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毕飞宇：我一没故乡 二没姓氏(2)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3-11-08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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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软肋我的疼”

　　如果说，不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不掠他人之美，只是小“不易”；自己说自己的不是，当属“大不易”；盛名之下自曝家丑，更为不易。

　　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就这么干了。——这部书，公开出版在“茅盾文学奖”作品《推拿》改编的话剧上映的季节里。

　　而此前德国诺奖作家格拉斯在传记《剥洋葱》中自曝“曾加入纳粹”引发的轩然大波，毕飞宇不是不清楚。

　　在毕飞宇的自我陈述里，12岁的自己，是一个“文革遗风”中的少年，有着“骨干的危险”。

　　那是1976年11月，“四人帮”刚被粉碎。中堡中学一年级学生陈德荣，难耐校长“陈德荣在搞’四人帮’”的批评，决意报复校长。他用粉笔在公社革委会大门上写下了五个字。“套用当年术语，他写了‘五字反标’。”

　　经过班级同学不停地“听写”、学校“抽样听写”、上级“考查听写”……陈德荣的字迹，被查出了主人。

　　之后，陈被开除，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但因年龄的缘故，不被允许离开中堡中学。学校第一时间建立了“中堡中学大批判小组”，组员为初中一年级的10名“好学生”，毕飞宇是其中之一。

　　这些“学生骨干”集中起来，读报纸，喊口号，确认陈德荣“十大罪状”，每位同学负责写“一条”——毕飞宇写的是《陈德荣是一个惯偷》。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今年50岁的毕飞宇回忆，自己所写，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栽赃，甚至把小学阶段的“失物疑案”都栽赃到陈德荣的头上，为了“事实”不断地“证明”，陈德荣做出“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系“蓄谋已久”。

　　12岁的“学生骨干”，并不纠结于栽赃的是与非，只是担心自己栽赃“不够”：“不深刻”，“不全面”。

　　在过去的书写里，毕飞宇写过不少关于“文革”的作品，但从来没写过“反标”题材。他坦陈，不愿意写，就是出于“回避”、“我的软肋我的疼”。

　　但是，有谁能逃得过自我的审判？2003年，距离四十岁生日就剩俩月的毕飞宇，选择了面对，面对“随着年龄增长，陈德荣的音容笑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在他看来，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太漫长，也太不体面。

　　他拨通了千方百计找到的陈德荣电话。记者问毕飞宇，两人在电话里谈了些什么。毕飞宇说，“聊了很久”。跟《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所言完全一致，只不过书里多了一句“我把想说的都说了”。

　　他不多言，记者便也不再多问。

　　“那样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再做了？不，我不会这样说。这样说是很不负责任的。我愿意相信，那样的事情我依然有可能再做，因为胆怯，因为虚荣，因为贪婪，因为嫉妒，因为自信，因为不可思议的‘一个闪念’，都有可能，只要外部提供充足的条件。作为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我不愿意独立地相信我自己，我也不愿意独立地相信外部——我更愿意相信向善的生命个体与向善的外部条件所建立起来的向善的关系。”毕飞宇如是写道。

　　还在笔下反思了“自信”：“自信这东西极为复杂，有心智上的自信，有肉体上的自信，但是，有一种自信我们必须警惕：道德自信。因为道德自信，一个人极容易陷入迷狂，它让你手握绝对真理，然后，无所不为。这个无所不为自然也包含了无恶不作。作恶和道德上的绝对自信永远是一对血亲兄弟。”

　　还“告诉自己不拥有绝对真理最重要”：“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你才能宽容，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精神上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你才有自由。”

　　这一“丑陋”，毕飞宇交待得很彻底。

　　“人真的不能太相信自己，尤其在道德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我宁可相信制度，也不相信人性。好的制度比人性更重要。”采访中，毕飞宇不止一次强调。

　　他告诉记者，写不写陈德荣，自己曾经很挣扎，但最终，决定“能放进去”，他“很高兴”。

　　这段自捅痛处的章节，被放在全书的末尾。

　　最后一句，是“你想心安理得，你就得小心你自己”。（采写/本报记者　朱玲）

　　关于毕飞宇　1964年1月生于江苏泰州兴化市。作家、南京大学教授。著有《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多部影响深远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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