定的说,不是王琪博选择了这些大词,而是大词选择了王琪博。在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转译中翻新现代汉语,这不是王琪博的工作,他唯一的与众不同的资源是生活,与他的生活相匹配的就是大词。他是一个自我的革命者,所以,我们在他的诗中能够嗅出强烈的革命气息,但这一切与意识形态无关,与主义无关。
原本生硬、坚冷 这是一首王琪博写给自己的诗,传统的“蜡炷成灰泪始干”的的歌唱变成了自我毁灭的激情。生硬、坚冷的蜡烛成为外物的象征,它所能做的只是“哭干自己的身子”,而诗人要熬干自己骨灯的油,这是一种斗狠的状态,与蜡烛斗狠,与词语斗狠,这是没有对手的革命,这也正是王琪博所独有的通向汉语的秘道。 在词与物间穿行,当代诗歌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汉语所承载的重负让诗人很难找到词与物之间新的缝隙,一个微小的词拥有几千年的重量,文化的乳汁浸泡了它可能的每一个角落,而当代生活很难完全进入汉语的语义空间,词与物的错位直接导致了当代诗歌的失语,言说变得困难,个人的声音很快被市场的吆喝淹没,个人的经验与市场的法则不可通约,它们激烈的碰撞,收获的却是一地鸡毛。王琪博避开了文化的险滩,让个人经验在市场法则中以硬碰硬的方式发出惨痛的声响。
喉舌唇齿 这些乐器的先人板板 歌唱是诗歌追逐的主题,从朦胧诗人会唱歌的茑尾花到当代诗人歌唱的夜莺,诗歌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已在不同年代的美声代言人。歌唱,通过对声音的修饰,让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一种单向度的倾听之中,歌者和听者之间具有某种隐秘的等级关系,延伸到诗歌之外,它形成了当代诗歌中特殊的“诗歌权力”。诗坛就好比一场群众自发组织的歌咏比赛,各路选手纷纷登台,看看谁的声音最优美,最打动人心,也最具有普及的价值。无疑,它是一剂修辞美学注入诗歌的毒液,可以治疗一些罕见的疾病,但同时让更多的人中毒诗亡。经过高度提纯的声音已不再是真实的声音,经过高新技术处理的汉语已不再是直接的汉语,而所谓诗歌的高新技术,说到底,就是经过波德莱尔及后来者不断修补、填充的修辞的森林,汉语诗歌的他者化已成灾难的事实。另一个事实是,汉语的意象传统被随心所欲的放大,汉语的直接性被忽视,在我看来,只有柏桦等少数中国诗人重新发明了汉语的直接性。 王琪博近几年诗歌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意象在减少,语词更加直接。他不是借助诗学学理来完成这一转变的,是残酷的现实逼着他的诗歌接近了汉语的直接性。在《唱》中,物质化的器官“喉舌唇齿”和阿拉伯数字,撕破了歌声的种种修辞的外纱,“一路冲出口腔”。“冲”是原生态的冲动,“唱”是后天的,“冲”是不计效果的高音,“唱”是婉转的,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原始的生命状态和被修饰的生活的冲突。诗人相信,这些声音一旦冲出口腔,“就能触动它能触动的”,能触动什么呢?没有宾语,动词成为了限定语。可以说这首诗的意义正在于此,我们这个时代声音的不及物性。众声嘈杂,声音的价值也许只在于声音本身,诗人显然不甘心失败,他要扯开喉咙,在大词的语境中放声大吼,这是自我的救赎,也是一场熬干骨灯的汉语狂欢。
去吧!滚吧! 0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诗人大声地宣告,去吧!滚吧!“任由你圆其说”,我无所谓。正是无所谓的精神使王琪博找到了自由的书写方式,城市“满脸脓疮 一地蛆虫在红绿相间中蠕动 人群不得不靠边而行”《城市》,墙“看惯了红尘俗事 但 看不破”《窗户》,“鸟忍无可忍 站在枪口前呼着就义的口号 用哲学扣动了板机 羽毛的音符朝天幕写去”《鸟枪》,诗人呢?“能输的输尽了 不能输的欠着输了 连体重也整整输了一半出去 剩下几根榨不油的 瘦骨头 硬在诗中把自己写成富豪”《赌徒诗人》,而在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随时的对象转化,“动物想做人时 人想做仙 仙想做人时 人本来就是动物”《动物保护法第0条》。在这个混乱不堪的诗歌世界,我们发现,词与物之间有着某种近乎透明的关系,诗人对意义空洞的恐惧使他对大词的偏好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他害怕在诗歌中找不到意义的通道,于是我们看到“人群”、“红尘”、“就义”、“天幕”等意义明确的大词在王琪博的诗中闪现、生长,他希望这些大词能够帮助他确认写作的有效性以及自已作为生活的介入者身份,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他80年代的写作经验失效了,他急切地要求直接地表达。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汉语的直接性和直接表达是不是一回事?可以肯定,它们相关,但汉语的直接性更为复杂,它更强调语词的碰撞之后的重新激活。有趣的是,王琪博在《女人的中国修辞》中凭一个诗人的直觉嗅到了直接表达可能带来的危险。
用水形容
用长发飘飘形容 “水性扬花”和“情韵无穷”、“芳香四溢”来源于相同的的词根,表达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女人的情韵和芳香,我们就不能算真正认识女人,一种简单直接的表达可能屏蔽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女人如此,诗歌何不尝不是这样。这首诗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正读,不同的女人适合不同的修辞,它们是可靠的,靠的就是语词精准的定位。一是反读,同一个女人适合不同的修辞,它们是可疑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相互拆解,任何一个单独的词语都无法生长出它的对应之物。这两种读法对诗歌的隐喻价值在于,前者是诗歌的直接表达,后者是诗歌的直接性。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抛开生活来谈论诗艺对王琪博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被生活熬干了身体的人,他要继续前进,用汉字熬干身体的骨灯。他领受的苦难和他赌博者的意识使他回到赤裸的生命本能状态中,语词在诗歌中的行进没有目的地,它们指向更为广大的虚无,而那些大词,正是被意义抽空了的词。用没有了指向的语词来填补生活的意义,这看似荒诞的行为却真正揭示了生活的真相,我们被生活抛弃在路上,诗歌出手相救,这是一场熬干骨灯的汉语狂欢。
一只正直的鸭子
当批斗会还未结尾时 “鸭子”个体的渺小和“生产队”集体的强大正是个人和现实的隐喻,“我”和“鸭子”生死时间上的相关进一步道出了时间神话的破灭,时间不是苦难的解药,我们只能在那些“正直”、“上进”的大词中看到时间的荒谬。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我不知道”。这是痛中之痛,也许只有汉语大词狂欢能让诗人找到麻醉的快感,让大更大,大到无形,痛也就不痛了。 王琪博的大词式的写作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诗歌中呈现的汉语狂欢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游戏,它深入当下和肉身,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披露了这个时代的秘密,我们如此纠缠,又如此疏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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