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异端的锋芒：80年代诗歌精神(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梁雪波
2013-09-06 08:49
阅读次

　　文学自律。在80 年代前期，关于“新诗潮”的“崛起论”建构仍然处在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之中，文学的内涵由其所抗衡的政治主题的反面而决定。其诗学理论以及相关的批评范畴，实际上没有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体制，而形成新的自我表述方式。对此，北岛后期也有所反省，承认自己80年代的诗歌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回声”。“第三代”以去政治化的语言革命为路向，他们强调形式革命和语言的自觉，开始构造文学的“自足性”内涵，文学不再作为政治的附庸，而是以语言为中心，并试图剥离道德、宗教，甚至文化的强制与覆盖，让诗歌从工具论的束缚中跳脱出来，回到审美/审丑的道路上，也就是回到属于诗歌的自在自为的独立领域。作为80年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的“非非主义”有着超前的语言意识，“非非主义”创始人周伦佑认为“语言是传统的主要负载者，集体意识的形态化便是通过语言实现的。”⑤因此，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变构去超越语言，“非非主义”提出的“前文化”、“语言变构论”、“反价值”等理论，前所未有地建构起一套具有本体论色彩的系统而自足的诗学体系，成为“第三代”诗潮最重要的理论收获。在诗歌文本方面，“第三代”奉献出了一批充分体现文学自律性的风格卓异的作品，例如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头像》，李亚伟的《中文系》、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等等，现在都已成为当代汉诗的经典之作。

　　笑的艺术。文革后，作为一个悲剧时代的幸存者需要一种强力打破历史的阴影，以呼应新的发展前景，因此那时的诗人普遍具有高昂的英雄主义气质。80年代中后期，一批年轻作者成长起来，他们身上没有父兄那些沉重的创伤记忆，在西方文化思潮的熏染下，他们更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开放，乃至亵渎权威、玩世不恭。当朦胧诗人穿过广场表情凝重地寻找精神出路的时候，“第三代”诗人却集体发出了戏谑的笑声。这笑的美学乃是一种幽默的美学，具有典型的平民化色彩。“第三代”普遍具有反崇高、反文化、反精英的立场，他们在诗中动用了游戏、狂欢、戏仿、反讽、怪诞、黑色幽默等等艺术手段，以拆解由理性主义施加于个体的强大压力，使生命个体从异化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因此它首先是一个生存策略的问题，同时作为一种写作策略成为抗衡现代理性权威和“新诗潮”写作范式的突破路径，一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和诗学理念在“第三代”中初步形成。在西方自柏拉图以降，关于笑的理论和创作有着十分宽广的发展路向，与之不同的是，中国走的是一条去伦理化的器用路线。而对于一个极权社会，笑，具有颠覆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的奇特功效，因为专制体制总是不会笑或不敢笑的，它招摇的肚皮和绷紧的气球有着同构的效果。因此来自平民的笑声就犹如一枚不经意的针刺，能轻易地解构谎言和假象，让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暴露无遗，同时又能避免因直接对抗而可能给写作者带来的风险。如果说政治制造的是悲歌，那么诗人则创造笑的美学，在娱乐尚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到日常生活的80年代，“第三代”提前宣告了一个喜剧时代的到来。

　　人文互证。关于诗人形象，柏桦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诗人比诗更重要，而诗只是诗人一生的精彩注脚。博尔赫斯也说过“一个诗人要在诗歌中留下他自己的形象”。 80年代诗人普遍具有清晰的形象，也就是说文本与人本差不多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在诗歌学徒期，我一面阅读他们的诗歌，一面在书本上搜寻着他们的肖像，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做着“人文互证”的工作，并常常享受到验证的乐趣。北岛不苟言笑的清瘦形象不是和他诗歌的冷峻硬实、深度怀疑和单一的形制相吻合吗？杨炼纷披的长发和一袭风衣使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文化巫师。周伦佑眯缝起双眼像凌空俯视的鹰，而阔大的前额和嘴角则显示出卓识与雄辩的天才。骆一禾穿着一身白衣坐在海边，飘逸、温和、阳光，满怀自信的诗歌远景。海子实际上是一位身材矮瘦的小个子却蓄着密集的胡须，显得脆弱而蛮性。而顾城直到自杀事件之后，我才注意到原来他一直戴着一顶超现实主义的帽子。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80年代初，欧阳江河在成都和柏桦第一次见面，临走的时候，柏桦说：“欧阳江河，如果你要像你说的那样，把诗写好，我只给你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再也不要穿这件毛背心了。”⑥服饰（形象）可以改变一个诗人的写作，这个逻辑很有意思。事实上，研究文学应该具有“人文互证”的眼光和“知人论世”的视野，即将文本与作者的人文素质、人格状况、生活阅历、现实经验等等关系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价值准则体系。但我们现在的文学研究常常是采取分离主义的态度，只谈文本，不及其余。4月份“非非主义”创始人周伦佑来南京开会，有几位诗人看到他斑白的头发时不禁感叹道：“想不到周伦佑也会老啊！”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说明周伦佑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一直是年轻的、充满丰沛生命力的形象，这种印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自于他所提供的那些充满活力的文本。确实，从80年代的“非非主义”诗歌运动，到90年代的《刀锋二十首》、《红色写作》，再到2000年后的“体制外写作”、《变形蛋》、《象形虎》，周伦佑一直以充沛不息的创造力和“深入骨头与制度”的锐勇为贫弱的中国诗界造血。再反观某些曾经一度活跃在80年代的诗人，却已提前显露出精神衰颓的老态，有的沉溺于前朝往事、念经拜佛，有的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乐不思蜀，有的则只剩下涂抹一些分行的废话、自吹自擂的本事了。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试图用一篇文章梳理80年代的诗歌谱系并总结出蕴含其中的精神光脉，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不过仍然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轨迹。从“新诗潮”到“第三代”，拾掇那些闪光的语言碎片，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条“从广场到江湖”的精神逃逸路线。在这里，“广场”意指从意识形态话语模式中抽离出来的反抗话语，但本质上带有对峙方的精神指纹，并暗中企望体制的认可和接纳。而“江湖”则有多重含义，一方面与庙堂相对，指与体制文学相疏离的诗歌在野状态，一方面表明80年代中后期诗歌写作进入流派化、团体化、群体性的存在事实，而写作在隐喻的意义上就是纸上的江湖，险象环生，生机与死灭并存，在语法构造和词的拼贴中考验着诗人的技艺修炼。“逃逸”只是一个中性词，“第三代”的“语言学转向”正是鲜明的标志，它在具体的写作中最终落实在对语言的沉溺上，即从意识形态对决走向审美救赎的现代性建构。

　　但是由于中国新诗发展的断裂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由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自然生长出来的，具有外来性和强加性的特点，在80年代诗歌写作中尽管吸收和呈现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修辞技法，但在现实社会、诗写对象、写作主体之间却出现严重的分裂，导致诗歌现代性不能真正完成。其具体表现在：一、主体的迷失。在“新诗潮”中崛起和重建的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尚没有在其后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就被一片喧嚣和浮躁的“打倒”声消解了，代际更替的强烈冲动遮蔽了对文化延续以及现实社会真实状况的理性审视，造成一种幻觉式的诗歌妄想症，这种过分高涨的诗歌乌托邦想象随着90年代后市场经济勃兴和整个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加快而迅速破灭，失语症和价值失落感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二、价值悬置和错位。文革的结束使一个缺乏宗教关怀的种族在“人间神”的倒塌之后陷入精神迷乱，传统、家园、民族、西方文化、语言等等价值中间物成为填补价值真空的寄托之所，一度成为诗人吟咏和追慕的对象，而对终极价值的不竭追问始终付诸阙如。归根结底，诗歌是灵魂的事业，由于内在精神的不在场，在价值大厦推倒之后的语言游戏中，有多少诗人的书写最终只是成为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精致赝品？现代主义对异化和碎片化的精神处境的批判性力量，在我们这里转化为诗人们装饰自由放任的高贵的花边。而在一个整体上尚且处于前工业阶段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一味执迷于表现形式的写作，使诗歌越写越纯，越写越远离大地，这种不及物的写作因一味强调写作主体的自由和特权、追求文本的纯粹，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互动关联的纽带，使得当初这种基于良好动机的审美观，于随后的历史运行中在相当程度上走向其悖反，当造就其批判能量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这种批判效能也随之丧失。这正是90年代后为解决诗学与社会学的冲突与焦虑，陈超提出“深入当代”、唐晓渡在《时间神话的终结》中提出“个人写作”、周伦佑批判“白色写作”并阐释和张扬“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的内在动因。

　　由此，越过80年代的宏伟幻象，我们看到在光辉的诗歌图景中有着怎样深痛的创面，80年代诗歌作为一份可疑的精神遗产，将不可避免地接受来自今天以及未来的严厉检视。在面对当下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普遍的精神焦虑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关于那段旧日子的集体缅怀，并以缺乏深刻反思的“重述”使其神圣化和浪漫化，这不得不令人感到疑虑和失望。今天，二三十年前那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决已经转化为一种潜隐的方式，体制具有了更多的柔韧性，并与具有强大收编能力的市场意识形态结成新型同谋，“1984”与“娱乐至死”交叠共存。在这种总体性的氛围中，诗歌如何在美学前提下呈现时代的道德律令？如何将渗透在我们的语法、修辞、逻辑等话语表达方式中的极权主义遗产清理出去？80年代的诗歌精神能够为我们提供怎样的参照？它是否具有朝向未来的生长力，能够穿透权力和市场的天空烛照当下的写作，并为诗歌的发展召唤出新的可能？我以为这才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

　　如今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文化机制下，诗歌的处境变得日益尴尬。一方面，与小说、散文随笔等文体相比，诗歌难以在文化生产的链条中产出丰厚的物质收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诗人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随着消费文化的迅猛发展，一个速食的平面化的阅读时代正在到来，浮躁的大众已普遍失去了阅读现代诗的耐心，诗歌难以激起公众的普遍关注。而与此相伴的另一种景观，是每天数以万计的分行文字在各类文学网站、论坛、博客上发布传播，造成一种繁荣的假象。互联网的便捷虽大大降低了诗歌发表的门槛，但复制与仿写也成为轻而易举之事，于是标准和价值失范，口水和废话充当起伪先锋，甚至有“会敲回车键就能做诗人”的说法。而那些秉持严肃写作的诗人却极其艰难地维护着诗歌的尊严，疾病和生存困境往往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80年代作为文化先锋和美学异端的先锋诗歌，除了在少数精神坚守者那里还能找到孤绝的回响，已经失去了曾有的集聚效力。这是市场化语境下不可逆转的事实，也是自由的部分代价。它表明，诗歌真正回归了自身：一种内在的孤独的力量。作为防御外在暴力的最后的盾牌，诗人通过语言的秩序和内心的整饬来平衡世界的混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契机。在这分崩离析的信念现场，我们仍有理由期待并倾听那些精神执守者的声音：大鸟展翅的升腾、豹子腾跃的闪电、深入虎口的掌纹、如火焰般抖动的信念的风旗，穿过骨质疏松年代的精神玄铁像一把断刀，以词的灼热和硬度奔腾在寂静的内心。为此马尔库塞的立场仍凸显出它的启示性意义：自律的艺术形式不是回避现实，而是打入现实，并且以抗拒现存关系的方式成为现实的“他者”，从而开启另一种可能的维度。

　　真正的先锋将一如既往。
　　
　　2010.5.30 南京
　　
　　①见《朦胧诗名篇鉴赏辞典（修订版）》吴思敬的《序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版。
　　②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载《西藏文学》1996年第5期；另参见张嘉谚《精神生命的癫狂纵欲——黄翔的朗诵诗和诗朗诵》。
　　③张闳《声音的诗学》，6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④张清华《内心的迷津》，16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 版。
　　⑤周伦佑《艺术变构诗学》，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版。
　　⑥欧阳江河《八十年代像场天花》，见《追寻80年代》，68页，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版。
　　
　　（刊于《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1期）

喜欢()

相关阅读

南方论坛

频道头条

频道推荐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