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杨炼：“提问者，诗人和思想者的姿态”(2)

来源：北京文艺网

2013-12-26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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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我们会获益于漂流的过程

　　夏榆：从1988年旅居澳大利亚开始，到现在你有二十多年的漂流生活。这种漂流状态给你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对你的写作是成就吗？

　　杨炼：曾经我跟高行健有一个对话，题目就是“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我认为流亡，或者说漂流的状态，其实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杜甫漂流到四川和我漂流到伦敦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当然以今天我们这个语境而言，如果概括为一个方程式的话，那应该说是距离产生自觉。用一个比较具像的例子来说，就像我在希腊，土耳其的爱琴海岸，其实就是古希腊的地方，我有一次站在古希腊的城岗的废墟上，远眺地中海，突然我有一个感觉——后来变成了一句诗——就是“远眺创造几何学”，因为你在远眺的时候，你的眼睛里不是只有眼前的这些大理石柱子，大理石的废墟和一直到地中海之间的果园，远处的地中海的闪光和地中海上空的那种蓝天，构成一种整体。

　　实际上我觉得，不管诗人的漂流的起点是否是因为政治，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获益于这个漂流的过程，其实远远大于被迫离开祖国的那一刻的痛苦。我虽然住在伦敦，走在街上说着英文，或者在各种国际文学活动里经常用英语和别人交谈。但是所有这些交谈，除了我面前的交谈对象以外，其实真正的交谈是在我之内的那个说着中文土话的，这个潜在的中国诗人对话，在反思中国的语言，反思中国的现实，在反思中国诗人在中国环境之内的位置，反思中文诗歌与世界诗歌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说所谓思想家就是这样的，你要把你的整个生活，每一分钟的呼吸，都变成思想进步。

　　夏榆：在你的周围，你会遇见很多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在你看来，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他们对世界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杨炼：应该这么说，我并没有刻意跟国际上的优秀作家和诗人交往，都是随机的，比如在各种诗歌朗诵会，或在什么文学活动等等之间的接触，有的作家比较熟悉，有的作家是萍水相逢。但是，简单的来说，我觉得这些作家确实是非常到位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起点很低，但实际也是最高的一个点。比如说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我跟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西大厅朗诵诗歌。那是布罗茨基一生中最后几次朗诵之一，是在他去世不久。布罗茨基除了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之外，还朗诵他翻译的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他用俄文的风格诗歌朗诵英译的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特别的激情和音韵感极强的，把那种俄文的音韵感带到不是那么有音韵感的英文中，语言之内。朗诵了一段之后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灯光的缘故——他的健康已经很不好了——停下，要求灯光弱一下，然后在重新开始。就餐的时候我们坐到一起，我就跟布罗斯基谈论诗歌的层次。俄文风格的译文朗诵。布罗斯基是以持不同政见的诗人著称的，也因此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在聚集的时候主要谈论的是轻松的诗歌形式的问题。在形式的背后能感觉到他作为人的真诚。布罗茨基一生遭禁、被囚、被逐、流亡和获奖的经历，使众多的批评家和读者很容易给他和他的创作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但实际上，布罗茨基非常反感对他的这种有意和无意的利用。布罗茨基更强调诗歌和政治的不同，诗歌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沃尔科特也是如此，这俩人看得出来是铁哥们，走路都搂在一起。阿多尼斯简直就是一个质朴的老朋友，他喝酒聊天的那种方式你说是一个老农民也不过分。我们在柏林做了一个关于诗歌思想深度的对话，对话的题目叫“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实际上当我们直接触及到诗歌本质的时候。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形式怎么千变万化，实际上始终有一个压舱石，那就是作家对人的处境，对人的生存的深度的表达。

　　最根本的绝境是我自身

　　夏榆：在海外二十多年的漂流，你的思想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炼：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往的思想得到了确认和加强。这个确认是建立在冷战之后，本来以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以为这个世界大同了。但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到9·11一声爆炸，突然之间这个梦破碎，人们发现这个世界面临着更加血腥和严酷的的现实。而且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更极端的绝望，因为在意识形态冷战时期，人们似乎还可以在两大思想阵营之间寻找一种选择，今天则是放之四海而资本主义，你如果想对抗金钱，意味着比对抗伊斯兰教的安拉还无望。这个时候，我原来拥有的人性永恒的处境就幻灭，这种黑暗感很久笼罩着我。这是为什么我后来生发出诗意的反抗的意识——我有几个阶段，政治的反抗，文化的反抗，最终落实为诗意的反抗。诗意的反抗定义就是全方位的困境和个人反抗。我突然发现我跟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确实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在不停地回到屈原的《天问》，他是从宇宙开创之初问起，穿透整个神话历史和社会现实，回到诗人自我，屈原叩问两百个问题，没一个有答案，他不停的用更深的问题涵盖以前的问题。这种专业提问者的姿态，就是我们今天作为诗人和思想者的姿态。

　　夏榆：作家怎样建立有价值的写作？在国际化的写作中更容易建立标准么？

　　杨炼：对整个人的根本性处境的思考。对人性的根本性处境的体验在国际化写作中更为彻底。我不认为强调外在困境一定能给作品加分，你的分数就是自己挣的，九十分就是九十分，没深度搁哪儿也没深度。为什么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东西，我看了以后很感动。它没有那么政治化，虽然帕慕克在现实里是一个对土耳其政府，尤其是对伊斯兰思想控制持反对立场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我看到的更多地是自我反省，自我追问，是他对广博知识的占有，对艺术丰富性的深刻理解，是他充沛的创造力，这样的作品搁在手里沉甸甸的。

　　真正的最严酷的处境就是我自己，最根本的绝境就是我自身，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要反抗，就是反抗这个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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