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芳教授谈莫言：他的成功在于向经典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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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恶搞、颠覆、解构盛行的文化生态中，经典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又带给人们哪些文化启示？ 《解放周末》约请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撰写此文，独家发表，以飨读者。 ■ “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去年年末，国人的 “诺奖情结”因莫言而极速升温。在结果揭晓前，国外还有博彩公司赌这一届文学奖得主到底是村上春树还是莫言。网上传：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并不看好村上春树，而看好莫言。我由此想起2008年听崔永元讲过的一桩趣事：村上春树在日本有很多粉丝，但大江健三郎并不太欣赏他。有次两位作家相遇，大江健三郎主动和村上春树打招呼说，请给签个名！村上受宠若惊。大江赶紧板着脸声明， “这是替孩子要的，不是我自己要的！” 我家 “家长”牛运清教授 (编者注：作者丈夫)研究当代小说，我研究古代小说。我们也在议论哪位作家能得诺奖。自从2006年看过 《生死疲劳》，我看好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那天， 《新闻联播》刚一开始，我就对 “家长”说： “你信不信？莫言肯定获奖！他的作品有民族性，而民族性就是世界性；他像福克纳一样有自己像邮票大小的故乡——高密东北乡；他想象力丰富而且传承了 《聊斋》。如果记者采访，我还想说2007年咱们跟莫言一起吃饭时我说的话：莫言，你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得茅盾文学奖，而是你具备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潜质。” 2007年跟莫言一起吃饭，莫言对运清说起了他写人物的体会，就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运清帮莫言 “上纲上线”道： “这就叫艺术辩证法。” 新闻里一播出莫言获奖的消息，我就赶紧把手机关了。第二天发现有好多未接电话和信息，都是记者要求采访谈莫言的。我凭经验躲过了第一波 “莫言热”，但还是没躲过下一波，而且那次居然是莫言无意中把我 “牵扯”进来的。 常州市委宣传部王志新打电话请我去讲一讲 《诺贝尔文学奖和 〈聊斋志异〉》。他说，想到做这个报告也是受莫言的提醒。原来他查到，有一次莫言在淄博做报告时说：“我的《生死疲劳》开头写一个人在地狱鸣冤叫屈。我写时就想用这样的方式向祖师爷蒲松龄致敬。北京的批评家看不出来，马瑞芳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她说，莫言你这是向蒲老先生致敬呢。山东有位作家批评我装神弄鬼，我写了首打油诗回应，‘装神胜过装洋葱，弄鬼胜似玩深沉。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听了这段趣闻，我对常州的朋友说，文学创作和研究是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当代文学评论家看不出 《生死疲劳》和 《聊斋》的渊源，可以理解；我研究 《聊斋》几十年，自己又写小说，要是我也看不出来，岂不是比狗熊它妈还笨？ ■一个人的学问并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学位，而在于他所掌握的知识 其实山东大学最有资格谈莫言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称之为 “小贺”的贺立华教授。他早在莫言起步阶段就和莫言交往密切，做有关莫言的资料收集和专题研究，因此还曾颇受非议。 2001年贺立华开始跟莫言合带研究生。贺立华是有心人，他居然保留着2006年我谈莫言文学的一封电子邮件，而我自己早就忘了。 我在信里写：“小贺：我和牛老师这两天认真地看了莫言发表在 《文艺报》上的长文，牛老师说，‘莫言越来越像大师了’。莫言在我眼中本来是个没有多少学问却相当有才气的作家，现在看来我当初的看法是有成见的。莫言很喜欢学习而且很善于学习。一个人的学问并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学位，而在于他所掌握的知识。莫言好学深思，既学今亦学古，既学中亦学外，这样的作家才会有大出息。刘白羽是这样的作家，莫言也是。” 贺立华把我的信转给莫言，把莫言的回信转给我。可惜当时因为我的信箱容量太小，没收到。时隔6年，贺立华将这些通信又发给我。我看后对运清说： “我还以为当年我是因为看了 《生死疲劳》大发议论，原来不是。没想到是你预言莫言越来越有 ‘大师像’，并不是我。哈哈！” 2006年让我们对莫言刮目相看的，其实是他在大江健三郎来华时与中国作家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从发言中可以看出莫言的阅读范围、美学追求和创作趋向。比如他说：“大江先生不是那种能够躲进小楼自得其乐的书生，他有着像鲁迅那样的疾恶如仇的灵魂。他的创作，可以看成是那个不断地把巨石推到山上去的西绪福斯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不合时宜的浪漫骑士堂吉诃德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夫子的努力，他所寻求的是 ‘绝望中的希望’，是那道 ‘透进铁屋的光明’。这样一种悲壮的努力和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更强化为一种不得不说的责任。” 短短一段话，集纳了多少信息？希腊神话、西方经典作家、孔子、鲁迅。莫言总结说，大江先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立志 “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他写作新小说时只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这难道不正是莫言的追求？ ■“我从蒲松龄先生身上学习到的，就是要从古典文献里面汲取创作的营养”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自称是 “讲故事的人”，深受故乡讲故事前辈蒲松龄的影响，他说，“我是他的传人”。 莫言致辞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大意是，8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破庙。天空雷声紧、火球滚，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有人说，我们中肯定有人做了亏心事，咱们把草帽丢出去，哪个人的草帽被吹走，哪个人就出去接受惩罚。草帽丢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吹走了。另外7个人把他抬起来，丢到庙门外。此人刚被扔出，那座破庙便轰然坍塌。 这个故事的范本是《聊斋》故事《孙必振》，英文版译作《东方的约拿》：“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莫言还不识字时，就听爷爷给他讲《聊斋》故事，讲高密老鼠精、狐狸精的故事。他家的线装本《聊斋志异》，都被莫言翻烂了。2010年莫言在一次讲座时说：“几十年前我没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蒲松龄，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莫言十几岁辍学在家放牛，他有首忆往昔的打油诗：“少小辍学业，放牧在荒原。蓝天如碧海，牛眼似深潭。河底摸螃蟹，枝头掏鸟卵。最爱狐狸精，至今未曾见。” 莫言的家乡有红高粱，更有文学渊源。清代乾隆年间“高密诗派”影响全国，代表人物李石桐、李叔白、李少鹤都是高密人。“三李”诗是中国历史上寒士诗的杰出代表。高密地方戏曲茂腔(又称猫腔)家传户唱、脍炙人口。高密讲《聊斋》之风尤盛。莫言去台湾演讲，给台湾报纸写《学习蒲松龄》，里面提到：“《聊斋志异》里有好几个故事就是当年我的老老爷爷讲给蒲松龄听的。”后来莫言坦承：“这是我的捏造。”他说，他在农村做社员时参加劳动，常听村人讲妖狐鬼怪故事，后来读《聊斋》发现这些故事都在里面。看来是村里的知识分子读《聊斋》后讲给他们听的。莫言熟悉并赞赏《聊斋》里神鬼狐妖的女性形象，他说，《红高粱》里“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2007年，莫言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他当时在国外，没法去领奖。后来，他给山东理工大学做讲座时念了两首打油诗：“空有经天纬地才，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无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聊斋垂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莫言说：“我不自觉地遵循了蒲松龄先生所一直实践的创作道路，从生活出发，从个人感触出发，但是要把个人生活融入到广大的社会生活当中去，把个人的感受升华成能够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普遍感情。我从蒲松龄先生身上学习到的，就是要从古典文献里面汲取创作的营养。” 蒲松龄对莫言小说的影响随处可见。《檀香刑》用“狗肉西施”眉娘和“三爹”的关系——亲爹孙丙、公爹赵甲、干爹钱丁——结撰故事，次要人物小甲有特异功能，能看出人物原形：妻子眉娘是白蟒；父亲赵甲是黑豹；县令钱丁是白虎……这些描写与《聊斋》故事《梦狼》何其相似：白翁梦中看到儿子在官衙里站着坐着都是狼；在金甲使者面前，白翁做县令的长子变成猛虎。蒲松龄据此发出“官虎吏狼比比也”的喟叹。 《檀香刑》师法《聊斋》又不局限于《聊斋》，小说分“凤头”、“猪肚”、“豹尾”三部分，是借用元代乔吉作词法概念；“眉娘”名字借自“武媚娘”，性格像《聊斋》妩媚的恒娘；章前有“猫腔”唱段，像《金瓶梅词话》的写法。莫言学传统不是食古不化，搞杂凑的一锅，而是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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