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当代中国诗歌的四种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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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波，1976年出生，江苏泰兴人，现居北京。1998年发表《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引发中国先锋诗界“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大论争。199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并成为该诗歌论争中“民间立场”一方的中坚人物之一。2000年受邀成为广州出版社《中国新诗年鉴》编委。2004年出版诗集《心藏大恶》。2010年出版长诗《蝴蝶》。 ◎内容简介诗集《命令我沉默》除去序言和编后记以及沈浩波诗歌创作年表之外，包括五个章节，收录了诗人1999年至2012年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其中第一部分《请让我紧紧地抱你》收录了诗人30首书写爱情和亲情的作品；第二部分《少女赋》中的20多首诗歌勾画出一幅女性群像；第三部分《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和第四部分《诗人在他的时代》是整本诗集最驳杂、充实的部分。 上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青年诗人沈浩波的诗集《命令我沉默》。该诗集收录了诗人近14年来的优秀诗歌作品，诗人观察、感受、书写着那些他周围的事物，用敏锐的触觉探知着生命深处最隐秘的真相。他不单是在表达一种姿态，还试图去抵达神性的所在。在他的诗歌中，你能感受到世界的残酷、深刻、美好和无限。今日，本报《悦读周刊》重点介绍沈浩波的这本诗集。 ◎序言 当代中国诗歌的四种虚荣心 ◎沈浩波 我所说的四种虚荣心，指的是当代中国诗歌中普遍存在、渴望用某种姿态进入诗歌史的虚荣心，并且中国当代诗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虚荣心，构成了倾轧、分野，进而演变成不同、固步自封的宗派。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以下四种：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 我不认为有这些虚荣心是坏事，也不认为完全没有这些虚荣心的写作就是更纯粹的写作。相反，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虚荣心和由此带来的诗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具备了强烈的文化意志和个人辨识度，使他们不仅仅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人，更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诗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虚荣心和野心带来的诗学偏执，很容易变成对诗歌的伤害。诗人们囿于自身的固执、狭隘和偏见，将虚荣心膨胀为写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类”皆视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着在诗歌上的虚荣心变成了执念这种强烈的外在执念，压倒诗歌本身，形成负面吞噬，令有才华的诗人在写作上无法寸进，甚至不断倒退。 近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损耗很大。汉语诗歌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诗人与诗人交流和沟通的最低标准，无法建立起码的共识。不绝于耳的各种争吵，大部分与诗歌关联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义。 每一种虚荣，都有一条非常容易进入的歧途。 政治虚荣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诗歌沦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存天理、灭人性，用强大的政治、道德武装自己，而事实上却放逐了诗歌本身。政治正确的嘴脸、由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嘴脸、以社会道德良知作为写作合法性的嘴脸，本来就是诗歌的天敌。这种歧途进一步导致诗人内心的干燥，越社会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确就越偏离诗歌。以政治虚荣心为写作依据的思潮，近年来有卷土重来之势。带着投机的欲望，不少诗人的政治虚荣心在写作中开始上升。 我并不反对有限度的政治虚荣心，我也是一个愿意对时代和社会保持敏感、保持关注，乃至随时以写作介入的诗人。但在这样的写作中，诗歌应该大于政治虚荣心，政治虚荣心应该对诗歌起到正面作用。残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诗人以取消诗歌本身的规律为代价，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地杀了过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确、非此即彼的反抗、陈词滥调的嗫嚅，几乎取消了诗歌的一切敏感、湿润。 21世纪初，我和我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下半身诗歌运动”，形成了一种先锋性写作潮流。其后，中国诗歌洋溢着“向下”“崇低”的写作思潮，与“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结合后更是泛滥成灾。很多人当时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这些“向下”“崇低”批评居多。殊不知，在我看来，再怎么先锋，也不能使先锋沦为标签和形式，不能令对先锋的追求外化于诗歌。我也曾因这种先锋的执念，有时剑走偏锋，好勇斗狠，不惜代价强行披挂先锋外衣。这样的写作尝试与内心严重脱节，变成了一列脱轨的火车。如何将先锋性控制在与内心匹配的范围内、控制在诗歌写作内在逻辑的轨道上，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绝非一味“向下”那么简单。 上文提到的政治虚荣心和先锋虚荣心的持有者大抵是诗歌写作中的激进派。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持有者更像是诗歌写作中的保守派。在这四种虚荣心中，我最讨厌的是过度体现的文化虚荣心。我甚至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利用文化文饰诗歌的投机，更站在了诗歌本质的对立面、站在文化的真实含义的对立面。文化虚荣心本身就是歧途，技术虚荣心则是诗人在对技术的高度迷恋过程中逐渐失去控制，走入歧途。 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技术虚荣心的膨胀与泛滥，是我目力所及的中国当代诗人最容易陷入的写作歧途。我看到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一旦陷入，立刻获得合法性、道德优势或诗歌的政治正确，固执无比，再也不能返身，不能单纯而本质地面对诗歌，这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提醒。 这么多年来，我的写作发生在中国当代诗歌最直接的写作现场，无时无刻不与这些虚荣心同在，这些虚荣心也无时无刻不对我施加影响。我看到了它们，我从中汲取很多营养，但警惕得更多，也作出取舍。之所以用这篇文章作为诗集《命令我沉默》的序言，一是因为这是我这两年思考得较多的课题，二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写出了自己的诗歌追求。（本文有删节） ◎精彩诗摘 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
我们那儿是一片很大的农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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