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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访谈(3)

  采访者:你有过一段不需要工作的时间吗?

  卡佛:有过一年。那一年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小说集《请你别说了,可以吗?》里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那一年里写成的。那是1970年还是1971年,我在帕罗奥多的一个教科书出版社工作。这是我的第一份白领工作,这之前我在萨克拉曼多的医院里打扫厕所。我一直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做着编辑,这个当时叫SRA的公司决定做一个大规模的重组。我计划辞职,正在写辞职信呢,突然就被解雇了。这样的结果非常好,我们在那个周末邀请了所有的朋友,开了个“解雇”派对。一年里我不需要工作,我一边领失业金,一边拿解雇费,我妻子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完成了她的本科学位。那是个转折点,那段时间,是一段很好的时光。

  采访者:你信教吗?

  卡佛:不信,但我不得不相信奇迹和复活的可能性,这一点不容置疑。每天醒来都让我高兴,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早点醒来的原因。在我喝酒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睡到中午或更晚,常常伴随着颤抖醒来。

  采访者:你后悔那些倒霉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吗?

  卡佛:我现在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没有后悔的资本,那部分生活现在已经过去,我无法后悔它们的离去,我只能生活在当下。过去的日子确确实实地远离了,它们遥远得就像发生在我读到的一本19世纪小说里的人物身上的事情。每个月里我不会花超过5分钟的时间去回想过去。过去是个陌生的国度,人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世事不可避免,我真的觉得我有两个不同的生命。

  采访者:能否谈谈你在文学上受到的影响,至少给出一些你钦佩的作家的名字?

  卡佛:欧内斯特•海明威算一个。他早期的短篇,如《大双心河》、《雨里的猫》、《三天大风》、《士兵之家》等等,很多很多。契诃夫,我想他是我最钦佩的作家,但有谁会不喜欢契诃夫呢?我这里说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不是话剧,他的话剧对我来说进程太慢。托尔斯泰,他的任何一篇短篇、中篇以及《安娜•卡列尼娜》。不包括《战争与和平》,太慢了,但包括《伊凡•伊里奇之死》、《东家与雇工》、《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托尔斯泰是最棒的。艾萨克•巴别尔、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人》,约翰•契弗。《包法利夫人》,去年我重读了那本书以及新翻译的福楼拜在创作——无法用其他的词来形容——《包法利夫人》时期写下的信件。康拉德(Joseph Conrad),厄普代克的《破镜难圆》。有些好作家是我近一两年认识的,像托比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他的短篇小说集《北美殉道者的花园》简直是好极了。马克斯•斯库特(Max Schott)、博比•安•梅森(Bobbie Ann Mason),我提到她了吗?嗯,她很棒,值得再提一遍。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V. S. 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多

  年前我从契诃夫的一封信里读到让我感动的东西,那是他给众多来信者其中一位的忠告。原文好像是这样的:朋友,你不必去写那些取得了非凡成就、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要知道那时我正在大学里,读着有关公主、公爵、征服和推翻王朝有关的戏剧、塑造英雄的宏伟巨著以及写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英雄的小说。)但读了契诃夫这封信中所说的,以及他的其他信件和小说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没隔多久,我读到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的一部话剧和几篇短篇小说,他用作品强调了契诃夫所说的东西。我有很多算得上是好朋友的朋友,其中的一些是很好的作家,有些没有那么好。

  采访者:遇到那样的情况你怎么办?我是说,如果你的一个朋友发表了你不喜欢的东西,你怎样来处置?

  卡佛:我会什么都不说,除非这个朋友问我,我希望他不要来问我。如果被问及,你一定要用一种不伤害友谊的方式来说。你希望你的朋友顺利,尽他们的能力写出最好的作品。但有时他们的作品会令人失望。你希望他们一切顺利,但你担心情况可能不是这样,而你又帮不上什么忙。

  采访者:你怎么看道德小说?我想这肯定会涉及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以及他对你的影响。我知道多年前你在洪堡州立大学时曾是他的学生。

  卡佛:是的,我在《安泰俄斯》那篇文章里说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一本名叫《如何成为小说家》的引言里,我作了更多的说明。我认为《论道德小说》是本不错的书。尽管我不完全同意里面所有的东西,总的说来他是对的。其中关于书的目的那部分比对还活着的作家的评价部分要好。这是一本肯定而不是贬低生活的书。加德纳对“道德”的定义是对生活的肯定,他相信好的小说是道德小说。这是本有争议的书,如果你喜欢争论的话。不管怎么说,这本书非常的有才气。我觉得他在《如何成为小说家》那本书中更好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没有像在《论道德小说》中那样去批评其他的作家。他发表《论道德小说》时我们已有好多年没有联系了,但他的影响,当我是他学生时他灌输给我的生活理念至今还存在,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愿意去读那本书。我担心会发现自己这么多年写作的东西是不道德的!你知道我们几乎有20年没见面了,直到我搬到雪城后才又见面,他住在宾汉姆顿,我们相距70英里。那本书出版时书和他本人都受到了攻击,他触动了某些敏感的东西。我恰好认为那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采访者:读完这本书后你是怎么评价你自己的作品的?你写的是“道德”小说还是“不道德”小说?

  卡佛:我还是不太确定!但我听到过别人的评论,他本人也告诉过我,说他喜欢我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新作品。这让我十分欣慰。去读《如何成为小说家》吧。

  采访者:你还在写诗吗?

  卡佛:写一点,但不够多,我想多写一点。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6个月左右吧,我什么诗都没写,我会很紧张,开始琢磨我还是不是一个诗人,或我是否再也写不出诗来了。通常这时我会坐下来,努力去写几首诗。今年春天将要出版的《火》这本书里有我想保存下来的所有诗歌。

  采访者:它们如何相互影响?写小说和写诗?

  卡佛: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写诗和写小说同样地感兴趣。读杂志时我总是先读诗歌,然后再读小说。最终,我不得不做个选择,我选择了小说,对我来说这是个正确的选择。我不是一个“生就”的诗人。除了白种美国男性外,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是“生就”的。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偶尔为之的诗人,这个我可以接受,这比什么样的诗人都不是要好。

  采访者:名声对你有怎样的改变?

  卡佛:这个词让我感到不自在。你看,我开始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那么低,我是说一辈子写短篇小说能有多大出息?由于酗酒我没有什么自尊心。这些随之而来的关注不断地让我感到惊讶。但我对你说,自从《我们谈论什么》被接受后,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随之发生的所有好事都促使我去写更多和更好的作品,这是个极好的鞭策。当这些来临时我正处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的时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感到更加的强壮,对未来的方向也更加确定了。所以说“名声”——或者说这个新得到的关注和兴趣——是个有益的东西,在我的信心需要增强时,它增强了我的信心。

  采访者:谁最先读你的作品?

  卡佛:苔丝•嘉拉佛,如你所知,她本身是个诗人和短篇小说家。除了信件外我什么都给她看,我甚至也让她看过几封信。她有一双极好的眼睛,能进入到我写的东西里去。我等到把小说修改得差不多了才给她看,这往往已经是第4或第5稿了,她然后会去读其后的每一稿。到目前为止我已将3本书题献给她了,这不仅仅是一种爱的象征,也表达了我对她的尊敬和对她给予我的灵感与帮助的一种承认。

  采访者:戈登•利西(Gordon Lish)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知道他是你在克诺伯福12出书的编辑。

  卡佛:就像我70年代初期在《时尚先生》发表小说时他是我的编辑一样,但我俩在此之前就是朋友了。那是1967年还是1968年,在帕罗奥多,他在我上班的公司街对面一家发行教科书的公司工作,就是那家曾解雇我的公司。他不需要坐班,大多数时间在家里办公。他每周至少请我去他那儿吃一顿午饭。他自己什么都不吃,只为我做点饭菜,然后在桌旁徘徊,看着我吃。这让我很紧张,你能想像得到,我最终总是在盘子里剩下点什么,而他最终总是把剩下的吃掉,他说这和他长大时的环境有关。这不是一个单一的例子,他现在还这么做,他请我外出吃午饭,除了一杯饮料外,自己什么都不点,然后把我盘子里剩下的都吃完!我还见他这么做过一次,那次我们4人在俄罗斯茶室吃晚饭,饭菜端上来后,他看着我们吃。当他发现我们把食物剩在盘子里后,就立刻把它们吃掉。除了这个怪癖外,其实这只是有点好笑而已,他是个对稿件的需要非常敏锐的人,是个好编辑,也许是个伟大的编辑。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编辑,我的朋友,我为此感到高兴。

  采访者:你会考虑写更多的电影剧本吗?

  卡佛:如果主题与我和麦克•希米罗13刚完成的这个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剧本一样有意思的话,我当然会写。如果不是的话,不会去写。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会。

  采访者:报酬很丰富。

  卡佛:是的。

  采访者:那辆奔驰就是这么来的。

  卡佛:正是。

  采访者:那《纽约人》呢?当你开始写作时你有没有给《纽约人》投过稿?

  卡佛:没有,我没有。我当时不读《纽约人》。我把小说投给一些小杂志,有时会被它们录用,这让我开心。我有某一类的读者,你知道吧,尽管我从来没和任何一位读者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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