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兰：奥斯威辛之后的伟大诗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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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奥斯维辛，不可能的哀悼 “奥斯维辛”给策兰造成了永久的创伤，尤其是他自己父母的惨死。此后策兰的全部创作都立足于哀悼，纵然如同德里达在谈论策兰时所说，这又是一种“不可能的哀悼”。这种“不可能的哀悼”，还可以和阿多诺那个著名的说法“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联系起来思忖。 因此，“奥斯维辛”之后写什么诗？或，怎样写诗？阿多诺并没有说就不能写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的前提应是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不仅是对凶手，还是对文化和艺术自身的重新审视和批判！ 我想，正是阿多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那种彻底的文化批判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策兰在《死亡赋格》之后重新审视自身的创作。《死亡赋格》问世后在德语世界广被接受和“消费”的情况（它被上演，被谱曲，被选入中学课本和各种诗选，在电台和电视台朗诵，等等），也引起了策兰对自身创作的怀疑和羞耻感，在他1955年出版的诗集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无论你举起哪块石头—— 你都会让那些 需要它保护的人们暴露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策兰后来的创作在变。他后来甚至拒绝人们再把《死亡赋格》收入各种诗选。他要求一种“更冷峻的、更事实的、更‘灰色’的语言”，“不美化也不促成‘诗意’”。他没有以对苦难的渲染来吸引人们的同情，而是以对语言内核的抵达，以对个人内在声音的深入挖掘，开始了更艰巨、也更不易被人理解的艺术历程。 这种自《死亡赋格》之后的深刻演变，使策兰成为一个“晚词”的诗人。策兰曾自造“晚嘴”（spaetmund）、“晚词”（spaetwort）、“偏词”（Nebenwort）这样一些词或意象。这些都是他后期诗歌中核心般的东西。据策兰的传记作者费尔斯蒂纳提示，策兰的“晚嘴”乃出自于荷尔德林《面包与酒》一诗：“可是朋友！我们来得太晚了。诸神虽活着，/但却在高高的头顶，在另一个世界……”对于荷尔德林，“来得太晚”意味着生活在神性隐匿的“贫乏时代”；对于策兰呢，“奥斯维辛”后的写作更是一种幸存的“晚嘴”的言说！ 不仅如此，在其后期，策兰还要以对“偏词”的发掘，以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翻译和自身希伯莱精神基因的发掘，从德语诗歌版图中偏离并重建自己的精神谱系。“以这休耕年的玫瑰/家意味着无地”（《失落的高世界》），策兰的玫瑰，已不同于里尔克的玫瑰了。它昭示着一条穿越语言和文化边界的艰途和伟大之途。 德里达曾称策兰创造了一种“移居的语言”，策兰的诗，在他看来就是“我们这个充满移居、流亡、放逐的移居时代痛苦的范例”。策兰还属于德语文学吗？属于。但他属于德国文学中的“世界文学”———那种歌德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4 以生命喂养创伤 1970年4月20日夜，正如人们已知道的结局———塞纳河，米拉波桥。这一次策兰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给一出命运悲剧画上了句号。 没有遗书。 在策兰那里，一切早就被写下了。在他写于1962年9月的《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一诗中就有这样一节： 来自那座桥 来自界石，从它 他跳起并越过 生命，创伤之展翅 ——从那 米拉波桥。 米拉波桥为塞纳河上的一座桥，策兰所热爱的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曾写过一首著名的《米拉波桥》。策兰后来也正是从这座桥上投河自尽的。的确，那是生死之界，此世与彼世之界，“创伤展翅”之所在！似乎走到这一步，策兰所一直忍受的创伤也变得要破茧而出了！ 在著名作家、诗人、策兰早年在维也纳时期的恋人英格褒·巴赫曼（1926—1973）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继续。著名作家加缪也视策兰之死为“社会谋杀”。这里还有令人惊讶的一点：4月20日，恰好是另一个人的出生日，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的确，策兰的纵身一跃可视为一种终极抗议。但策兰之死远远不止于这种社会学上的意义。更多地了解了他的创作，我们就知道：他可以那样“展翅”了，他的全部创作已达到了语言所能承受的极限，或者说，他的创伤已变得羽翼丰满了。他结束了自己，但也在更忠实、也更令人惊叹的程度上完成了自己。 在谈论贝多芬时阿多诺曾这样指出：“最高等艺术作品有别于他作之处不在其成功———它们成了什么功？———而在其如何失败。一件艺术作品的失败如果表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这作品反而伟大……这法则决定了从‘古典’到晚期的贝多芬的过渡”。（《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彭淮栋译，台北联经） 这法则同样决定了策兰从早期到晚期的过渡，决定了策兰之死以及一切“诗人之死”。 策兰以他一生痛苦的摸索，达到了这个点，通向了这个点。作为一个诗人，他的伟大，正在于他以生命喂养他的创伤，他让它孵化成诗。他成全了他的创伤，而他的创伤也造就了他：它携带着他在人类的痛苦中永生。让我们纪念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 □王家新（诗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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