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诗刊关于雷平阳《春风祷》的讨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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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元峰：雷平阳似乎知道，在他以往的人间省察周围，一个富足的地方性存在，它是诗语的一部分。雷平阳邀请云南进入他的诗中，就必须抵抗自己沦为方志作家的惯性。很多沉醉于方志写作的作家，都这样挥霍了自己的才华。福克纳不是方志作家，因为他在家乡沉入了一种永远无法写尽的无限性中。雷平阳能否摆脱这个危险，就要看他如何从家乡的方志阴影中逃离。就《春风祷》来看，很多问题已不再是云南问题。但雷平阳将这些问题附着在笼统的云南地标和抽象的人生上，诗语的活力几乎要靠呓语来维持。这是十分吃力的行程。我经常想，这个有洞察力的诗人如此敏感，为什么要这样钝化自己？ ■ 韩松刚：我之所以说雷平阳的乡愁具有一种内在情怀，是因为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建立在现实悲悯和精神的浪漫高蹈基础之上的坚硬质地。他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但是诗人的情怀早已轻易越出了地域的边界，而具备了强烈的现代性意味。这种极具现代性的情怀和思想在其早些的诗歌如《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怀念德宏州》等中已经坦露无遗，而到了《春风祷》中，它已经不仅仅是感性和理性的撞击，而是有了祷告仪式样的精神升华和神性意韵。“一种反向的文明，被培育，被倡导/贴着地皮，翻卷着，无边无际/……——我们为此祈求吧，吹动佛尘/如柳丝，让千万狂跳的心，趋于寂静/我们为此撕开大地的皮，命令/滞留于地下的人，用眼泪/给籽种润心、催生、浇水/为荒芜的世界，留存一点点期冀”。在雷平阳的诗歌世界里，这现实的残酷催生出了诸多无意义的挣扎以及更多关于虚无的哲学思考，因此，他无奈的悲悯仿佛只能化作“一点点期冀”，进而实现精神内核的再次完善、升级。 ■ 育 邦：在这些方面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对于诗人而言，抵达是最为重要的目标，否则写作这一旅程会变得虚无。史蒂文斯说：“诗歌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哲学。诗歌就是诗歌，一个人作为诗人的目标是抵达诗歌，完全就像一个人在音乐中的目标是抵达音乐。”在“瞬间”和“漫长”的自由转换中，诗人通过寻觅这些林林总总事物的深度、广度和长度，在精神向度上，他赋予它们现场感，从而实现某种预设目标的抵达。我从来不认为雷平阳的写作仅仅是“云南书写”。云南作为地理学上的概念镶嵌在雷平阳的诗歌中，这并不影响他文本的广度和深度，“云南书写”已成为东方传统与人类经验的传达。传统、文化、生活、经验、内心均成为他体内有机的组成部分，“天地人”已然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他的身体里，因而我们也不难理解雷平阳的写作已然进入通达澄明的自我书写阶段。 ■ 梁雪波：不过，与杨健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激烈的道德化言说相比，雷平阳的面孔多少有点儿模糊，就如这首《春风祷》，尽管堆叠了很多地域文化的符号，但却缺乏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切身性的视角。现代性是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催生出各种物质神话，加之于人的命运轨迹便是“逃离地方”，从乡村奔向城市，从边地逃向中心，逃离地方的过程也就是逃离自己所嵌入的自然和文化背景的过程，它将人最终抛入一种反生态的、同质化的、割裂的“极端不真实”之中。这种撕裂的身份意识，以及地方与主体、自我与他者、异乡与故土之间的痛苦的纠缠，至少在这首诗里没有呈现出来，诗中的抒情主体好像天然地享有文化庇佑权，缺少内省和批判的维度使诗歌哀婉有余，而少了一点直指人心的力量。弗莱认为，将边地“田园诗化”的叙事是一种喜剧模式，相应的是一种具有悲剧叙事的哀歌模式，其中包含着逃避尘世的冲动。正如《春风祷》最后所表达的诗人“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山中的土司”，有信仰、宗祠、财富和时间，然后在“细数江上的波浪、星光和柳丝”中获得内心的慰籍。这难道就是土豪版的陶渊明？由于文化基因里缺失一种“神圣价值的核心”，无法建构起人与价值的神圣关联，诗人抵御现代性粗暴掘进的方式仍是逃向自然田园的旧梦，既无法上升到追寻神性踪迹的精神高度，也无力承担价值虚无之后的分裂之痛，更不知应该怎样弥合自然、身体、地方的分裂处境，把人重新定义在宇宙中，唤回人类所丧失的整体性。由于绝对价值的不在场，以及对于生态主义的认知匮乏，精神黑夜的事实仍将持续下去，并淹没在日益高涨的消费主义的嘉年华。 ■ 傅元峰：我觉得这首诗有很明显的宗教主题。在春风的行程里，云南地标有一个逐渐向上的过程，最终抵达了终极关怀。在根子的《三月与末日》中，春天是有形可感的，诗人在诗中是一个角色，诗最后的内容是情绪。但在《春风祷》中，春天的足迹被云南的地理风貌标注，诗人和它具有模糊的同位关系，诗人在诗中是一位主事，诗的内容被文化焦虑和终极关怀中的问题贯穿起来。两首诗都有历史的回声，语境被清晰反馈过来。在根子的诗中，语境问题包含了大量关于春天的个体感受，诗人的悲伤情绪宣泄形成了关于春天的奇异修辞，但还没有触及语言问题。《春风祷》经过了宗教探询，是否能够把被意识形态捆绑的话语修改为一种个体诗语？雷平阳抛弃了于日常事件的静默观照中寻找诗意的做法，尝试用提炼和升华的方式，承担文化和语言交织在当代汉诗的重大使命。这种承担会不会走出老北岛的陷阱，有新的收获，还需要拭目以待。 ■ 汪 政：元峰对《春风祷》宗教主题的阐发很有意思。我到想到另一个话题，即这种宗教意味与诗体的相关性。 ■ 傅元峰：确实可以展开来说的。祷文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它是被铺展或摊平的文字。《春风祷》也是如此，抒情者的主诉随风而至，这种类似宗教仪式主事的呓语，靠象征或隐语遥远地指涉现实，诗中抒情者的情感厚度和文字厚度始终如一，意境的深度和节奏的长短也没有太大变化。雷平阳的诗，近年有在文体上回望传统的倾向，如《祭父帖》。这也和他的诗不断追随文化的纵深感有关。不过，我更喜欢雷平阳朝向日常生活的诗篇，在那里，抒情者是讲述者，静默，隐忍，有恢弘的情感和尖锐的洞察力。近期他逐渐转变了抒情者的角色，成为一名表述者，离开了生活流，追寻文化地标。在这篇春风祷中，隐喻掩盖了生活，诗人在探索心灵空间具象化的方式。但文化的概念化、类型化和个体心灵的复杂性还是水火不容的。尽管诗句已经足够流畅，有祷文的平缓和规整的宣告结构，但还是给人夹生的感觉。我一直质疑雷平阳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新的文化寻根的心态，它究竟能够给已经足够平面化的汉诗诗语带来什么？或者，重拾文化寻根的主题，重新讲求地标特色的地域文化，这些究竟能够给诗歌带来什么？把文化焦虑表达为一种古老的散文体制，是不是最终会成为誓词一样的文字而吞噬掉现代白话给汉诗带来的活力？ ■ 何 平：再有就是语言，或者是“词语”。雷平阳曾经写过一首叫《词语》的诗。在《词语》里雷平阳写道：“我还是绕不开，一个接一个/生病的词，乞求的词，泡在/血汗中的词。这些幸福的反义词/因为挣扎和打磨，很多都没了/偏旁部首，成了错字和别字/有的，还被拆散了，像楼道上/乱扔的垃圾”。记得汪政老师在谈于坚诗歌的时候曾经用“词与物”做过题目，雷平阳的写作趣味、路径和于坚不同，他在已经新词和旧物的抵牾和相忤中生成诗歌中紧张和对抗的力量，而这恰恰可能接近我上面关心的“诗结构”，也就是说雷平阳的《春风祷》是在词与物的追逐和闪避，追逐和不达中完成诗的结构。 ■ 汪 政：这个话题也有意思。不过，你这儿的语言还是结构层面的话语意义上的。这几天我跟大家就这首诗曾断断续续地有过交流。宗刚也与我说到语言，他说的语言更多的是修辞层面的，宗刚好像有些看法，不妨说说。 ■ 张宗刚：这首诗的语言还是值得称道的。比如诗中那些集束式句子：“哀牢山的荒草想还魂……梨花坞的桃花，是群异乡人/它们想穿红棉袄，想提红灯笼/发誓要抢在梨花的前面/轰轰烈烈地开……”（1节），“哀牢山的树，一棵/想变成两棵，它们都爱上了自己……”（7节），“荒草的清明节，昆虫将喉中的喇叭/一一关闭。或在土中，伸出小舌头/深情地舔着草的根须……”（14节），完全以形象说话，以意象示人，如此纯粹的句式，真正促成文本的气韵生动。还有作品中氤氲着近似神巫般的氛围，在祛魅与返魅之间，纠结出诗性的忧伤。 ■ 汪 政：你重点说说你不太认同的地方。 ■ 张宗刚：从大处说，有的地方给人的感觉是做作，夸张。一些刻意设置的“文化”意象，如旧城、寺庙、牌坊、祖屋等等追求深度但却丧失了原本的虔诚大气。另外就是我觉得此诗最碍眼处，也许是“大词”（big word）的滥用：革命、母语、命运、宗教、自由、灵与肉、生与死、兵工厂、屠宰场、殡仪馆、刽子手、纪念碑、推土机、暴力美学、栽赃、杀戮、轮回、悲悯、茫然、孤绝、地狱、天堂、亡灵、末日……这些随处可见的大词，有些原本无需存在。 ■ 汪 政：语言的问题恐怕要进行仔细的文本细读，宗刚这儿也只是点一下，他好像已经有了专文，那就另谈吧。谢谢各位！ （2014.2《扬子江》诗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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