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译诗与写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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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诗与写诗之间 ——读《戴望舒译诗集》 王佐良
一
《译诗集》内容丰富而又重点突出。丰富,因为其中颇有出人意外的作品,例如很难想象戴望舒会去翻译叶赛宁,然而他译了,而且译得颇有吸引力,例如:
当然,他译得最多的是法文和西班牙文作品。以法文作品而论,重点是象征派和后象征派,但也包括了爱吕亚(Paul Eluard)的诗14首,其中有那首有名的《公告》: 西班牙文作品中,这种抗战气息浓厚的作品更多。实际上,有八首诗另成一束,其标题就是《西班牙抗战谣曲抄》,这当中有阿尔倍谛的《保卫马德里、保卫加达鲁涅》。
这些说明:在30年代后期,戴望舒已经走出雨巷,渴望用他自己所掌握的一点写诗译诗的本领,为反法西斯斗争服务。他已经清楚,在中国和在西班牙,进行着的是同一性质的斗争。戴望舒、爱吕亚、阿尔倍谛等人毫无疑问都是“现代派”,这也可见现代主义决非右派、法西斯倾向者的独占物。 在戴望舒之前,曾经有一些人译过《恶之花》,但他不满意,因此要自己动手来译;在戴望舒之后,又有一些人译了《恶之花》,但这一次是我们不满意了,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达到戴望舒当年的水平。
戴望舒译的并不多,一共24首,仅占全书1/10。但这24首,首首是精品。译者向他自己提了极严格的要求:
“笨拙”是过谦。事实上,我们读到了这样出色的译诗:
波特莱尔的拟人式抽象名词曾使别的译者感到困惑,却没能难住戴望舒。请看: 这样的契合难求!其原因之一在于:戴望舒看出波特莱尔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若干似乎相对抗的品质的结合,例如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他的古典主义见于他的精致,严格,对形式和格律的关注;他的现代主义见于他精神上的深刻性——深刻到曾使艾略特一厢情愿地以为他是在“从后门进入宗教”;也见于他对于新的音韵、形象、新的拼合和对照方式的不倦的追求,也就是用新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新的敏感的巨大努力。而戴望舒之所以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在他身上也有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中国诗歌传统和西欧现代敏感的结合。对于戴,译诗是写诗的一种延长和再证实。他把多年写诗的心得纳进他的译诗,从而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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