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关于梁雪波的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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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诗歌经受了一个时期的个人乌托邦的高蹈与沉溺之后，近年来我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诗歌和现实与生活的关系。我们一再谈论新世纪，但是“新现实”却并未带来“新诗歌”。即在一个摇旗呐喊欢呼“新时代”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和诗歌却似乎并未发生升级换代的变化。时代加速向前，精神加速向后，正是在这种不停地撕扯中诗人所呈现的就必然是残酷的现实和不断被强行拉远的“过去时”。而诗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减法”般的工作，不断去除事物和现象的枝蔓，不断呈现事物本来的面目。尽管最终可能只是面目全非的事实。时代转换确实有些像是从深夜向凌晨的悄悄过渡，更多的人并未觉察到二者之间正在发生的本质性变化。更多的时候我们学会关掉手机和闹钟在各种梦语和自我蒙蔽中来面对时代的变化和自我减损。然而诗人却恰恰就是那个在午夜和凌晨的转折点上，翻开时间指针背后表盘的那个修检员，就是那个精神的游荡者和不安灵魂的寻溯者。由此，在时代匆促转换人们都不去看前方的时候，诗人该如何面对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内心？相反在一个极权时代远去的当下，我们的生活和诗歌似乎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生活和诗歌的迷津中自我搏斗。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精神性文本中的细节、场景离中国的当代“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如何艰难——“在一个并不适合朗诵的季节，你消费着声音 / 消费鲜血、异议、殖民和玄想，抵达玻璃 / 却没有抵达人群，抵达耳朵却不能抵达内心 / 诗的羽毛：复制的黄叶，抚弄着时代之痒”（《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在一个写作已经与新媒体打得火热的今天，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候是更好的语言。我们的诗人太小看了当下诗歌写作的难度与困境。里尔克的这句话“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仍然是对中国本土诗歌的有力提请！而生活与诗人之间的“古老的敌意”正在可怕地消失。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中的“介入者”，他一起推给我们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自语和诘问。与此相应，我们每天与那些看起来无比真实和接近现实的诗歌相遇，但是他们几乎同时走在一条荒废的老路上。我们的当下有那么多的艰难情势被我们的诗人可怕地忽略，与此还有那些更为斑驳不自知的灵魂渊薮。希望我们的诗人能够在“敌意”中发现那些“新鲜的荆棘”。我们的诗歌都成了自我的关注者，个人的日常情感和生死冷暖体验从来没有在诗歌中变得如此高调和普遍。与此同时，在一个丧失了“远方”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是否都疲软地低下头来？此时，在渐渐寒冷的光线中，一只蚂蚁正爬过我们的脚面。它正昂扬而吃力地在夕阳下衔着一枚季节里腐烂的果实。我们应该向这只蚂蚁学习！我们不要抱怨高耸的城市里我们一次次经受了胯下之辱，我们不要抱怨在同质化和仿真化的时代里我们积贫积弱的精神和情感。我们要学会像那只蚂蚁一样在黑暗面前对不可知的“远方”抱有的高贵和自信，还有它的大过小小躯干几十倍的力量。诗人永远都是一个夜行者！ 梁雪波的诗歌中时时闪现出一些具体而日常的场景，比如室内、书店、书本等，但是很快这些场景将被一些突如其来的外物打破。无论是一只蝴蝶（《蝴蝶劫》），还是一对被时尚驱动的无知的男女（《早春记》），这一切都以对话或对抗的方式构成了内心场阈的复调性和象征意味。值得注意的是梁雪波诗歌的很多句式和精神走向都带有“旁逸斜出”的势能。那些绵里藏针、釜底抽薪式的诗歌语气以及荒诞的、黑色的、戏剧性的细节和想象呈现了一个诗人在新的“集体化”境遇下的无处不在的无奈、孤独、压抑和拒绝。我曾经认为经历了中国先锋诗歌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经在1990年代彻底宣告终结。尤其是在当下的去除“地方性”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远方”。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变，一切都快烟消云散了。需要提及的是我刚才说到的诗歌中的“远方”还必然指向了历史烟云深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伦理化的底层和民生抒写热潮中，诗人普遍丧失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换言之，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一样的社会现场的一层浮土，让我们看不到任何真正关涉历史和情怀以及生存的体温。在梁雪波这里，“远方”正是双向的。他既对现实的前方抱有足够的勇气和质疑，又对曾经仍在发生惯性作用的历史远方怀有充分地介入与重叙。而梁雪波恰恰能够在普通的日常化细节中如此不可思议地勾连起个人和家族的活生生的历史记忆，能够在那些不经意的事物身上发现“道成肉身”般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启示性和精神性的基质和纹理。他对日常的发现、掂量、捶打使得他具有一以贯之的同时灌注了“远方”和“当下”的巨大精神能量。 梁雪波不能不以回溯的视角来呈现历史性的乡村图景、个体家族的命运以及依稀泛黄的成长挽歌，代表性的如《日月铲》、《那年夏天的绿皮自行车》等。然而当下的很多诗人却在虚幻的“与时俱进”的冲动中集体性忽略了乡土本真命运的历史动因和现实机制。由此我想到的则是一首诗和一个新闻相比哪个更具有时代的震撼力。诗歌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怨恨诗学”。除了表达不满、怨愤和紧张，诗人在诗歌中还远有比这更重要的内容值得关注和表达，因为诗不是贴在这个时代的小广告、匿名信和举报信。它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群和现实中无比丰富又无比残酷的多层次性。比如时下流行的底层和打工写作，我们在伦理化的情绪表露中能够看到这一广大群体艰难的生存状态，但是却往往忽视了他们的精神存在以及更具有差异性的命运。诗人在普遍强调他们被压抑的同时，他们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却被集体性忽略。在一个写作愈益伦理化的时代我们也应该思考写作自身的伦理，诗歌永远要比摄像机和新闻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崭新触摸屏要更深入人心，也更应该深入时代的腹地。梁雪波的家族叙写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寓言和苍凉的白日梦幻。而诗人就此在去除宏大历史的假象和黄金的天空之后，他凛凛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为我们构造了进入历史和现实交互空间的独木桥——“有一辆绿皮自行车失踪了，那年夏天 / 它承载过，按响了一个时代的铃声 / 那青涩的链条仍咬着我的骨头艰难转动”（《那年夏天的绿皮自行车》）。而很多人在当下已经不情愿或者不敢踏上那窄窄的道路，因为他们被历史和现实已经吓破了胆量。 “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我们是否再次经历了一场并不轻松的诗歌写作历程和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当梁雪波将无尽的雪意和寒冷泼洒给我们这些在时代壁炉旁津津有味谈论时代和诗歌的人们，我们是否做好了重新做一个清醒者和“远行者”的准备——“沿着我的泪腺，一棵枯草似的孩子 / 在风中飘荡 / 一首带着暖气的诗无力拯救他 / 正如窗外连绵的细雨却只能 / 洒在他奄奄一息的梦里 / 那是天使禁足的国度，仁慈的光 / 无法照临的大地 / 一个被摧折的孩子，不可补偿的孩子 / 我的孩子 / 走在死亡的边境线”。 2012.11.21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评论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滇池》“中国青年批评家”，被学界誉为“1990年代后期以来自由批评家和个人批评家的代表”。著有《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一个人的和声》、《无能的右手》等，发表论文及随笔六百余篇；主编有《中国百年新诗大典》（第27卷）、《诗坛的引渡者》、《新诗界》、《2011年中国年度诗选》；曾获《诗探索》首届评论奖、《诗选刊》2012中国年度最佳诗歌评论奖、《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等。 （刊于《诗江南》杂志2013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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