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回忆录《记忆看见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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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他们熟睡的时候给上帝打电话。 他少年时代喜欢去博物馆，他提到的一个动物博物馆。我似乎也去过，那时候我也许是五岁或者四岁，我看见了恐龙的排骨。光线阴暗的大房间里，我紧紧抓着父亲的手。 远古的骨骼给我高大的印象。后来我只看见小骷髅。 他的博物馆还在，我那个早已灰飞烟灭。 他的历史里面充满花园。这令他轻吗？ 花园。关于这方面的虚构在我们之间不乏天才。 贫乏使虚构发达。专制是隐喻的温床。 但我们的心智也同样成熟了，虽然时代一直以幼稚为荣。 那时候我还没有花园。而这位托马斯是一生都生活在花园里的诗人。 忽略了这个在场，也就忽略了托马斯。 我可以热爱他，但我不会写那样的诗。太做作，太做作了，当你一面在稿纸上涂改，一面想着这样写会不会惹上麻烦。 我于1970年开始写诗。如果我那时候就像托马斯这样写，我可写不到今天。 印度的某种仪式上，巫师一直在重复某种已经流传了七千年的神秘发声。无人知道这些声音的含义，但流传了七千年。 天地无德，无意义是开始。 写作是第二性的，意义被语言召唤出场。 第一个巫师毫无意义。 第二个巫师也许要取悦某人，女人、情人或者长老。他唱出了点意思，他或许唱给那乳房微敛的女子听，取悦于她，你美啊。这就是写作。 写作就是从世界中出来，从哪个世界中出来，这很重要。或遮蔽，或敞开，这取决于诗人的世界观。 召唤意义出场成为写作的原罪。 无意义的时代结束了，作者们迷失在意义的迷宫，因此回到无意义，成为写作的终极追求。写作无法不充满意义，与意义的斗争令人筋疲力尽也乐趣横生。 托马斯简洁地说他的一生，每个时期说出几个要点，构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无法将此人与龙马岛上那位一边喝葡萄酒、一边用指节敲一个掉在桌上的老苹果的先生联系起来。但他仿佛是我的同学，我就是那个喜欢收集啤酒标签、火柴盒标记、邮票的帕勒。我收集过，在革命前，邮票、糖果包装纸，后来我把全部邮票送给我少年时代的朋友罗里克，他家是越南人，他姐姐满头金发。 他在写死者。回忆录就是在写死去的自己，一些要点，他为何记下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他没有提到女人。 他来昆明的时候，我们去一个奇怪的城堡前面念诗。后面有一只不会响的喇叭。 他每天都溜进图书馆去，“持续了好几年”。他还不是成人，使用他舅舅的成人借书证。 他在小学时拼错了一个词，过了20年还在想应该怎么拼，他的思想多么集中，心无旁骛。 我练习过的一种写作是怎么写检查。如何掌握这种新式的中国文体。既交代了罪行又轻描淡写。我写过多次。 这本回忆录就像俳句。意味着。 书的最后是马悦然翻译的托马斯早年的诗： “车轮停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墓”。 2013年6月3日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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