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雷平阳《杀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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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狗的过程 ◎ 品荐：沈浩波
这应该是杀狗的 品 最近几年，雷平阳连续出版的两部诗集，一部叫《云南记》，另一部叫《出云南记》。他几乎写遍了云南的大河、山川、村寨、丛林、老虎、麂子、巫师、老妇、幽灵、鬼魂。他是在乎诗歌功能性的诗人，像创作木版画一样写诗，用雕刻镂凿的手艺，记录云南的一切。尤其是那些存在于隐秘中的，正在消逝的部分。 他有版画家的耐心，说书人般对故事的敏感，还有一种为正在消失的世界作史立传的野心。他为丛林和树木作传，为乌蒙山和哀牢山作传，为红河和怒江作传。但无论是作传还是写史，最动人的，永远是其中的“人”。 在《电线杆下的约翰》一诗中，他写一位长眠于地下的传教士约翰，盗墓贼挖开他的坟墓，从一堆白骨的手中，抢走刻写着《圣经》的象牙；在《在勐昂镇，访佛爷》一诗中，他写一个老和尚，六十年前遁入空门，四十年前为赡养父母还俗，十年前因妻离子散，撑着一把雨伞，再次遁入空门，他写这位正慢慢变枯的老僧，枕边堆着的那些经卷，有汗味，烟尘，也弥漫着一个老人羞于启齿的孤独；《在蛮耗镇》一诗中，她写一位老妇，年轻时，与从这里骑马北上的红军团长短暂的相爱，守着团长送的一支驳壳枪，度过了60年的时光；在《哀牢山的雨季》中，他写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被山上的土匪用五斤鸦片请上山，为自己的母亲写碑文，他写的碑记，至今仍然深藏在哀牢山的荒草丛中，有着“我们久已生疏的华美、哀叹和感恩。” 雷平阳的云南，不是云南的城市，而是与现代文明反向的，埋藏在山野中的蛮荒，是仅存的蛮荒，正在被文明取代的蛮荒。因此雷平阳的诗歌，也像是在做碑，在碑上记录这荒野中历史的残片。但这并不是说，雷平阳是一位反现代文明的诗人，事实上，在雷平阳的诗中，并没有太多的所谓原始与现代，自然与工业的二元对立。他只是试图与这些即将消失的事物对话，甚至融入其中，感受和挽留那种处于时空夹缝中的荒凉。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自然诗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人文诗人”。 我尤其喜欢他那些诗中有人，人有故事的诗歌。在这些诗中，他用故事为人写史，用人为这残留的莽荒中的文明立传。只要有人，则无论是在纽约、伦敦、上海、东京，还是在勐腊、哀牢山、澜沧江、基诺山，就都有同样的灵魂。诗人在为灵魂作传，为承载这些灵魂的土地记录残史。在人的飘荡的灵魂面前：哪里的世界不是世界？何处的人生不是人生？什么是蛮荒？什么又是现代？一列火车和一只奔跑的麂子，到底又有什么天大的区别？
不同的环境，赋予了这些灵魂不同的故事。雷平阳在诗歌中祭奠这些死去或者仍然活着的鬼魂，其背景是万物有灵的原始。对于诗歌而言，也就被涂抹上了一层神秘的油彩，这也构成了雷平阳诗歌的魅力。在《吝啬鬼》一诗中，他写一位姓徐的老鳏夫： 这首诗中，除了鬼魂护米，道士挥剑的“荒诞不经”带来的异质感，也体现了雷平阳在诗歌中讲故事，在诗歌中扮演说书人的偏好，和实现这种偏好时所体现出的叙述的耐心。雷平阳的叙述，不往聪明取巧里写，不往轻薄潦草里写，一笔一划的刻凿，像铁匠打铁，石匠刻碑。这种写法，有一种粗拙的、野生的文体感，像村寨中原住民喝酒的粗瓷碗，配合着莽荒深处的云南背景，相得益彰，形成了鲜明的风格。 当代诗人越来越重视叙述在诗歌中的作用，但很少有诗人像雷平阳这样，有在诗歌中讲述完整故事的企图。通常状况下，叙述是诗人让诗歌具备现代质感的一种语言手段，但在雷平阳的很多诗中，叙述的功能被放大到用来写史立传。从这个角度讲，他有点像古代的行吟诗人，最初的诗人，用诗体语言记录历史的说书式诗人。而他所选择的题材——文明边缘，莽荒深处的云南——恰好也具备了这种古典的原始感。这是一种天然处在某种沉寂的，被时间遗忘的，渴望被表达，被记录，被呈现的原始，恰好碰到了一位有足够耐心的，爱讲故事的方式写诗的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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